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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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文章背后的高层较量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
６月２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14、119页）５月３０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几位起草这个报告的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明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１９７５－１９９７，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４，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６月２日的讲话。但问题并没有结束。６月１５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他还批评人民日报报道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标题上用了“精辟阐述”四个字，他质问：“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述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７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就是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几乎是思想斗争的同时，邓小平同华国锋在军事领域也进行了一场较量。
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106号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当时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苏振华不满，4月12日，他到华国锋那里去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国锋表示支持苏振华。还对苏振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就到大连检阅你们海军，表示我的支持。
”苏振华回去对海军党委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他布置动用120艘舰艇、80架飞机，准备在华国锋朝鲜归来后接受检阅。在实际已调了70艘舰艇、20多架飞机到大连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知道了。他立即报告了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坚决制止了这次检阅。事后，邓小平面对面地对华国锋说：“这是一次较量。”事后，他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到部队发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即在军队里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这期间，华国锋还到其它部队视察过，所在部队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华国锋在军队里的活动使邓小平十分警惕，加强了剥夺华国锋军委主席的决心。
真理标准讨论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深入，是争夺中央最高权力斗争的继续。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光明日报》文章的批评，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20多年以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吴江在他北京雅宝路的家里，对本书作者谈起了他写这篇文章的情况。他说：真理标准讨论过程有两件事起了推动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于光远就说过，他以为这是常识，并不在意。吴冷西发表了那么强烈的反对意见，上纲上得那么高，这才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汪东兴的高压，中宣部的高压，引起了反弹。吴江说，有了吴冷西的强烈反对，有了中宣部的高压，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写成了给我的老同学姚远方，他当时是《解放军报》的副总编。由于6月2日邓小平在总政会上讲了话，他和华楠总编同意发我这篇文章。我建议他们送给罗瑞卿看一看。
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解放军报》是代表枪杆子的，人们认为“枪杆子说话了”，所以各地相继表态，汪东兴也不再批评了。一是吴冷西的强烈反对，二是“枪杆子说话”，这是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两件事。
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召来中宣部长张平化，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９月９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９月１０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１０月下旬，井岗山时代的老革命家谭震林，给《红旗》杂志送来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毛泽东８５周年诞辰。这本是《红旗》编辑部约请的。但谭老先生却在文中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编辑熊复要删去这一段，责任编辑不同意。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谭震林自己又送来了修改稿。把这部分内容写得更突出，更明确了。这使熊复哭笑不得。
他写了两点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跟他谈，说明中央给《红旗》定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除有关段落；二、如谭不同意删，就照他的意见印出送中央常委审。
１１月１４日，谭震林对编辑部来做工作的人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坚持不删。
熊复拗不过谭震林，只好给汪东兴写一封信，讲明事情来龙去脉。并把稿件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理。
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的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该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也同意发表。熊复还是不敢作主，又跑到汪东兴那里去问怎么办，汪东兴也只好同意。这篇文章在《红旗》12期终于发出来了。
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
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中国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改弦更张。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执掌最高权力。一位权威人士一语道破了这场争论的尖锐性：“这是针对两位主席的。”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华主席。
远离权力最高层的老百性，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政斗争的重要性。但是，多数人不满意中国的现状。他们期待改变现状。一些思想敏锐的人，首先挣脱精神枷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会上支持这篇文章的人居多。
自然科学家积极参加了论战。他们用自然科学史的大量事例来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新的科学实验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是如何突破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的。他们用这些事实来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科学发展的实例言之凿凿，说服力强，他们的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方励之发表的《从天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严家其发表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严家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哲理小说《跨越时代的飞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因其文笔犀利又通俗易懂被广泛传。
社会科学界一时非常活跃。邓力群、冯定、童大林、于光远等人发表了充满新思想的见解，积极支持《光明日报》的文章。
周扬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科学无禁区”的看法。认为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就不应当设置禁区，限制人们去讨论。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文化部长。他参与制造了很多文艺界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遭受打击。在这次讨论中却喊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
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从北京波及全国各地。各省、市、自治区及军区党政要人纷纷表态。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辽宁出版的《理论与实践》上发表文章：《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省委书记杨易辰号召大家解放思想。其它各省市政要接二连三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一一发消息，首都报纸作为要闻争相刊登。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声势。
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们，以后的改革深入中出现了分野：是走五十年代的路，还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两支队伍泾渭分明，互不相让。这是后话。
第5节政治路线大转变
“两个凡是”业已突破，“凡是派”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王牌。要开辟新的航道，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讨论。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时３６天。到１２月１５日才结束。
所有的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以对于三中全会以前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共有２１２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１１月１０日，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三项议程：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二、商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但是，会上还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１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９月视察东北时提出的，当时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华国锋也接受了这个看法。
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上会下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
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会议控制权，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１１月１２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是：“凡在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年＇，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６年，第２０８页）
陈云这里指的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阴谋家。胡耀邦曾说他比“四人帮”还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寿终正寝。死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周之下，为第三号人物。追悼会上给予极高的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秘书李鑫极力为他掩盖罪行。在李鑫主持编写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人们看了这个材料以后纷纷提出疑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春桥有史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这个材料中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和其他领导同志”。在起草十一大报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的行列中，讨论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