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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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便于处理大字报提出的建议和合理要求，防止匿名、化名者利用大字报进行违法活动，规定自１２月８日起实行对大字报的管理规定，即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在这期间，在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议论。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四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的手段呢？
　　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到２９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４５条，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３０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制度上对毛泽东的全盘继承。因此，既要确立“四顶基本原则”，又要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对毛泽东的功过必须有一个全党同意的结论。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正在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４０００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
　　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１９８１年６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时19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所以，对毛泽东的总结，不可能是历史的最终总结，只能是当代领导干部都能接受的折中意见。
　　为什么邓小平花这么大的精力来评价毛泽东？中国要前进，绕不过毛泽东这座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人还要全盘继承毛泽东的一切（虽然批评了“两个凡是”，但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不少），另一些人要全面否定毛泽东。
　　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会阻碍中国前进的路；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就会进一步否定中国共产党，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果不作一个权威性的结论（显然只能是一个折衷的结论），在党内外就可能造成旷日持久的争论。
　　在起草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毛泽东思想”是四十年代提出来的。当时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是针对共产国际的，其意思是，中国不必围绕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中国有自己的方针路线，走独立自主的路；二是受了当时苏联个人崇拜的影响，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后来考虑到，突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可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震动。后来决定不废弃“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是将“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解释：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区别开来，前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把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晚年的作为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显然，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八千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的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以后。晚年的毛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六个方面作了重新作了阐述。当然，这些阐述是根据新的需要而精心选择的。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提“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而强调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内容。对上述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以后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国不能像苏联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这不仅是毛泽东同一代的革命领导人还健在（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不仅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确有一些合理成分，不仅是否定了毛泽东后造成的理论真空一时难以填补，而是邓小平还需要毛泽东“这把刀子”。“这把刀子”是中国共产党的“镇国之宝”。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决议》对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斗争”还持肯定的态度：“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当然，《决议》也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决议》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为今后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进行反击，留下了理论空间。
　　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晚年，肯定了毛泽东的一生，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遗产，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制度遗产。这是当时各种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对毛泽东遗产的这样的继承，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继续单兵突进。毛泽东留下的两大问题：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过度贫困。邓小平努力解决后者，却绕过了前者。
　　第8节大平反大改组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邓小平立即进行组织人事上的大突破，着手建立实施这一路线的干部队伍。
　　胡耀邦出任组织部长１９７7年１２月１０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１９１５年１１月生于湖南浏阳。１９２９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３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他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攻打娄山关时负伤，弹片一直留在他身上。１９３７年５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邓小平到抗大讲课，所以说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
　　邓小平对胡耀邦真正了解应当是１９４９年。这年３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十八兵团入川作战之后不久，便正式编入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共川北地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这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的工作，他们之间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１９５２年８月，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同一年，胡耀邦也从四川调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取代了冯文彬。胡耀邦调京是邓小平的提议。在五十年代，邓、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很多问题看法一致。
　　１９６２年，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在湖南和陕西期间，胡耀邦还兼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196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在学生中开展政治思想教育运动。而胡耀邦在一次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中，却大讲青年学生要学好业务知识。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大学没有传达他的讲话，却从其它渠道传了过来，大家觉得胡耀邦讲话很大胆，很实际。一些同学私下传抄这个讲话。在陕西工作时，由于胡耀邦力主纠左，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组织人批他，把他整得生病了。叶剑英元帅到西安保了胡耀邦，并且把他回了北京。
　　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职，１９７５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领导。这时，邓小平正在抓整顿，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也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努力恢复科研秩序。他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说出了知识分子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当作“大毒草”进行批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话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突出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陈云）。
　　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在思想战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在组织上还是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郭玉峰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干部贴大字报，对郭玉峰的消极行为进行批评，郭玉峰对写大字报的人施加压力。一些老干部把大字报的底稿送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字报里的一些内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中央党校时，他组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组织部长的任上，胡耀邦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５００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３３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胡耀邦得以上升，并不完全靠邓小平的扶持。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是华国锋的主张，华国锋兼任校长，实际工作全由胡耀邦主持。叶剑英元帅也是支持胡耀邦的。
　　天翻地覆大平反文化大革命和过去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１９７２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门的一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介绍，天津市文革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反回农村老家的有３８０００多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全市重大冤假错案３７１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９４４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只有４９１名职工的天津汽油机厂，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１００多名。文革后期对这些职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还有一大堆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冤假错案不仅仅在文革中造成的，文革前的“反右倾”、“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沉冤更是不计其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５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
　　平反冤假错案从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以前就开始了。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有４６００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展。他在１９７８年９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我在这里列举一下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０年两年间重大案件的平反，就可以看出其决心和声势：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１６日、１９日，上海市分别为金仲华、周信芳、郑君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金仲华是原上海市副市长，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周信芳是著名京剧艺术家，郑君里是著名电影艺术家。
　　他们都在文革中被加上了种种罪名，迫害致死。
　　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２５０万人的全省广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１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９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１９７０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５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９０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宣布：１９７６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１６日到２０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６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到２月５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