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后期宗教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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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余人，占全蒙男子总数的44％，总人口的1/7，喇嘛封建主拥有总人口
半数以上的牧奴和牲畜总数的1/4多。1921年初，在白俄势力支持下外蒙古
再次宣布“独立”。同年，蒙古人民革命军在原苏联的帮助下占领库伦，成
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君主立宪”政府，废除政教合一体制，对佛教按法
律进行管理。这时革命胜利后的政府对宗教的工作主要是调整政教关系。1924
年11月彻底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了蒙古第一部宪法。
宪法规定蒙古公民在宗教信仰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并将宗教事务与国家事
务分离。1926年9月政府根据这部宪法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令。
这个法令禁止宗教人士向信徒勒索布施，规定宗教职业者绝对遵守国家法
律。法令还规定向伊赫呼雷寺院委派宗教事务局全权政府代表，禁止寺院和
宗教封建主向居民强制性征收钱财和各种礼物。法令巩固了信仰自由的人民
革命成果，取消了僧侣的一切特权，结束了宗教压迫，使所有公民获得了平
等的权利。喇嘛教开始发生全新的变化。1928年，人民革命党召开第七次代
表大会，通过决议，提出区别对待高级僧侣和普通喇嘛的阶级政策，使下级
僧侣摆脱喇嘛教上层的压迫，没收世俗和宗教封建主的财产。尽管在人民革
命胜利的最初年代，对藏传佛教寺院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但它们的影响在
30年代中期仍然很大。据统计，全国有近800座寺院，2300个小庙，约9
万名喇嘛。这些数字说明寺院使成千上万的男子脱离生产劳动，妨碍了生产
力的发展，阻碍了文化建设和国防能力的巩固。为此，蒙古党和政府提出消
灭寺院经济力量和吸引广大中下层喇嘛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的具体措施：1933
年，政府颁布有关条例，对寺院征收牲畜税（扎斯税）；1934年，在各大寺
院中建立政府特派员制，对寺院内部生产和组织实行监督；1934年，对政教
分离法令进行修订，国家对宗教既不鼓励，也不压制；1935年，通过对役龄
喇嘛征收军事税的条例，设立寺院的宗教行政机构，鼓励喇嘛参加生产劳动；
1936年，成立喇嘛劳动组合，对高级喇嘛征收专门税。1936—1938年寺院留
有喇嘛3万人。随着大量下层喇嘛离开寺院和从事生产芳动，数百座寺院没
有喇嘛，只好关闭停止活动。1937年尚有771座寺庙，到1938年关闭了近
760座。通过摧毁寺院的经济力量，孤立高级喇嘛和吸收下级喇嘛参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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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劳动，使佛教组织的问题按照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意图得到了解决。1940
年，蒙古颁布新宪法，宣布全国世俗封建主和喇嘛封建主阶级已全部消灭。
20世纪30年代末，蒙古佛教受到猛烈冲击，绝大部分寺庙被关闭，不少喇
嘛被迫还俗成了在家信徒，但佛教信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仍有一定影响。
（2）原苏联佛教
在原苏联境内，佛教以藏传佛教格鲁派为代表，17世纪自蒙古传入，流
传于俄罗斯联邦的五个地区。藏传佛教在原苏联一般称为喇嘛教或佛教一喇
嘛教。信奉喇嘛教的多为蒙古族后裔、说突厥语的图瓦人。19世纪末，在布
里亚特兴起藏传佛教革新运动，布里亚特喇嘛将佛教传入俄罗斯的欧洲地
区，在俄国东方学家的支持下，少数俄罗斯人开始信奉佛教，并在彼得堡建
立了一座寺庙。在20世纪初，拥有喇嘛寺庙20余座，喇嘛3000余人。
十月革命胜利前，在俄罗斯境内有寺庙151座，喇嘛13000人。30年代，
苏联共产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理论使得许多寺庙被拆毁或被关闭，各级喇嘛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压制，不少人被迫还俗。从1926年起，开始出版反宗教杂
志，到1932年全国出版的反宗教杂志有23种，报纸10种。1929年成立了
“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到1940年其基层组织发展到96000个，会员达
300万人。在强大的反宗教宣传运动面前，信教群众只得以隐蔽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宗教信仰。
1941年，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反击德国法西斯侵略、保卫祖国成
了当时苏联人民的首要任务，政教关系方面的矛盾被置于次要地位，并逐渐
缓和，各宗教组织的活动得以恢复，信徒群众开始过正常的宗教生活。自1943
年起，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团体相继召开教徒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或
地区性宗教组织。
这一时期，原苏联佛教界著名的佛教活动家有丹达龙 （1914—1974），
他是佛学家和宗教活动家，原苏联当代欧洲佛教的创始人，俄罗斯古典东方
学传统的继承者。他是俄国佛教改革者策登诺夫（1842—1920年）喇嘛的弟
