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女性演说精粹-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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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对科学界女性的歧视究竟是法律引起的，还是社会性质造成的？抑或
问题在于女性自身，是她们不愿迈入科学殿堂？能否断言女性的科学才能不
如男性——天生对数学有着一种恐惧的“心理障碍”？
近期里，有关这类主题的文献出了不少。前段时间在纽约，我到国会图
书馆进行计算机查询。我输入指令：请查找女性与科学这一主题。信不信由
你，才两秒钟，计算机便显示，有关文献达1631 篇之多，而且能轻而易举地
提供全部的原文！
女性天生不宜从事科研，这种遗传学上的谬论必须尽快彻底抛弃。一个
玛丽·居里①，一个莉莎·迈特纳②，就足以证明天性决不是歧视科学界女性
的理由。
如果天性不足以成为歧视科学界女性的理由，那么这种歧视必定源自于
文化。文化与天性往往相互交织，很难区分它们各自对科学家所产生的影响。
有关文献清楚地表明，第二性征，如科学才能，显然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天
性。
文化歧视的不利影响早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潜移默化，它表现在儿童游戏
角色的分配上：女孩主“家政”，男孩主技艺。女孩一再被告诫，她们是学
不好数学的，直到她们信以为真。在决定个人的特性和才能方面，环境的力
量真令人可怕！
这使我想起了瑞士戏剧家弗里施的一部著名戏剧“安道尔”。安道尔系
一小国，毗邻一法西斯大国。安道尔的执政者收养了邻国一位流亡者的孩子，
并认为这是一个犹太人。执政者对这个孩子爱护备至，而孩子也希望继承养
父之业，日后成为执政者。可是尚在童年，他就被告知，他不可能成为执政
者，因为犹太人当不好政。他应当去做买卖。结果，孩子屈服了，自以为确
实无此能耐。然而当戏剧接近尾声，剧情突变，原来他并非犹太人，而是出
身于一个反法西斯的贵族家庭，现在他可以成为一流执政者了！
因此，很显然，女孩必须克服这种心理障碍，这样，她们就将能与男孩
一样跻身于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领域之中。
至于说起第三世界的科学家，我怀疑，南半球传统社会中的这种心理障
碍会更甚于北半球。据《纽约时报》近期一篇报道，美国小学的科学教育相
当贫乏，这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其下一代能否造就足够数量的优秀科学家。
而女孩的不及格率高于男孩：女孩有三分之一数学不及格，男孩则为五分之
一左右。
女孩一旦能够锲而不舍，她们必定更为出色，更富主见。踏入大学之后，
她们的智商要稍高于男孩。我的父亲曾获诺贝尔奖，而他在校时的智商测验
结论为“低下”，这显然并不反映他的真正思考能力。现在大家都知道，智
商测验并测不出创造性，也测不出许多其他的东西。我有预感，智商测验可
以测得在本世纪前半叶间成为一个官僚所必需的素质，但绝不可能正确测出
是什么促成了我们当代世界的科学家。
无论如何，女大学生的成绩是较好的。
然而，教授们是否对她们寄予同样的期望？她们是否有同等的机会去获
①
玛丽·居里（1867—1934），生于波兰的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由于发现放射性而获1903 年诺贝尔物
②
理学奖，又因发现镭和钋而获1914 年诺贝尔化学奖。
莉沙·迈特纳（1878—1968）奥地利女物理学家，与德国物理学家O，哈恩共同发现镁（1918 年）．又
与O。哈恩及F。斯特拉斯曼共同发现中了诱发的铀裂变（1938 年）。
取奖学金或最佳的实验条件？她们能否公正地获得名师的青睐？
文献显示，今天，要确凿证明存在某种实在的歧视，这是相当困难的，
然而，女生的人数还在减少，何况其人数原本就大大低于男生。所以，这里
必定存在着极其敏感的心理岐视的阴影，例如，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方式。
几年前，《纽约时报》报道了一篇有关心理暗示的调查报告。调查人随
机挑了一位孩子，让教师告诉他，他在教师所任班上智商最高。结果，到学
年末，这位孩子的各科成绩几乎均列班级首位。如果教授们坚信女大学生能
涉足科学界，那么她们的表现定将更为出色。
诚然，有些女性成绩非凡，她们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谋到了助理教授
的职务，从中几乎看不出有任何遭受歧视的迹象。然而自此之后，情况就变
糟了。我的统计资料得自北半球，而不是南半球：事实的确令人沮丧。我们
的科学家现在正投身于一场竞赛，那就是靠成果量来获得晋升。那么我们看
到了什么呢？在事关一科学家发展的这场决赛中，女性在成果量方面确实是
落后了。乔纳森·科尔在分析了565 位科学家的成果量后发现，他们人均每
12 年发表9 篇。然而科尔指出，科学家的成果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少数科学
家的成果比率远高于整个科学家群。约占15％的科学家，不论是男是女，其
著述量要占同性别科学家全部著述量的50％左右。但男女相比，男性的著述
量高于女性。就医学著述而言，男性每12 年为人均8 篇，女性为3 篇。
要解释这种现象实际并不难。
在这一时期，人们通常都结了婚，女性有了孩子。许多女性喜欢就此中
断职业生涯。《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今天的女性显现出一种偏
好顺序：工作——持家——再工作。这一公式显然并不适宜于科学工作。科
学是一门需要毕生持之以恒的职业，也是一门竞争激烈的行业。当女性再度
工作时，她们的技艺也许已显得陈旧过时。
