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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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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舰艇要高。舰艇上大都安装了高射炮,防空能力有了增强。    
    海军在此期间先后造出了高级侦察机“江鹤”号、“江风”号各1架,水陆两用侦察教练机“江鹊”号、“江鹇”号等共5架,舰载水上侦察机“宁海2”号1架,及“弗力提”式教练机12架。    
    此外,海军在军港建设、航道测量、军械更新、粮煤弹药储备及观象、医疗等方面都作了整备和建设。    
    中国的空军从1929年起才正式成为1个军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空军所属新旧飞机200余架全部被日本抢去。到1932年,国民政府中央空军仅有50架飞机、200名飞行员。当时的空军“散漫而又微弱”,“只是作了军阀们政争的工具,对于整个国防,不曾有过些微的建树和功绩”。因此,从“一?二八”抗战到长城抗战,制空权完全为日本掌握,中国军队的活动尽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在其轰炸、扫射下的伤亡更不知其数。为此,国民政府着手规划建设空军,先后拟定了1932年至1937年的五年计划、1933年至1936年的三年计划、1933年10月至1937年12月的四年计划。计划几经调整,在最后拟制的四年计划中,根据“国防上需要空军最小限度”及“在事实可能范围内竭力建设之能力”,计划到1937年主要达到的目标是:(一)建设高级航空学校1所(将笕桥航校改建)、初级航校2所、机械学校和参谋学校各1所,培养飞行员700人、机械人员2000多人。(二)建设空军27个中队,常备作战(驱逐、侦察、轰炸)飞机375架,加上教练救护机117架,总共432架。(三)建设航空制造工厂3所、修理工厂6所。   
    (三)建设航空制造工厂3所、修理工厂6所。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国民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一)加强组织,培养人才。1932年9月,将军政部航空学校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自兼校长。次年11月,将空军主管机关航空署由隶军政部改隶军事委员会。1934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担任秘书长,负责空军事务。中央航空学校及初级班洛阳、广州分校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担任教练。到1936年,毕业的飞行员生约700多人。同时培养出一批机械、照相、轰炸、通信人员。1936年4月在南昌成立的航空机械学校则专门训练机务人员。(二)购买设备,建造工厂。国民政府还向美国和意大利大量订购飞机、航材、汽油。据美国航空商务部的统计,从1931年到1936年8月,有453架飞机运往中国。国民政府原有韶关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制造厂的规模都比较小。航委会于1934年10月和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合办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工厂。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办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又和德国合办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韶关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仿美“霍克”式双翼战斗机,制成了“新霍克”式战斗机。但金属螺旋桨、发动机、仪表和一些金属材料都依赖外国进口。    
    此外在机场建设,材料、弹药、油库建设,气象、通信和地面保障、防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到1936年6月前,国民政府中央所属的空军有14个中队。7月,两广事变时,广东的空军投奔中央,又增加了9个中队。同年10月,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共捐献了470万元,以捐款购得飞机68架。1937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全国为6个空军区。实际成立的只有第一(南京)、第二(南昌)空军区司令部。全面抗战前夕,全国空军总计有飞机约600架,飞机场共有100多个。    
    在发展空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处处要依赖外国,进口的器材五花八门,聘请的外国顾问各搞一套。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常备飞机的实际数字仍未达到四年建设计划所规定的指标;且由于缺乏后备力量,人员、器材补充困难,因而到1937年底就基本上失去了制空权。    
    结合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进行演习,是国民政府对日准备抵抗作战的一项内容。为此,陆、海、空军都进行了演习,尤其是陆军的防空演习成效较大。    
