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宗教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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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传大乘佛教
处于不同的状况下，亚洲各国的佛教发展情况不同。这一时期，中国的
佛教运动仍在困难中展开。太虚领导的佛教革新运动，与世界佛教运动相呼
应，进一步致力于复兴中国的佛教，并且进一步扩大对外佛教文化交流。日
本佛教进一步在美国拓展，日本的新兴宗教竞相创立教团。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受到日本的侵略，同时也受到其文化的侵略，
一些日本佛教组织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信奉北传大乘佛教的各国继续创
立佛教组织，创办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出版佛书和佛教刊物。
1。中国佛教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的佛教运动仍在困难中展开。排佛主张仍然存在。清末
的庙产兴学运动到了民国时也曾屡次有人主张。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
于民国二十一年（1931年）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
的四项主张，并组织了庙产兴学组织委员会。尽管如此，太虚领导的佛教革
新运动，与世界佛教运动相呼应，进一步致力于复兴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佛
学研究和教育的三个重心，对藏传佛学开始重视，佛教组织兴起，创办佛学
院培养佛教人才的风气很盛。这时期还出版了大量内容丰富的佛书和佛教刊
物，对外佛教文化交流也进一步扩大。
（1）佛教教育与创办佛学院
中国佛教僧众办学始于20世纪初，而这一时期的办学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
1920年以来，太虚不断地应邀到南北各地进行讲经活动，因四处讲学而
信众日广，声誉日增。他鉴于改革僧制难以实现，就决定创办佛学院以培育
僧界人才。从1922年起，他先后创办或协助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
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其中武昌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的影响很大，前者
是中国近代佛学史上最早的正式的综合性佛学院。这两个佛学院，都是由太
虚亲手创办，亲自主持，而且时间也都比较长，培养的人才也比较多。近几
十年来，佛教僧侣中的不少较有学问者，大多出自于这些佛学院。而这些学
僧，也大都成为宣扬佛学的骨干力量。这一时间形成了一种举办佛学院的风
气。
1922年创办于武昌的武昌佛学院，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僧侣教育机
关；1925年创办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是一个丛林化的佛学
院；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由杨仁山居士的弟子欧阳渐 （竟无）
领导，在梵、藏、汉文献的比较研究上，作出了丰硕的成果。这所内学院分
设学科与事科，分别进行佛教教学的研究和出版藏经等工作；由中年学佛、
誓弘唯识韩清净 （1884—1949）于1924年与人在北京共同创立的法相研究
会，1927年改名为三时学会，成为北方研究玄奘一系的法相唯识学的中心；
并与欧阳渐在南京创办的支那内学院相呼应，遂有“南欧北韩”之称；1932
年成立于四川重庆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影响也很大。此外，还创立了北京
的弘慈佛学院、庐山的法界学院、常州的清凉学院、杭州的明教学院、济南
的佛学社、扬州的觉海学院、成都佛学院等各种佛教学校。这些院校大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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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年代先后停办。
大量佛学院的创办，形成了近代佛学研究和教育三个重心：一是成立于
1922年的武昌佛学院；一是成立于1922年的“支那内学院”；一是北京“三
时学会”。三者成鼎足之势，都以弘扬佛法为已任，有时也相互论战。“武
昌佛学院”为僧众办学，致力于“佛教复兴运动”，侧重于护法弘法。“支
那内学院”继承居士佛教传统，倡导在家住持佛法之义，侧重于讲学、研究
和刻经，编有年刊《内学》和《杂刊》。“三时学会”为一学术团体，侧重
于研究、恢复和弘扬比较正统的印度原本佛教教义，影印以法相唯识典籍为
主的《宋藏遗珍》，影响颇大。
随着近代藏传佛教在国内的传播，一些佛教学者开始对西藏佛学的介绍
和藏文经典的研究加以重视，出版了一些著作和发表了许多有关西藏佛教的
论文。同时，各地还建立起一批学习和研究西藏佛学的机构，其中著名的有
支那内学院、汉藏理学院和藏文学院。1922年在南京创立的支那内学院，讲
学和刻经并重，倡导利用梵、藏、巴利等各种文字的经藏资料进行研究，为
近代佛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和领域，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成
