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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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草十一大报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入“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的行列中，讨论时大家有意见，才改了过来。李鑫的种种努力也掩盖不住康生的累累罪行，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把康生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极权政治是阴谋家的沃土。康生是这块沃土的长出的毒菌之一。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
井岗山时代就有相当高的地位的老革命家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苏、基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侵犯吗？”他接着提出了为“二月逆流”（１９６７年２月，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在怀仁堂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称为“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的问题。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为武汉“七。二零事件”（注：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及武汉某部官兵扣留并殴打了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后定为“反革命兵变”）
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注：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力）的问题要搞清楚。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大家不仅要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还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昏头转向，只能节节败退。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１１月１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有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注：１９７６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运动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这些鼓舞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人，使得西单的“民主墙”更加热闹。恰好在这个会议期间，中美建交谈判取得突破，１２月１６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给全国又带来了轻松的气氛。
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讲话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这里他谈到，“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
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０－１５３页）
华国锋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
“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刚访问朝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起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议，大家同意。在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会议。
“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3天，即１２月１８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5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三中全会只是正式确认这些成果。１２月２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国发表。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三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它标志着“以阶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史巨幕。它宣称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
这次会议推翻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批评了思想僵化，使人们感到冰雪开始消融，春天即将来到。
这次会议还给全国人民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的承诺，使在贫困线上挣扎几十年的十亿人有了盼头。
次会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这次会议借助社会上的民主浪潮得以成功。但是，它的成功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１９５６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探索中有失误，也有经验。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大”就提出来了，22年以后，才在这次会上真正实现。为什么这个指导思想２１年不能实现呢？关键在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１９５６年国外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又有大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评共产党，于是认为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威胁，而不是经济落后。所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一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而这个政党又把本党的利益摆在国家利益之上，它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给群众以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纲。二十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环视世界，才发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时，有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看到，危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是阶斗争，而是经济落后。停止“人整人，人斗人”的阶斗争，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还应该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从反面为中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没有“文革”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没有“文革”对个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文革”对知识的轻视，就没有后来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十亿人的过度贫困，就没有后来对富裕的强烈追求；……这里可以借用恩格斯所说的一段话：“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７２年，第３９２页）在这里，“反动”一词，是指方向相反的运动。
第6节“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林彪说过：“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名顶一万句。”这几句话有阿腴奉承之意。但是，这几句话的确是残酷现实的写照。几十年来，在中国，谁敢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最高指示？谁敢说毛泽东的话不是真理？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既有权力的强制，又有个人崇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本书作者是参加者之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提到他在７月２９日的讲话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一分为二。”不懂世事的我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二？
”他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二十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十亿个脑袋的思考，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思想禁锢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砸碎了精神枷锁！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有冲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也可以说是“凡是派”的挑战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１９７８年９月，《红旗》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这个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２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１６０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３月到４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议。参加者有４００多人。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更重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的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相结合。胡讲话后宣布这次会的领导小组名单：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共１１人。会议分五个小组。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出了２６４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和综合报道。但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简报》散布范围很广，传阅者更多，在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３０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评”：“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注：“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表的篇批判修正主义权威文章，是由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人撰写的，最后经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发言最尖锐的还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他们发言之大胆，使人震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