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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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汪东兴提出“两个凡是”直接后果是阻止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们出来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华国锋、汪东兴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陈云等党国元老们的矛盾尖锐起来。华、汪的革命资历、才能、功勋都和这些老领导人无法相比，为了巩固在毛泽东在世时得到的最高权力，华国锋在汪东兴等人的辅佐下，阻止这批党国元老重返政坛。从权力斗争而言，他们最大的政敌是邓小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汪东兴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毫不隐晦地说：“邓小平不要抱有幻想，他那两下子不怎么样！”“邓小平那两下子不如华主席，差得远，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邓小平问题，主席已经有了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边，不管怎么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讲过，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以观后效，保留党籍。华国锋同志是很英明的，是我们党的接班人，我们的英明领袖。”“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渗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立即控制理论，控制毛主席着作的编纂，控制专案。康生的秘书李鑫的地位一下子显赫起来。他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专案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毛泽东着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毛主席纪念堂办公室主任。李鑫拼凑了“凡是派”的笔杆子，控制了理论宣传阵地。粉碎“四人帮”是解决毛泽东的继承人问题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在“两个凡是”问题上的斗争，实质是解决毛泽东继承人问题斗争的继续。也可以说，围绕“两个凡是”问题的斗争，是中央领导集团内部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以邓小平为一方，以华国锋为一方。在这一轮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背后，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还是开辟新的航道。由于邓小平主张开辟新的航道是符合民意的，所以，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
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于让邓小平出山呼声的压力，华国锋说：“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适当的时候”是无期限的，邓小平已经７３岁，还能等多久？华国锋比邓小平小１７岁。他相信时间对自己有利。拖下去吧，让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如果不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邓小平复出，这个“适当的时候”一定会遥遥无期，不会是９个月。
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说，他没有忠于自己的一批干部队伍。在权力斗争面前，他面对的是一些党、政、军里的元老。这些人都比他强大。他这样一个人被赶下台，没有什么人为保卫他而大动干戈。更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震动。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说：“那些仅赖佳运而从简单庶人地位贵为人君的人，在其高升过程中甚少麻烦，但要维持这个地位却有很多困难。”（马基雅维里：《君王论》，惠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１９８７，第２６页）华国锋真正地面临了维护地位困难。
１９７７年７月，在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打倒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他又奇迹般地成为一颗政治明星。这是邓小平第三次打倒后重新出山。第一次被打倒是１９３３年在井岗山被左倾领导人撤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第二次被打倒是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第三次被打倒是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从粉碎“四人帮”到邓小平出山，其中经了９个月。这９个月，对于年届７３岁的邓小平来说是漫长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的时间太宝贵了。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在９个月之前，邓小平还是“全国共讨之”的阶下囚。在９个月之内完成了这个戏剧性的大转弯，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
邓小平出山是大势所趋。粉碎“四人帮”为邓小平出山扫清了道路。在天安门事件中蒙受打击的一大批群众，对邓小平出山呼声最强烈。因为邓小平出山就是他们的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在运动后期没有站到“四人帮”一边的一批党政干部，也支持邓小平出山。至于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政治斗争中，站在周恩来这一边的高层人士，更是积极推动邓小平立即出山。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晚年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了物质利益的作用，从而把中国推向了十分贫困的境地。要解决毛泽东遗留的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强调物质利益的强者出来，才能够解决。这个强者当然是邓小平。这是就眼前而言。从深层次上讲，毛泽东遗留的问题更多。毛泽东身后，必须改弦更张。要改变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需要有一位具有非凡政治魄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也就是说，历史需要邓小平。
如前所述，华国锋是要保卫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的。１９７６年４月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迫于当时的形势，授予他最高权力。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在毛泽东逝世后，对他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四人帮”，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攻势，向“四人帮”发起了攻击，他依靠党内元老们的力量，也顺应了民意，取得了维护权力的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对他威胁最大的是邓小平，为了保卫自己的地位，他采取了守势，死守毛泽东的遗训，他站在到了元老们的对立面，也有悖于民意。
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华国锋还仍然贬邓。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方对华国锋说：你们派了高级代表团，我们准备用国宾规格接待。华国锋说：是较高级代表团。日方听了马上研究，接待时降低了半格。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华国锋不让外长黄华陪同，只让副外长陪同。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这表明，在开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是第三号人物。在新选的五位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中，邓小平名列第三。在他前面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他之后的有李先念和汪东兴。
叶剑英年事已高，他也不想走上权力顶峰。邓小平树大根深，胸怀大志。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过，就名义上的职务而言，在十一次代表大会时，邓小平已经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党中央副主席。在以后他虽然取代了华国锋，掌握了全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名义上，除了军委副主席变为军委主席以外，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最高的职务。这也许是邓小平聪明过人之处。
邓小平向“两个凡是”挑战“两个凡是”从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晚年政治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由于多年对毛泽东的神化，“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情绪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力量。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但是，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坚持推行毛泽东那条左倾路线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这条左倾路线仍然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治国法宝。为了扭转大局，邓小平不顾一切风险。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经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既有政治勇气，也不缺斗争艺术。如果说，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第一场斗争是武力解决，那么，毛泽东继承人争夺的新一轮斗争，就得靠政治艺术了。
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扞卫这光辉伟大有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１０月１０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了最大的潮流。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深刻的用意，５月３日就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公开的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他对王震、邓力群和于光远三人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下讲的移到另一个问题，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３8－３9页）在《邓小平文选》的注解中写的是“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的一部分”，于光远多次表示，《邓小平文选》这个谈话下面的注解违背事实。他说，实际参与这次谈话的除了王震和邓力群以外，还有于光远，这篇讲话也是于光远整理的。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华国锋迫于形势，在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１９７６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十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凡是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还有可能被载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指那么沉重。所以，邓小平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不过是借助这面大旗来反对“两个凡是”。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第42－43页）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席语录”那样有“操作性”了。毛泽东思想模糊化了。也就是说，使毛泽东思想的约束（主要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人们各有各的解释。谁掌握了这个解释权，就可以利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