绩；1924年在北京创办的藏文学院，以学习藏文为办学宗旨，后改为留藏学
法团，成为去西藏学法的团体，专门研究藏密；1932年在四川重庆创立的汉
藏理学院，特别注重藏文学习，设立康藏学习班，十多年中培养出一批汉藏
佛学人才。这些学习和研究西藏佛学的机构，起到了沟通汉藏佛教文化的作
用。
（2）佛教组织的兴起
佛教教育的普及是与佛教组织的兴起密切相关的。20世纪初，佛教组织
不断出现。旨在团结全国僧尼、保护和弘扬佛法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华佛
教总会”，于1914年遭到袁世凯政府取缔。1929年，太虚法师继承师傅敬
安遗志，创立了“中国佛学会”并任会长，会址设在南京，吸收各方面从事
佛学研究的人士参加，并定期举办佛学研讨会。
近代中国佛学教育逐渐由寺僧而面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佛教，培养青
年僧伽，造成社会青年和学子学佛、做居士的风气，大量在家信徒的活动形
成一股社会潮流，有形无形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居士团体如雨后春笋。创立
于1918年的上海的“居士林”，后又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为佛教在
家信徒团体。至30年代，“居士林”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在北平有“华
北居士林”，在天津有复兴密宗的居士林，在长沙有“湖南居士林”。
在研究团体方面，创立了绍兴佛学研究会、济南佛学社阅经处、杭州佛
学研究会、镇江佛学研究会等许多研究会。其它还成立了中国佛学会等弘布
佛教的团体。
在修养团体方面，除继承念佛莲社传统的栖云寺莲池海会、济南女子莲
社等外，各地还设立了叫做净业社的团体。此外不以净土为主的一般修养团
体，有世界佛教居士林。
在传教团体方面，有佛化新青年会，它出版月刊《佛化青年》，担当起
传教的任务。其它社会事业方面，开设了孤儿院、养老院、医院等。
近代佛学团体及其研究，与以往的最大不同，是它们已不是纯信仰者的
研究，而是不同立场、水平的研究。在五光十色纷至沓来的近代思想中，佛
学不失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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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书出版和佛学刊物发行
近代中国门户洞开，西方技术和思想得以传播。佛教界为了维护生存和
宣传发展，也随时代变化而变，出版佛学刊物弘扬佛法影响社会。民国以后，
许多佛教界人士和研究者创办了大量的佛学刊物，研究、介绍佛教思想。据
统计，自1912年至1934年，全国共创办了52种佛学刊物。其中，以创办于
1919年的《海潮音》最为著名。1919年，太虚将觉社的季刊《觉社丛书》改
为《海潮音》月刊。太虚主编的《海潮音》内容最为丰富，发行数量很大，
发行期数最多，历史也最悠久（至今仍在台湾发行）。1923年，欧阳渐创办
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其学术价值在近代佛学刊物中是最高的。
1929年，上海佛教界发起创办了上海佛学书局，它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
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设有流通、出版、翻印、
代办四部。它与其它佛典出版机构一起，为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这一时期，大藏经的刻印事业和佛学辞书出版得到进一步发展。上海
商务印书馆继金山寺僧宗仰翻刻日本弘经书院的《缩刷藏经》之后，翻刻了
《大日本续藏经》，并且从民国二十一年（1931年）起，经4年时间，影印
出版了碛沙不版《大藏经》。民国二十五年（1935年），金刻《大藏经》也
由上海列为《宋藏遗珍》而出版了。1941年编印了《华严经疏钞》；1943
年刊印了《普慧大藏经》。各种类型的佛学辞书也先后编辑出版。1919年出
版了《佛学小辞典》；1922年出版了《佛学大辞典》；1934年出版了《实用
佛学辞典》；1939年出版了《法相辞典》。
（4）对外佛教交流
中国的佛教运动与世界佛教运动相呼应，与世界佛教文化交流进一步发
展。太虚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佛教领袖人物，不仅在国内办学院，讲佛学，足
迹遍南北，四处宣扬，而且还想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佛教运动，主要表现在他
倡议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以及“东亚佛教大会”）和“世界佛学苑”。
1924年7月13日，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代
表太虚、常惺、李政纲等十余人，日本代表法相宗长佐伯定胤和帝大教授木
村太贤，还有英、法、德、芬等国的代表数人。会期三天。会上议定明年在
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这是太虚开展世界佛教运动的开端。1925年10
月，太虚率领“中华佛教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受到日本朝野、特别是佛教
界的热烈欢迎 （有多达万人的欢迎会）。代表团到日本各大寺院和各佛教大
学（以及某些公、私立大学）访问、讲学。这次访日，同日本各界（特别是
佛教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1928年太虚游化欧
美成行，8月偕翻译起程，9月15日到达巴黎，正式开始了访问法、英、比、
