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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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经过１年的酝酿，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所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
在２０世纪最后的１０年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宣告失败。苏联已经解体，东欧一些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易帜。而西方那种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却显得相当活跃。在２０世纪末，在国际上有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价值判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成功的。中国也深受计划经济体制之害。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是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是一种折衷。然而，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保守派就可以随时对某些改革提出“姓资姓社会”的诘难。当时还没有预见到另一个情况：到了新世纪，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条件下出现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也希望在“社会主义”四个字中寻求社会公正。
第4节私有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比发展私有经济更为敏感的事了。
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天下为公”的古训。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消灭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理论概括；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３０年的努力中，消灭私有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中国已经彻底完成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
在改革以前的３０年中，私有经济一直被当作危害社会主义的“祸水”加以消灭；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却要把私有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活水”大力扶持。
过去被消灭了的私有经济的重新复活，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有人惊呼，有人愤怒，有人恐惧，政治上打压，政策上歧视，接踵而来。
然而，国民经济的航船一旦驶进了市场经济的航道，发展私有经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买卖经济，不能自己和自己做买卖。所以，全社会只有一个所有者（都是国家的），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有多元的所有制主体，多元的利益主体。所有制改革就是改变原来的单一国家主体，建立国有经济、城乡集体合作经济（包括原来的集体经济）、中外合资、外商独资、股份制经济、私有经济等多元经济主体。
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辅仁（示旁加乃），１９７９年提出要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以后，一直受到来自上面的政治压力。１９８３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董受到批判。社会科院领导人刘国光组织人整他，责令他作检查。邓力群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点名批评董辅仁，说他是“南斯拉夫观点”。
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实现所有制主体多元化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另一种途径是对国有企业实和非国有化（按国外的说法就是私有化）。中国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第一种途径，先不触动国有经济的产权问题，而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先是个体经济，后是私营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也大规模地采取第二种途径，先是对国有小企业实行非国有化，后对一些大企业实行资本开放（即在单一的国有企业中吸收非国有经济的资本），使之资本多元化。中国这两种所有制多元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是改革初期的就业形势逼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如冰川解冻，过去被压抑的愿望奔腾而出。知识青年回城，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陆续有１４９０万知识青年回到城市。但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可能很快接纳这么多人就业。矛盾就出现了。有些地方就出现了对抗。上海知青的抗议活动最为激烈。
就业，就业，就业，这是当时最为急切的词语，也是全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
按过去的做法，就业，就是由政府的劳动部门分配工作。但是，数以千万计青年一下子涌回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在国营和集体工商业中安置他们。于是，政府一方面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安排本单位的回城子女；另一方面，号召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所谓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从事个体工商业。那时，工商管理部门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各级政府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条件，报纸上大力宣传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在短短两、三年内，个体户蓬勃发展。除了回城青年以外，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排挤出国营企业的人（如开除公职的人、劳改释放人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这支队伍中最大胆、最活跃的分子。
在成千上万的个体户中，大多数人虽然只能有个温饱，但有不少人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丰厚多了。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几年之内发起来了。随着营业的扩大，人手越来越紧张。他们开始雇工。由个体户变成了私人企业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给城市职工以很大的冲击。过去他们看不起的职业，现在收入比他们要高得多。过去被视为“不三不四”的人，现在挺起胸膛来了。一些人心理上很不平衡。社会上出现的很多顺口溜，正是反映了这种不平衡心理。如：上班穷，下班富，开除就成万元户；家里有个劳改犯，一年就赚好几万。
一辆摩托两个筐，收入超过胡耀邦；骑着铃木背着秤，跟着小平干革命。
如果说普通职工只是心理不平衡的话，对党政干部来说，就面临着很多难题。我的采访本上记录着1980年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领导干部们在政治上、政策上把握的困难。
上海有一个居民叫×××，４０多岁。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现已平反。他父亲是一个大资本家。落实政策后他继承了一笔遗产。最近他向工商局申请登记。想买一部载重汽车搞运输专业户。市工商管理局感到难以答复。他们倾向不批准发证。
上海崇明县裕安公社社员×××，用１３００元向这个公社十四大队购买拖拉机一台，个人搞运输。县委认为，拖拉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得占有，不能搞个人经营。已令他将拖拉机退回原队。
广州市个体户×××，继承了外祖父传下来的一种熏鸡技术。这种熏鸡早年曾闻名省港。五十年代他外祖父逝世后这种熏鸡生意歇业。１９７９年，这位个体户恢复了这一传统食品，生意兴隆。
由于人手不够，他一天只能制作５０只熏鸡。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他向政府提出：能不能雇工？
没有人明确答复。
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时的确使基层干部为难。不是他们无知，也不是他们保守，因为过去２０多年的政治学习中，在当时的政策中，这些问题都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们不愿意用这些现成的答案，但又没有新的答案。