    1935年冬,陆军在南京东南地区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参加部队为国民政府最精锐的第87、第88和第36师。演习分为东、西(红、蓝)两军,状况空前。    
    另外,各地区进行了局部演习。特别是各地要塞防守区,演习在防守区内就地进行。演习科目为对敌舰射击、各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及联络、战场内追击、对上陆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    
    海军的演习只是演练封锁江面的布雷,技术性比较强,规模不大。    
    这一时期的陆、海军演习都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主要是怕刺激日本,也是为了保守战术、技术上的秘密。    
    比较而言,防空演习的规模较大。当时国民政府将防空分为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种。积极防空是指利用空军和地面高射炮兵对入侵敌机进行攻击驱逐;消极防空是在敌机轰炸扫射时疏散隐蔽,使损失尽量减少。    
    1934年8月进行了第一次首都防空演习。设想敌机自长江口侵入,沿长江西侵,或沿京沪铁路及京杭公路进犯。演习共进行两天。日间演习通信监视、飞机攻守、防空部队射击,进行消防、防毒、救护等;夜间演习敌机轰炸、灯火管制和交通管制等。为了搞好这次演习,几乎动员了南京所有的军民,并对报道、宣传进行了控制,目的是为了保密。这次防空演习增强了全民的防空意识,为尔后大规模的防空演习取得了经验。1935年5月,在南京举办了防空展览;当年秋季又举办了京、杭、镇(江)联合防空大演习,对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居民进行防空训练。    
    1936年4月,国民政府根据防空需要,在全国划分9个防空区:第1区江浙皖,第2区鲁豫,第3区闽赣,第4区晋绥,第5区冀察,第6区湘鄂,第7区粤桂,第8区陕甘宁,第9区云贵川。各区内设情报所或分所,所下辖防空监视哨。防空监视哨是1934年秋首都防空演习时成立的。由于当时没有雷达预警设备,就在各交通要道、重要设施地等处设立监视哨。监视哨人员携带通信工具,配置在各大城市周围100至250公里的地境内,不分省界。当敌机飞临时,情报员即将敌机数量、飞行方向乃至机种逐次传递,以使预警区做好防空或作战准备。此项监视业务后又扩大,由防空区内的交通、通信机关,如铁路、船舶、公路、电报、电话及警察局、乡镇区公所等兼任,由成立的防空情报所或分所进行领导指挥,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防空监视情报网。   
    (七) 整备要塞和修筑国防工事    
    国民政府整理建设要塞工作始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1932年2月,为防日军舰沿江进犯、拱卫首都,在军政部内成立江阴、镇江、江宁各区要塞实施委员会,主办工事设计、实施事宜。由军务司主持此事。同年12月,为统筹国防工事,在参谋本部内成立城塞组,组长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1935年易杨杰)。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首先对江宁、镇江、江阴要塞进行整理。    
    1932年5月淞沪协定签订之后,国民政府认为“现在外侮亟亟不可终日”,乃对要塞继续整理,并制订要塞五年整备计划。该计划以中国中部(北自黄河、南迄甬江)为中心,以长江为重点。整理的方针是增加其强度,并辅以相当守备队,重视游动炮兵及水中防御器材的设置,以阻止敌人登陆。    
    参谋本部将中部地区以南京为中心,划分为中、南、西、北四区。后又将福建划为闽区。初步想定和计划如下:    
    中区:包括东西梁山守备区、采石守备区、南京(江宁)要塞区、镇江要塞区、江阴要塞区、福山守备区和上海守备区。本区系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为敌军作战目标。战争爆发后,敌陆军必然沿京沪线、海军沿长江,在空军的掩护下向南京进犯。淞沪协定签订之后,吴淞要塞已失去作用,而江阴为长江第一门户,为拱卫首都南京,首应加强江阴、镇江和江宁要塞区。    
    南区:包括澉浦要塞区、镇海要塞区、定海守备区、乍浦守备区、海门守备区、永嘉守备区。该区为首都东南屏藩,且为富庶之地。战争开始后,敌为策应京沪路方面的作战,并掠夺资源,必利用该区内地平坦、便利登陆等条件进行进犯。该处整备的重点为乍浦、澉浦和镇海要塞区。    
    北区:包括海州要塞区和南通守备区。海州为陇海路之终点,又居华北、华东分界处,敌在此登陆,可西窥徐州,威胁华东、华北军的侧背,又可截断南北之联络。南通为长江北之重镇,整备该地,目的是阻敌舰西进,使宁、镇、澄(江阴)各要塞能作充分准备。    
    西区:包括芜湖守备区、大通守备区、安庆守备区、马当(今马)守备区、彭泽守备区、湖口守备区、九江守备区、武穴守备区、富池口守备区、田家镇守备区、蕲春守备区、黄石港(附石灰窑)守备区、团风守备区、阳逻(今阳罗)守备区、五通口守备区、青山守备区、武汉守备区。长江为我国中部东西主要航线,日舰在长江航行无忌。战争发起后,敌必对江内我航运进行破坏,对沿江商埠进行扰乱。为航运安全,在战争发起后,各守备区利用地形和既设工事,将敌舰击毁。本区重要者为芜湖、安庆、九江、田家镇、武汉等处。    