德、美的活动。在法国时借10月20日巴黎东方博物馆召开会议之机，商谈
发起创办“世界佛学苑”。发起人中有太虚代表中国，法国方面有伯希和、
马格尔等20余人，并商定在中、法各设通讯处。“世界佛学苑”虽未正式成
立，但其名义却沿用下来，如柏林教理院等的前面，均冠以“世界佛学苑”；
而武昌佛学院，后来也改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太虚于1929年4月3
日离美回国，4月29日回到上海。这次欧美之行，历时7个多月，访问了欧、
美两大陆的5个国家，佛学西播，影响很大。
太虚还率团访问缅、印、锡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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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想通过佛教这一关系同南亚各国增进交往，于是便有
组织佛教访问团的酝酿。1939年9月正式组成了以太虚为团长（兼任导师）
的、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家的“佛教访问代表团”。12
月在缅甸访问期间，除了同缅甸朝野以及佛教界领袖人物进行晤谈，朝拜大
金塔等佛教名胜之外，更重要的活动是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扬佛教，宣
传中国的抗日活动。1940年1月开始在印度的各项访问、讲学活动。1月31
日太虚同尼赫鲁，在十万群众的欢迎游行中，赴摩诃菩提召开的阿育王纪念
大会，太虚被推为大会主席，与尼赫鲁同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2月份到锡
兰进行访问，出席全锡兰佛教徒大会所举行的欢迎大会，与会者也逾万人。
太虚访问携回的法物中最珍贵的是全部贝叶巴利文藏经。其出访的主要任务
是为了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支持。
中国佛教界为了促进国内佛学的进步，积极鼓励青年僧人出国留学，考
察和学习各国佛学，吸取海外佛学研究的成果。先后有青年僧人到日本、印
度、锡兰 （斯里兰卡）、缅甸、暹罗（泰国）求法留学。其中以东渡日本求
法留学的僧人最多。从1922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先后有5、6批僧人前往日
本求法。这些僧人和居士学成后回国，传授有关佛法，传译有关国家的佛学
著作，整理有关佛教文献资料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
中外佛学思想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5）太虚佛教运动
太虚是一位爱国僧人，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能够
挺身而出。抗日战争期间，他号召全国佛教徒时刻准备奋勇护国。在他的号
召下，全面抗战展开后，各地佛教僧众纷纷组织起了“僧侣救护队”，或者
奔赴前线，或者留在后方作救护工作。
太虚的佛学思想偏重唯识，主张“八宗并重”，也就是融会空有、性相，
而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在佛学思想上自成体系。太虚所融贯与适应的思想，
是中国佛学思想史上许多佛学大家极力提倡的内而诸宗融合、外而三教合一
的佛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演变。太虚的佛学思想体系庞博，是
一种时代反映。
太虚佛教运动的真谛，在于提倡一种“人生的佛教”。这一思想受到了
当时一些思想家的重视，导致许多学者名士乐于亲近佛教，并对以后中国佛
教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曾和太虚一起办“觉社”的章太炎，他的佛学主张就
是近代经过“革新”的佛教思想的典型表现。在佛教革新倡导的“人生佛教”
的旗帜下，注重现生问题的各种“新佛教”纷纷出现。
太虚的革新计划并没有得到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形势不
允许佛教恢复旧有的地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近代经
济政治的变化，使佛教失去了它在鼎盛时期的那种土壤；近代历史发展的趋
向也日益与佛教理论背道而驰，这决不是依靠革新佛教的教理教制等形式就
可以改变的。二是佛教内部强大保守势力的阻挠。守旧的和有既得利益的僧
侣们极力反对革新，认为那是离经叛道。太虚的主张得不到佛教内部的广泛
支持，其主张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视寺产为己有、视法派为私物的所谓“丛
林派” （佛教寺院实力派）的极力反对，而太虚也被视为“异端”。所以只
有偃旗息鼓。但太虚领导佛教革新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佛教对人生的漠视态
度，力图使佛教对现世社会有所俾益，并使佛教内部避免腐败的劫难。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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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虽然在当时未得到完全实行，但后来中国佛教一步步走上的正是所谓“人
间佛教”的道路。
2。日本佛教的发展
这一时期，日本佛教继续兴宗办学，新兴宗教竞相发展，佛教机构相继
成立，佛学研究成果丰硕。
（1）各宗办学
日本一些学僧为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