子，又被认为是中国塔尔寺章嘉活佛的“转世者”，192O年被推为“大宝法
王”。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旁听佛教讲座，并继续学习藏语。1937年被关进
集中营。卫国战争期间，曾与喇嘛帕德谟·多尔济联名写信给斯大林，要求
重新开放布里亚特的佛教寺院。
俄国人谢尔巴茨基是原苏联科学院院士，最有成就的佛教学者 （1866—
1942），曾在奥登堡指挥下参加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梵文和藏文文献，
由此开始对北传佛教，特别是对陈那和法称的研究。他称法称是“印度的康
德”，整理出版了法称的 《正理一滴论》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陈那的《集量
论》。对于瑜伽行派的其它著作如《俱舍论·称友释》、《辩中边论安慧释》、
《明句论》等也有英译本出版。从1897年起，他参加了奥登堡的《佛教文库》
编纂工作，到1936年出版了20卷。他还和法国的列维、英国的罗斯、比利
时的普桑、日本的获原云等合作，系统研究世亲的《俱舍论》。1928年以后，
他主持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他的佛教论著有《佛教逻辑》、《佛教中心
概念和法的意义》、《后期佛教学说上的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德国赫尔曼·奥
登堡从1897年起，在俄国科学院开始主持校订出版《佛教文库》的梵文经典，
这套丛书中收进了谢尔巴茨基于1936年出版的《辩中边论安慧释》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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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教在西方的流传和影响
这一时期，西方佛教界进一步加强对各种文本佛典的搜集、刊行和研究；
各国佛教组织不断创立；进一步加强与亚洲佛教界交流与合作。
中国的太虚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佛教事业，自1928年西游欧美，在英、法
等国学者协助下筹建世界佛学苑，进一步开拓了汉地佛教的西传事业。日本
佛教在美国不断发展。
（1）佛教在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的佛教活动全部停止，一些佛教徒或死于前
线，或流散四方。在斯里兰卡的德国和尚被当作“敌国侨民”拘留起来，遣
送到澳大利亚。
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佛教团体重新开展活动，先后建立了好几个佛教中
心。1921年，卡尔·塞登斯和乔克·格林（1868—1945）创建了“德国佛教
团”，它给善男信女创造了一个小环境，“一切接受佛法并乐于依据佛陀为
在家众规定的道德律条生活的人”，都可以参加。1935年，这个团体易名为
“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总部设在巴伐利亚州阿默湖畔的乌亭，发行
双月刊《乘》杂志，参加这个组织的有500人。1924年，医生保罗·达尔克
在柏林建“佛教徒之家”。此前，他经常在报上撰文宣传佛教教义，而后游
历了斯里兰卡，更增强了对佛教的信仰。“佛教徒之家”成了德国第一个习
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每逢佛教节日和月圆之日，这里都有法事活
动。达尔克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理性主义的，他所理解的“涅”，就是欲望
的消除。这个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建立的有名的佛教精舍，内设佛殿、禅
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
达尔克和格林的佛教团体，对佛教无我说有不同的解释，形成对立两派。
达尔克自称新佛教，对于“无我”，坚持上座部的见解。格林则认为，以往
人们对于佛陀言教理解错误，佛陀本人从未否认永恒的灵魂，“无我说”应
该从迥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任何我们可以用称名描述的都不是“我”，“我”
存在于理性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佛教的原初教义，称之为
“老佛教”。达尔克于1918年创办《新佛教学报》，1924年该刊更名为《零
碎集——应用佛教杂志》。1926年他写出《佛教》一书。他以正统而科学的
方法阐扬佛理，而且文字极为优美，因此他的著作均被列为世界佛教名著。
在纳粹政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3—1945年），佛教活动陷入低
潮。而在柏林的菲舍尔一直在柏林佛教精舍发行《佛教生活与思想》季刊，
直到1942年他去世时为止；格林也在乌亭继续弘法；在慕尼黑、汉堡、柏林
等地佛教活动转入地下。
（2）佛教在英国
英国对佛教研究与它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它的理论出发
点则是基督教中心说。
对于中国佛教文献，西方学者最注意的是古代僧人西行的游记。劳维
斯·霍得斯1924年出版了《佛教与中国佛教》一书。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1907—1922年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
的鼎盛时期，这个会由于只重视佛教知识的研究，缺乏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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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创建人相继去世，不久即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阿难陀弥勒曾回到伦敦，力图复兴沉寂已久