当然，女性也可以不中断她的职业。但在这种情况下，她所承受的压力
会远远超过男性。男性仍可专心致志于他的职业，而女性则要身背沉重的家
务包袱和肩负养育子女的责任。
我的感受是，来自社会结构方面的歧视，北半球要甚于南半球。在传统
社会里，家庭的规模是较大的，家务多由非职业女性担当。这就使得职业女
性享有与男性一样多的时间投身于她的职业。
很显然，正是由于女性的成果量少，她们的晋升比男性更难，所花的时
间也更长，这未免使人灰心丧气。
科尔还指出，一般而言，女性的成果不仅在数量上不及男性，而且对质
量的评价也不高。他统计了男女科学家著作的被引用次数，得出结论：男科
学家著作的被引用率显然要高。根据一个分发同行科学家的多项目调查表，
我只想提供一个典型的结果。例如，请被调查人列出一份过去10 年里本领域
最重要著作的作者名单。结果被选入的女性屈指可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
中只占3％，生物学家中仅为2％，而在这些领域中，女科学家的人数几达
20％至25％。这些数字难以说明，女性得到了其同行应有的高度尊重。
男科学家的“知名度”一般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他们的声望会在
50 岁或者甚至60 岁时达到巅峰，而女科学家的“知名度”却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递减。
就此，科尔再度指出，“同女科学家相比，男科学家的工作更受人尊重，
因而他们在社会上的名气更大。”
这里，让我引用一位女科学家关于这种现象的一段话：
“首先，科学从文化上被定义为一门并不适合女性的职业，只是科学女
性人数的每况愈下，没能使这种定义流传开来。其次，即使有些女性克服了
最初的障碍，成了科学家，但她们仍为女性能力不及男性的观念所困扰。无
论这种观念正确与否，它都使女性对自身工作产生矛盾心理，从而抑制了女
性投身科学的动机和行动。再者，一些事例表明，在科学群体中也确实存在
着歧视女性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女性进入大学和实验室，女性对从事科学工作的矛盾心理
可能会愈发加剧。但是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最近，涌现出了一大批论述该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指出，行动过于激
进，反而会带来某些问题。如果不加区别，随意而为，则将产生逆向歧视，
导致科研水准倒退。科尔断言，“由于种种原因，要想确定一个附有严格时
间表的数量目标，似乎是不现实的。”
激进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追究产生歧视的根源。实际上，社会及心
理因素往往会引发女性本身的自卑感。因此，要消除歧视，就得从这些方面
着眼，而不是光靠法律行动。
采纳这种解决方式，必将引起北半球家庭的某些根本变化。而丈夫挣面
包，妻子管子女的传统观念也势将被彻底抛弃。科学生涯中的绝对平等一定
得建立在家庭中的绝对平等之上，否则它就根本无从谈起。
这种家庭层次上的平等过程业已出现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并且随着女性
单亲家庭的增长而正在加速。但是这种现象本身也伴随着某些困惑。
不管怎样，家庭层次上的变化必须伴之以社会制度的变革。无论是单亲
家庭，还是双亲家庭，它们都向往儿童养育的进一步社会化，都需要全日制
的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由其来分担父母所承揽的大量事务。
社会变化，包括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也将见之于南半球，虽然它采用
的方式会有别于北半球，但最终的结果却可能是殊途同归。
《纽约时报》最近指出，劳动市场上全日性岗位的数量正趋减少，而非
全日性岗位则正以相同的速率增加。非全日性职业有利于男女共同分担操持
家务和养育子女的职责。可以设想，信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将会使科学工作
分散化，有许多事完全可以在家中干。新型的工作方式有助于增进男女在家
庭和科学职业上的平等。
家庭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无疑将产生深刻的心理效应，但心理偏见也
有可能阻碍家庭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必要变化。然而可喜的是，这种变化的基
础相当广泛，而且无从替代：它的形成是技术及经济显著发展的必然反映。
在我多年前撰写的《女性地位的提高》一书中，我曾经强调，女性的社
会地位，女性的社会作用，主要取决于社会一体化的程度。强调个人作用和
竞争的制度推崇大男子主义；激进的群体崇尚女性至上；社会主义思想家，
从帕拉图到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维护女
性权益；超个人主义者，如尼采，则贬低女性。所有这些表述均未免过于简
单化。我今天所看到的是，人类正在力求实现社会化与个人积极性、共同保
障与自由之间的新的平衡。在我看来，这实际上也就是男女社会环境之间的
新的平衡，它正是解决科学界女性地位问题的基础。它将有助于更合理地利
用人力资源，而这无疑又是南北半球所共同向往的。在现阶段，技术创新和
经济增长主要靠人力资源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资本或无技能劳力。在
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决不能无缘无故地荒废50％的人类创造力。
提高女性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可以促使女性充分施展她们的聪明才智，
