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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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阵线的失败以两个总书记落马为代价。
　　１９９２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是邓小平阵线取胜。陈云阵线失败，以放弃自己的选择目标为代价。
　　如前所述，贫困这是毛泽东留下的难题之一。由此产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即经济自由化。然而，经济自由化的发动机一经开动，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就会提上日程。一方面，中国人不能只要经济自由而不要政治民主（先知人士是这样，如魏京生、任畹町等７０年代末期的态度）；另一方面，从经济自由的运动逻辑来说，没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也难以进行下去。所以，经济改革越是深化，市场经济的本身会对政治民主提出强烈的要求。（党内改革派是这样的，如安志文、杜润生等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态度）。因此，不管是自由民主派，还是党内改革派，都认为解决政治专制问题刻不容缓。这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另一个难题。
　　就中国共产党最高层而言，无论是陈云阵线，还是邓小平阵线，都不想搞彻底的政治改革。邓小平虽然多次讲政治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之内。其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彻底政治改革的底牌就是改变一党专政，这必然伤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所以，著名自由主义学者于光远说过：“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
　　因此，在解决专制问题上，中国人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要求政治民主化，一条战线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就变成了一条战线――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不仅和自由民主派，而且和一切要求民主化的中国人成了对立面。对立双方，一方拥有强大的暴力，另一方只有日益强烈、不可违抗的民意。今后的“两点碰撞”不再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碰撞，而是专制和民主的碰撞。这是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它比经济自由化过程中的“两点碰撞”争更具有刚性、更为激烈。１９８９年春的北京风波就是一次演练。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会不会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取决于斗争双方的政治智慧。
　　2、周期性和无序性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周期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不仅仅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中国的改革是在现有的制度的框架之内的自我完善。这就需要处理好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既要使改革进行得比较到位，又要不伤害原有的制度。这好像是病人自己给自己做手术，既要切除病灶、又不能有剧烈的疼痛。在改革实践中，这是一个两难悖论：既要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先进制度，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中国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就会出现一种矛盾态度。他既然骑上了改革这头烈马，就很难半途下来。他要扬鞭策马前进，又要勒住缰绳，不要让马越过边界。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基本点”之中。一旦改革的烈马践踏了四项基本原
　　则，邓小平就很警觉，陈云阵线也会出来有所动作，或者向邓小平送材料、加压力的方式让邓小平采取措施；一旦这种纠偏措施危及改革烈马的健康和生命，邓小平阵线就要限制保守派的行为，同时对改革的烈马加以激励。改革的掌舵人邓小平不得不根据形势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另一个“基本点”。所以，局外人看来，邓小平“左右摇摆”、“反复无常”。由此，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就表现为周期性。一次又一次地起伏，一次又一次地反复。
　　对这种政治斗争的周期性，邓力群曾说过一句话：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这种说法粗略地接近实际。请看：
　　第一轮：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双年是１９７６年，粉碎了“四人帮”，单年是１９７７年，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轮：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双年是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被批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期间，有“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单年是１９７９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西单墙”被取缔，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被抓。
　　第三轮：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双年是１９８０年。胡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一些激进的改革知识分子也活跃起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篇累牍地发表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单年是１９８１年。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始，陈云阵线开始反攻，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上接受了“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的材料，按照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文艺上开展对《苦恋》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批判。
　　第四轮：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双年是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些文章如一道道闪电，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单年是１９８３年。批判“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经济上批判刘国光的“指导性计划”。左派人士发表文章，保卫“指令性计划”，批评“指导性计划”。
　　第四轮：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双年是１９８４年。春节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３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单年是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９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强调“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９月２３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提醒与会者：“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这一年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位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另一位是海南省委书记雷宇。
　　第五轮：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双年是１９８６年。邓小平再次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春夏间，政治改革的舆形成高潮。自由民主知识分子活跃一时。１２月，全国各地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单年是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落马。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一批具有自由民主知识分子倾向的中共党员被开除党籍。
　　第六轮：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前几轮斗争周期太短，双方的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就转向，因此双方的能量都有较多的积累。一旦重新爆发，其规模和烈度远远超过前几轮斗争。双年是１９８８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自由民主人士到处发表演讲。他们含蓄地或大胆地批评共产党，批评现行制度。有些知识分子发起了争取民主的签名活动。单年是１９８９年。北京戒严，“六四”镇压，左派极端活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２年。其中，“反和平演变”几乎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中心”几乎变为“两个中心”。