现实使理论尴尬。怎样用过去一再宣扬的理论来回答现实问题呢？１９８０年，北京的一个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10个理论难题：第一，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现在，私人开始占有生产资料了。对这一新情况是限制还是鼓励？第二，从传统理论看，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私人雇工。现在私人雇工现象大量出现了。这种现象怎样解释？第三，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剥削。现在剥削现象也出现了，是允许还是取缔？如果允许，以多大限度为宜？第四，有的地方群众集资办厂，实行按股金分红。从传统理论看，这是按资分配。在社会主义条件允不允许这种分配形式存在？第五，过去我们把私人老板当资本家。过去的资本家已经没有了。现在又开始出现私人老板。怎样看现阶段私人老板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等等。
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对这些和传统理论相违背的敏感问题的政策也是很微妙的。关于雇工问题，１９８１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和１９８３年的《城镇非农业个体工商业若干规定》中都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7人。为什么可以雇7个人呢？说来很可笑。因为在马克思的着作里有这个界限。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而已。经过一百多年，企业的技水平、劳动生产率、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克思这句话不可能回答今天的企业雇多少人才算合理的问题。可见，当时人们一面在超越马克思的理论，一面还千方百计地在马克思那里为这种超越寻找根据。为什么求救于马克思？因为有一批人用马克思主义来限制改革，来打击改革者。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字的根据，就可以减少一分政治风险。
邓小平和胡耀邦抓住了一个典型打破了人们的重重顾虑。这个典型就是“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叫年广久，安徽芜湖人。他很早就是一个个体商贩。开始贩卖水果，后改营炒货。他和两个儿子在家里炒制西瓜子，或提篮叫卖，或摆摊兜售。他悉心钻研瓜子的炒制技巧，创造出“傻子瓜子”这一名牌食品。
加上他很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大。瓜子的日产量由原来的几十斤增加到２００多斤。月营业额达万元。在当时个体户中成为“冒尖户”。年广久要继续扩大经营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向个体经济联合体发展；一是雇工。年广久也曾想过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但处理各方的经济利益关系比较复杂。走私营企业的道路相对简单一些。他从１９８１年９月开始雇工。当时他只雇了４个帮手。主要劳动力还是他父子三人。这时人们心里还可以免强接受。随着经营的发展，雇工人数逐渐增多，１９８３年初增加到１０３人。加上他儿子的分店，雇工共１４０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６０多万元。从一家个体户发展到这样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私营企业，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年广久的企业发展这么快，除了私营经济有强大的活力以外，还得力于他选择的这个行业。瓜子不关系国计民生，是计划经济管不着的空间，也是公有经济的空隙。尽管如此，他的迅速发迹，引起了各方面议论和指摘。当时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对他采取措施。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也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年广久。
一颗瓜子千斤重。邓小平、胡耀邦等对“傻子瓜子”的支持，使得一些不拘泥于原来思维方式的人们开始思考一些问题：马克思说的资本的积累“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而年广久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使人贫困。相反，他雇佣的工人的收入比国营企业工人的收入要高得多；年广久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以１９８２年为例，这一年“傻子瓜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中，他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交国家税费分别为４４。６％、１２。０％和４３。３％。
年广久开办私营企业对社会不仅没带来什么害处，却带来了很多好处。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打开了江、浙、沪的市场。在他的挑战和带动下，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６０家瓜子企业，瓜子销售量达３０００万斤，被誉为“瓜子城”。全国各地也兴起了瓜子加工热，从南到北，涌现出“迎春瓜子”、“口不离”、“好吃来”、“阿凡提”等数不清的新品种，成为一个不小的产业。
人们从多方面分析，看来私有经济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么危险。
一颗小小的瓜子，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人们从邓小平和胡耀邦对“傻子瓜子”的态度得到了胆量。私营企业蓬勃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中，出现了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富翁之中，有不少人过去是社会的弃儿。开始政府让他们“自谋出路”。所谓“自谋出路”，就是在旧体制内没有他们的出路。仅靠共产主义的宽容，他们才在国营经济顾及不到的小角落里，为他们让出了可怜的一席谋生之地。开始他们是多么希望迈进堂皇的国营企业的大门啊，但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很不情愿地摆起了小摊，叫卖街头。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意外的得到了一次淘金的大好机会。
这个机会是商品经济的不毛之地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为是不毛之地，他们是先行者，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先发优势和广阔的空间；因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他们得到了良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旧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他们不受旧体制的约束，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因而有胆量。他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在旧体制崩溃的废墟上，竟然能崛起他们新的大厦。
进入20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和末期，从事私营经济的政治风险已经很小了。发财机会的诱惑，自我实现价值的愿望，使得不少人抛弃国营企业或国家机关的“铁饭碗”，自愿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一批人和早期进入这个领域里的人不同，他们是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准备，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其中有的人还有种种权力背景，是当代的“红顶商人”。那些有权力背景的人一“下海”，就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有心人会察觉到，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提法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了微小的却是微妙的变化。而每一变化都是政治斗争胜负或妥协的结果。
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到所有制改革问题：“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请注意，这里在“一定范围”所允许的仅仅是“劳动者个体经济”，也就是相对于集体经济的个体劳动者。
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６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再一次肯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全民所有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指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这里的提法还是“个体劳动者经济”。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问题”。又一次强调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还指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要鼓励个体劳动者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这里第一次提出“鼓励适当发展”。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