    闽区:包括沙埕港守备区、三都澳军港区、福州(闽江口)要塞区、兴化浦宁守备区、泉州湾守备区。该处临台湾海峡,为东南门户,一旦战起,敌必自台湾占领福建,策应主力方面作战。本区应依地形险要程度,备筑防御工事,防敌侵犯。    
    后来考虑到为保障山东半岛的安全,防敌自山东沿海登陆,又分别在青岛、龙口、烟台设立守备区;又虎门是广东的门户,原设有工事,为防敌进犯,此处要塞加强警备。    
    为保证战略、政略中心南京之安全,各要塞整备的顺序为:江阴、江宁、乍澉浦、镇江、上海、青岛、龙口、烟台。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完成整备。    
    1933年10月30日,蒋介石致电贺耀祖:要求其“先定一中南北西区之整个方案与修筑步骤之计划。同时定一各要塞各部计划之图案与详细方案。如现在无此要塞图案之顾问,则不惜重资另聘,并须从速也。”此后,各要塞加紧了整备的步伐。但至1936年时,除了江宁、江阴、镇江以及镇海、虎门等少数要塞在原有基础上加以修筑、修配或增设要塞炮外,大多未能落实。    
    对日作战的国防工事是1935年以后才开始构筑的。1932年日本侵略淞沪时,南京军、政当局曾以南京为中心修筑了一些国防工事。后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军政当局把军队调到“剿共”前线,修筑工事的事也就停了下来。    
    对日防御的国防工事,修筑的基本方针是以长江、铁路为轴线,以交通要点为中心而进行的。华东以长江下游、津浦南段、沪宁线、沪杭线为轴线,以南京、上海、杭州、徐州为中心,其防御方向为东(拒海上来敌)、北(拒敌由北向南);华中以长江中游、平汉路南段为轴线,以武汉、郑州为中心,其防御方向为东(拒敌沿江西上)、北。华北以津浦路北段、平汉路北段、正太路和平绥路为轴线,以济南、沧州、石家庄、保定、张家口为中心,防御方向为东、北。当时构筑的国防工事主要是用钢骨水泥,按德国、苏联最新规范构筑的机枪、小炮掩体及观测所和掩蔽部等。根据地形及战术要求等条件,分别构筑永久性、半永久性和临时性3种工事。有的只备建筑材料,待需要时再临时构筑。   
    华东沪杭地区始于1936年构筑国防工事,以防御日军从海上侵入后海、陆军协同西进。军事委员会结合地理形势,将沪京杭地区划分3个防御区,即京沪地区、沪杭地区、南京地区。    
    京沪地区的阵地:利用长江、太湖以及纵横的河流等有利地形设若干阵地带:第一阵地带配置在吴江县至福山镇,第二阵地带配置在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两阵地间的龟山至梅村一线设置中间阵地。后方阵地带在石庄到常州一线。另外在昆山附近及其以东地区,利用高地和各要点构筑了据点式的前进阵地带。其前方设置了警戒线或警戒点。    
    沪杭地区的阵地:以乍嘉线(乍浦至嘉善)为主要防御地带,苏嘉线(苏州至嘉兴)为第二防御地带。两地带之间的滨海一段还构筑了侧翼阵地。后方阵地带配置在杭州到湖州一线。在全公亭、新仓镇、庙陈镇等要点构成据点式前进阵地带。又在柘林、奉贤、闵行等地构筑警戒阵地。    
    南京地区的阵地:主要阵地带配置在龙潭、栖霞山、青龙山、苍波门、大胜关、上新河、下关、燕子矶一线,形成闭合性的环形阵地。以南京城垣为核心阵地,在城外利用下关、香山、江山、紫金山、雨花台到双桥门一线构成补助复廓阵地带;在城内北极阁、鼓楼和清凉山构成坚固的核心据点。此外在江北浦口、浦镇等地设置了桥头堡阵地。    
    主要阵地带和第二阵地带的步兵营阵地都是连续式配置,主要方向上构筑了较多的永备筑城工事;次要方向上重点构筑了部分永备工事(有的未构筑)。按照计划,在战争动员阶段再构筑大量的野战工事,将永备工事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系统。    
    徐州、海州为连接华东、华北的交通要道,敌如占领该地,不仅截断南北交通,而且威胁南、北我军侧背,继而南犯沪、宁。为此,除在海州设一守备区外,还修筑了以下阵地工事:    
    第一阵地,从连云港附近的灌河口至临洪口、青口沿海岸一线。中间阵地线,自阿湖至沭河各线。野战主阵地线,临沂迤南沿沂河西,经龙池集至窑湾,复沿运河折而东南,经骆马湖、宿迁、泗阳,再折东北至涟水之线。    
    徐州要塞防御线,由案山经韩庄、聂庄、芦山、西朱古、杜安、大成山、利国驿一线。徐州复廓要塞线,由凤凰山至大黄山、隔鸡山、团山、柳兴庄、张庄、夹河寨、吴山窝、光驴山、猴山、大韩庄之环线。    
    武汉地区的要塞整备和工事也是1936年开始构筑的。其主要目的是:“(一)对敌潜在的势力;(二)对武汉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国军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58〕因此,对武汉附近的筑城,又分为“江防”、“陆防”和对汉口租界工事三部分。    
    河南省郑州周围各地的工事是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开始以城市为中心构筑的。黄河以南,在开封修筑了向东防御的环形阵地,在郑州修筑了向东、向北防御的环形阵地;黄河以北,主要在新乡、安阳、沁县等地修筑了向北防御的阵地。后又在豫东的商丘、豫北的焦作及皖北的亳州等地构筑了工事。    
    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地区的工事要求由地方当局负责构筑。抗战爆发前只作了计划,并未有构筑的行动。    
    国民政府构筑的国防工事对后来抵御、阻滞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发挥了一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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