　　在这以后，不再是一年又一年的轮回了。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持续三年的左派反攻以后，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接着按南巡基调召开了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
　　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１日李先念逝世，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１日王震逝世，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１日姚依林逝世，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８日胡乔木逝世。陈云阵线失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势力大减。
　　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陈云逝世。逝世前８个月，即１９９４年８月做了气管切开手术。邓小平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日逝世，在１９９４年以后因身体原因就不管国家大事了。因此，邓陈的斗争到１９９４年就已结束。中国的双峰政治结束后，就进入了后邓小平时代。
　　后邓时代从１９９４年开始，结束后邓时代的主要标志是：重新作出一个关于史问题的决议（这将是中共第三个这样的决议）对邓小平的功过给以客观评价，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对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给以公正的结论。整个江泽民执政时期、胡锦涛执政后若干年内，都属于后邓时代。
　　后邓时代有几个特点：
　　第一，还是沿着邓小平所规定的路线：一方面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引入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从而软化了“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像当初那样，由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２０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在这合力中，社会强势群体的力量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后邓时期，社会将向着对强势群体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势必加剧社会矛盾。
　　第三，由于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并存，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的恶性结合，使得中国社会空前腐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盟，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也加剧了弱势群体的反抗。在权威政治体制下，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合法渠道，社会冲突将会加剧。因此，后邓时代是一个高风险时代；
　　第四，真理的旗手已经从执政者转向民间及其代言的知识分子。这包含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政教合一”的大厦开始崩塌，权力中心不再是真理中心；另一重意思是，官方意识形态不仅丧夫了神圣性，也丧失了可信性。因此，意识形态的执掌者在对知识分子实行打压时理不直，气不壮，他们的打压指令常常用口头传达，而不用正式文件。对一些良知未泯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做的只是一种应付上的职业行为。“极权主义的原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在这一点上，后邓时代类似于哈维尔说的“后期极权主义”。
　　第五，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常人政治。最高执政者再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他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推动下作为。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于对社会现实需要的判断，决定于对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方向的判断。如果他只是在社会合力的左右下行事，他将倾向社会强势群体的利益，使社会更不和谐；如果他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和政治智慧来协调、组合、限制某些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公正，他就会成功。
　　第六，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自从成为ＷＴＯ成员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来自国外的思想，以更大的力度涤荡着中国的史积淀，更多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进入中国。当然，中国也更容易受到世界风潮的侵蚀。
　　在后邓时代，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日益尖锐，民主化的要求日益紧迫。后邓时代的政治光谱和邓小平时代有所不同，能量最强的邓区和陈区已经合并，成为权力中心。最左端是新专制主义，最右端的是新自由主义。新专制主义以改革中形成的行政垄断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经济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以改革中形成私有经济为基础。在两极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由于中国的民主问题还没有解决，权力中心在光谱上是偏向左边的。
　　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除了具有周期性以外，还具有无序性。前面谈到，由于改革的目标不同，因而有邓小平阵线和陈云阵线。实际上，所谓“两个阵线”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划分，界限不严格，也不清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党内不能搞“小子”不能搞“非组织活动”。所以，我说的“两条阵线”或“两支队伍”，只是政治倾向上的一致，没有组织上的结盟，没有公开的派系活动，至于背后串联、沟通及其它活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由于两个阵线不能组成合法的党派，不能公开、透明地进行合法斗争，他们的斗争只能以非程序、非法律方式进行。邓小平、陈云两人对中国改革的目标意见不一，他们总是“谈不拢”。邓小平为了摆脱陈云的掣肘，不开常委会
　　（胡耀邦说：“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陈云想开常委会，是希望有说话的地方（赵紫阳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见附录）。不开常委会，陈云有话无处说，只有通过他周围的人以种种形式向邓小平下面的人施加压力，挑起斗争。由于邓陈两人既不能向公众挑明他们的分歧，进行有程序的合法竞争，让广大群众作出选择；又不能以常委会的形式，通过小范围的民主讨论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从而付诸执行，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两种力量在暗中相互掣肘，使得某些改革政策左右摇摆，某些改革进展困难，贻误了时机；二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十分困难又十分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他们处在“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两方面相互矛盾的看法都得听取，两方面都不能得罪。两位总书记不合乎法律程序下台，政治斗争缺乏程序是一个原因。这种非程序、非法律形式的政治斗争，不公开透明，局外人感到扑朔迷离，不可琢磨。广大群众无法自觉、自主地参与其中。由于不知内情，群众不是缺乏热情，就是他们的政治热情被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就邓小平而言，他尽可能避免和陈云发生正面冲突，也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他怕政治斗争影响改革。就陈云而言，他是一位具有柔性的政治家。当他看到计划经济大势已去时，并不坚持己见。陈云虽然和邓小平在改革目标上有不同的看法，他只是从旁边施加影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实现，但从来没有取代邓小平成为第一把手的企图。
　　由于邓陈双方都不愿意开展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只能像打太极一样，又柔又粘，但却很有力量。
　　3、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批评“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讨论，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在经济改革领域，意识形态的争论也是改革进与退的焦点。如搞商品经济还是搞产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