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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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到２４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的政策。
　　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这一决定，又使几十年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数以千万计的人们重见天日。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２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８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知》。“三和一少”是指，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三降”，是指向帝、修、反投降，“一灭”，是指扑灭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构成了外事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这一平反，为日后的对外开放扫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系统大会，乌兰夫部长在会上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南京部队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成为全军的标兵，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总政治部决定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谭政将军原是总政治部负责人，被林彪等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错案彻底平反。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四清”时的错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５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１９６８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６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８００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党集团。
　　１９７９年８月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８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二流堂”问题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５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为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举行隆重追悼会。徐冰等五人在文革中受迫害，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２年先后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６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４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悼会。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被迫自杀。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８日，为外交部前副部长章汉夫举追悼会。章汉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１９７２年１月１日含冤逝世。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１９５８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９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广州会议”是１９６２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作过重要讲话。《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在文革中被指摘为“资产阶级的科研路线”，不少人受到打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举行追悼会。冯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７６年１月３１日逝世。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为马明方和王维舟举行追悼会，为他们平反昭雪。马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王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因受迫害，马于１９７４年、王于１９７０年含冤逝世。
　　上面列举的仅是我当时从报纸上记录下来的一部分。这还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冤案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进行平反昭雪。从１９７８年四季度和１９７９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报纸、电台，朋友见面，平反昭雪都是离不开的话题。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不过，能得到平反昭雪的一般都是原来有地位、有名气的人。蒙受冤屈的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自己上访了。所以，同报纸、电台上声势浩大的平反、昭雪的潮流并行的是声势浩大的上访群众的潮流。当时我所在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要求记者帮助平反昭雪的群众络绎不绝。两三位记者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接待来访者，并敦促所在单位尽快落实政策，还真正解决了不少问题。没有专门分工从事这项工作的记者，也有人找上家门，请求帮助。当时我家里这样的客人着实不少。有一位名叫许大纯的老先生，他是民国初年总统徐世昌的女婿，后任中央银行人事局长等要职。１９５０年投诚到北京。不久被诬陷，先判无期徒刑，后改１５年有期徒刑。幸亏三十年代一位军界的朋友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虚衔，七十年代全国对少将以上的战犯大赦时，他得到大赦。但是，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子女受牵连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找到我，我写了一个材料，经新华社渠道送上去以后，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很快批示，给他安排“文史研究员”的职务，其它的困难也得到解决。
　　许大纯先生还是算比较幸运的。大量的受害的老百姓的困难无法解决。上访的人们就产生了过激的行动：游行，抗议，集会。这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不得不用强制来对付上访人员的过激行为。北京的傅月华事件就是一例。
　　到１９８０年，平反昭雪的工作继续进行。1月份，中共中央发通知为谭震林平反。在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３月２０日，又为老革命家李立三举行追悼会。同时为李立三、贾拓夫平反昭雪。
　　影响最大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是１９５７年打成的６０多万右派分子的问题。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指出：“对于右派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后来下面反映十分强烈，呼声越来越高。到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给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还强调１９５６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否定这次运动，其实，在６０多万名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希翎等几个人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１９８２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体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３００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
　　在中国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这次如此大规模的平冤，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期待着。
　　全面改组干部队伍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其影响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翻身解放。它产生的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对人们的固有观念，对过去政治运动确定的是非标准，带来根本性的震憾。当然，这一冲击波首先冲垮了对平反起阻碍作用的势力。
　　天津市蓟县邦均公社原党委书记刘宝金十几年来受到严重迫害。身为蓟县县委书记的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的指示，又将刘宝金关押１１８天。人民日报记者顾雷和新华社记者史博进行了调查，向上级反映了这一情况。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中共天津市委作出《关于马树魁拒不执行中央平反冤案指示的决定》，令马树魁停职检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从马树魁的错误看〈顶着不办〉》。显然，根据毛泽东时代的是非标准，“顶着不办”的案件是有道理的。所以，“顶着不办”的干部大多是“凡是派”。
　　所以，对冤案的平反，一方面为邓小平准备了一大批干部，另一方面又给“凡是派”以的重大冲击。“凡是派”干部纷纷落马，在过去路线下深受其害的干部纷纷上台。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成份也迅速发生变化：在过去那些年代不能入党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让入党的干部）大批进入党内。党内知识分子比重加大，工农分子比重相应减少。
　　紧接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是干部队伍大改组。
　　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大”上产生的２０１名中央委员，到１９８２年９月的“十二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中，再次当选的只有９０多名。十一大的中委有55。2％的人在十二大中出局。没有进入新中委的一百多人当中，除了几名逝世者和４０多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人以外，其余都是政治上难以适应。如马辉、王国藩、刘子厚、刘建勋、纪登奎、李水清、汪东兴、郭玉峰、曹轶欧、解学恭等。在“十二大”产生的２１０名中央委员当中，有的是平反冤案时得到解放的，有的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采取抵制态度的，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功绩的。
　　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各省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的第一书记都是在１９７７年到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