的佛教协会活动，但成果不大。1922年协会解散，《佛教评论》停刊，1923
年，出版了他的《雅利安智慧》。与此同时，缅甸曼德勒佛教协会及克里斯
马斯·汉弗莱等，也在伦敦传教，并组织了“伦敦佛教徒联盟”。1924年，
伦敦神智学会又组织了佛教部会，汉弗莱任会长。1926年，这个部会的马奇
创立了 《英国佛教》月刊，1943年后改名《中道》，延续至今。
1925年锡兰大菩提会达磨波罗来伦敦传法，成立了大菩提伦敦分会，出
版《英国佛教徒》，后改称《法轮》，出刊到1935年。1928年，大菩提会
在伦敦分会派遣了3位传法比丘，其中2人到剑桥求学，取得博士学位。此
后，分会一直同僧伽罗佛教保持密切联系。此前，即1926年，佛教部会与神
智学的主张发生冲突，遂退出神智学会而独立，1928年创刊《何谓佛教》。
在30年代，这两个佛教团体积极展开活动。1936年，在伦敦召开了世
界信仰会议，铃木大拙、马拉拉塞克拉和拉达克里希南等会聚一堂，介绍了
东方宗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但仍有铃木大拙用英
文写的禅论著作流行。1943年佛教协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建立本部，出
版《中道》刊物，还发行铃木大拙的著作。1945年，中国、日本、泰国、缅
甸、斯里兰卡的僧人聚会伦敦，达成了世界佛教徒协议，以伦敦佛教协会名
义发表了《佛教十二原则》，以16种文字流行。它的基本精神为1950年在
仰光成立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采用。
（3）佛教在法国
法国佛学研究侧重于大乘佛教，这与20世纪初帝俄的佛教研究是一致
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山陀尔·乔马于1933年被日本东京的真言宗尊为菩萨，
成为佛教徒中享有如此殊荣的第一西方人。他在布达佩斯创立雅利安弥勒教
团的分部，直至70年代初。法国佛教学界著名人物列维从印度去日本游学，
曾任日法会馆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也是遵循法国佛教学研究的传统，以梵典
为依据，参校汉、藏资料。1928年从日本归国，途经尼泊尔，搜集了一批尚
无汉译本的梵、藏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有世亲《唯识三十颂》的安慧释。列
维校勘出版了这批资料，为大乘佛教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补充了以往的资
料，也引起了人们对藏文佛典的重视。
列维的欧洲学生中成就卓然的是比利时人普山（1869—1937），他是著
名的梵文学者和佛教学者，他不满足于对大乘佛教哲学的那种肤浅理解，便
从梵、藏、汉文原典的整理和研究上下功夫。普山在 《印度文库》中还发表
了调伏天著的《正理一滴论释》的藏译校订本，从1923年到1931年，他以
藏文本为底本，参照玄奘和真谛译本，用功8年，完成了《俱舍论》的法文
翻译；其中又依据汉、梵文等资料，详加注释。随后又完成了汉译本 《成唯
识论》的法译工作；并给梵、藏文资料作了注释。普山在译介北传佛教方面
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时期，普山的主要佛学著作《佛教教理及哲学》于1930年出版。这
一部著作在前一时期两部主要著作基础上反映了著者本人学术思想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欧洲佛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但普山是天主教徒，在著作
中流露出对东方文化的某种轻视。他认为佛教并不是以理性为本质的宗教，
他的研究是从更高的哲学立场出发。他的这一态度，受到俄国人谢尔巴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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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驳斥。谢尔巴茨基在《佛教的涅■概念》（1927年）一书附录中收入普山
的《中观论释》部分英译，意在用作批判对象。但谢尔巴茨基往往采用新康
德主义的观点考察佛教，在评价哲学上，也难免有所偏颇。1927年谢尔巴茨
基、以及稍后的沙耶尔和山口益，对《中观论释》作了英、德、日文的翻译
和订正。这对推动中观学派后期思想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
在藏传佛教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是拉露，他于1939年著有《敦煌所藏十万
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藏文写本》。
法国有佛教信仰流行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事。最早的佛教组织——
佛教友谊会，是美国出生的康斯坦·龙兹伯里小姐在中国到巴黎传法的太虚
影响下于1929年建立的，后改名巴黎佛教会。此会与锡兰及法国殖民统治下
的印度支那各国佛教徒关系较深，也是巴黎瞑想修行者的中心，具有较强的
上座部特点。与英国的佛教团体成员多出身于中产阶级不同，它的领导人都
来自上层显贵，如索尔波纳等。1939年出版《佛教思想》季刊。它在与欧洲
的佛教团体联谊的同时，还定期举办佛事、展览佛教艺术等，是目前法国佛
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
（4）佛教在意大利
意大利在前一阶段佛教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佛教进行研究。1923年
C·弗米奇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