发挥其作为人类存在特殊力量的作用，更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也是
全世界所谋求的共同目标。我们应当力争在21 世纪到来之际实现这一宏大目
标。
节译自《妇女在第三世界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李国海、李兆雄译李淼校
马琳·约翰逊
一九四六——
美国妇女活动家，政治家，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名誉研究员，明尼苏达
州前副州长。1968 年毕业于麦卡莱斯特大学。1970 年在圣保罗创立了一家公
司，并任总裁。1983 年起出任明尼苏达州副州长。期阿，还发起组织了全国
女高级行政官大会，并担任该组织以及明尼苏达州妇女政治决策委员会主席
之职。
本篇是在乔治敦大学所作的演讲。演讲从家庭问题出发，揭示了美国家
庭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就业机会匮乏，经济桔据，沉重的家庭负担，得不到
足够的教育与培训，子女对完成学业失去兴趣，社会动荡不安，家庭愈显脆
弱，其中尤以儿童和妇女处于最悲惨的困境之中，。。所有这些问题如何解
决？演讲者寄希望于“家庭援助制度”的建立。但是，作为“世界上除南非
之外唯一缺乏普及型家庭援助制度的发达国家”，美国政府能够解决这些问
题吗？留给听众的只能是一个“？”。
重温家庭美满之梦
1992 年3 月19 日
我们承认，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乃是美国多元化文化整体结构的内核。凡
是人际间存在抚育教养关系的地方，就必定存在家庭。每个家庭都在同满足
类似的需要作斗争，而我们的使命就是向它们提供帮助。
我们正在力图创建一种家庭援助制度，这种制度能强化男人作为关怀者
的作用，并且承认妇女在照顾家庭成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一角色加在
美国妇女身上的经济负担。
我们希望能形成一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普及的家庭援助制度，以增强
家庭成员在生活上相互之间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使家庭成员能够在生命的每
一阶段彼此赡养和照顾。我们希望公众能够理解这一制度的含义，希望大家
在赋予家庭以它们所需要的尊重、选择、自立与勇气等方面形成共同的观点
和切实可行的答案。
重温美国之梦以及恢复以此为基础的价值观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必须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妇女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必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以及妇女及其家庭应当如何从为之所作出的努力中获得好处？我们必须心平
气和地审视我们终于接受的价值观的外在价值，并探究我们所作的假设在今
日社会中是否行之有效——尤其是关于妇女在劳动力中不断变化的角色以及
正在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
一般说来，社会尤其是家庭应当明确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
值观在为所有的人们创造高质量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同社会学家罗伯特·贝
拉①一样，我们相信，这就是“围绕我们对家庭有何期望以及如何更好实现这
些期望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全国上下的广泛讨论”的意义。
那么，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支配着美国的政治宣传和教义呢？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到家庭外去工作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并且，作为补
①
罗伯特·贝拉（1927— ），美国社会学家，擅长研究价值观和社会结构问题。
偿，他将得到维持家庭所需的最低工资。现实情况却是，就业机会匮乏，越
来越多的美国人没能得到足够的教育与培训。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照顾孩子和年迈双亲是妇女轻而易举的工作。现实
情况却是，由于没有经济上的补偿，或者是丈夫袖手旁观，因此，照顾孩子
与双亲的责任，使妇女除了外出工作外又增添了负担，并且加剧了家庭的脆
弱性。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父母在经济上和社交上对子女负有责任。现实情况
却是，越来越多的父母不得不在照看子女与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之间作出选
择。如果照看子女方面的要求过多，那么他们就将冒失去家庭经济来源的风
险。
这种政治宣传认为，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建立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治的必备
条件。现实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孩子踏入校门后并不准备学习，不愿完成
学业，而这种学业对于使他们成为具有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