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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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省委书记这一级干部中不少人反对包产到户，农村干部中很多人也反对。他们用顺口溜表示对包产到户的不满：“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来信者是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在来信前面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辑作的题目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
“编者按”打破了通常文字简短的常规，其篇幅之长，编排之显要，使人感到是中央对重大问题的表态。其中写道：我们向读者特别是农村干部、社员推荐张浩同志这封来信，希望大家读一读，想一想，议一议……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向搞基本核算单位过渡，更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我们认为，张浩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已经发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作法。
张浩的信中写道：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听到一些关于“包产到组”的情况，介绍于下：洛阳地区不少县、社已经、正在或将要搞“包产到组”。……干部和群众对此作法持怀疑态度。他们称这种组为‘互助组’。他们问我：“分田到组，包产到户，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上头有没有通知？你们甘肃省这样搞了没有？”我没有看到和听到党中央有此精神和文件，就照实说了，并说甘肃省没有这样搞。他们听了很满意。有的还说：“我就想党中央不会有这样的文件，肯定是咱们这里的土办法。”两个大队干部说：“现阶段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已经２０来年了，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群众也都惯了。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肯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他们表示不理解上头为什么这么干。他们还说：“公社化刚刚搞起来时，吃大锅饭、一平二调，步子太快了，那是错了。后来实行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实际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级社的内容。再退到组，就又错了。……”《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成千上万，一般来信是很难发出来的。张浩来信为什么能这么隆重推出呢？这与新上任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有关。当时，《人民日报》把一篇春耕的社论送来审定。王任重看到华国锋在社论的清样中有一段批示，其内容是批评农村中出现了抢农具、闹分队，影响集体经济巩固。根据华国锋这个精神，3月14日，王任重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了一封亲笔信，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正好这时收到了张浩的来信。这是体现王副总理精神最好的稿件，总编室没有和农村部商量就发出来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多年来，人们从这里的只言片语中辨别政治方向。这个《编者按》和《张浩来信》态度如此明确，很自然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骚动。大量的群众来信涌进人民日报编辑部，质问的，责备的，愤怒的，要求立即答复的，也有少数拥护的。就是张浩信中说的洛阳地区，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洛阳地委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制止混乱。洛阳一位读者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质问信，还附了一首打油诗：人民日报太荒唐，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弄得群众无主张。
张浩来信对安徽的冲击更大。当时的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田学祥在一篇报道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从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一播出，安徽大地便仿佛爆炸了原子弹。有人狂喜，有人丧气，有人欢呼，有人气愤。有人迫不及待地找报纸，象拿到奖旗，有人义愤填膺把报纸撕得粉碎。而在省委机关，当天上午几乎没人办公，各办公室在并无人组织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开起了激烈的辩论会。有人希望当天的报纸像天女散花一样在全省散发，对资本主义的春天来场狂风大雪，也有人希望把当天的报纸扣发，来个滴水不漏。在安徽广大农村，本来很少看报，常把生产队报纸糊墙、卷烟的农民，却一反常态地到处找报纸。许多人读完后，把它扔进粪池，再压上石头，把它用石棒捣烂扔进泥塘，把它用来当手纸，即使没有大便，也要在肛门上蹭一蹭。有个农民甚至跑到城里邮局、报亭，拿出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买下登载这则报道的所有报纸，然后一把火当众焚烧，引起一大群人跺脚拍手叫好！更多的农民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如霜打了的麦苗，一群群人跑到公社，找到县委，奔到地委，来到省城。人们说，上就是有人怕农民高兴，农民一高兴，这天总变，过去有好几回了！
《人民日报》３月１５日发出这组稿件，由于对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冲击之大，被人们称为“三。一五事件”。几天之内全国就冲垮了两万多个承包组，冲掉的承包户就更多了。
《张浩来信》发表后，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来到安徽全椒县。县委领导向他汇报：“《人民日报》文章一，不得了哇！
乖乖，全椒上下乱了套了，春耕搞不下去了，农民找公社、县委，领导吓得躲起来了。……”万里打断了他的汇报：“一张《人民日报》，一篇读者来信，看把你们吓的！”万里接着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报纸是公共汽车。他能坐，你坐不得？他能发表文章，你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人民日报》以《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题，又发表了两篇读者来信。一封是安徽省农委的两位干部，批评了张浩来信，指出“编者按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混乱。已经搞了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但是，这天报纸在同一版还发表了河南省兰考县一位干部的来信，题为《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肯定了张浩的来信。在这组稿件前面的编者按写道：“本报３月１５日发表张浩同志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作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的可以继续讨论。”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前后，在北京崇文门饭店召开七个农业大省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到会的七个省都不同意马上推广安徽的办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七省市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汇报。安徽省的代表是省农委主任周曰礼也在场。
华国锋问：“你是安徽来的？”“我是安徽代表周曰礼。”“噢噢，你们安徽包产到户到底搞得怎么样？”不等周曰礼回答，华国锋又说：“你们省委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收到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周曰礼回答：“农民春耕情绪高涨。生产搞得很好。我有具体的数字和全面情况。肥西县山南公社是全省最早大面积包产的，实践结果，麦子总产２０１０万斤，比历史最年份增长了……”华国锋似乎有点不相信。他问“你讲的情况省委知道不知道？”“我是省委派来的。”华国锋扭头对王任重说：“你打电话问一下万里同志，看他知道不知道。”王任重立即一个电话打到安徽。万里对他说：“安徽包产到组我批准了，包产到户我也批准了，个别单干的，我也允许试验！”王任重回答说：“试验可以，但现在不能宣传。”王任重和万里通话半小时后，走到华国锋身边说：“万里同志的电话打通了，和周曰礼同志说的一样。这些情况是省委同意的。”华国锋说：“要是省委对包产到户意见一致的话，就试验试验吧！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体化的道路是不变的，是必须坚持的。”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随着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
１９７９年９月，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放开了一个口子：“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是，这个决定又规定了“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除了山庄、窝铺和某些有特殊困难的地方外，也不要包产到户。”１９８０年２月，万里从安徽调回北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上任以后，万里感到他在北京的处境比在安徽困难得多。各方面斥责包产到户的声音很强烈。农口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在１９８０年第二第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批评“包产到户”的作法。万里离开安徽以后，接任他的的省委书记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他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这对万里来说简直是“后院起火”。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讲话。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第２７5页）
但是，对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没有停止。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２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地支持包产到户：中央不反对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吴象：《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１年第７期）
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和胡耀邦朝夕相处，他们决心解除包产到户的“紧箍咒”。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４日到２２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为“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７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７５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又放松了一步，它把农村分为三个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只认为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１９８２年年初发出的《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１９８２年１号文件）比７５号文件又进了一步。它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至此，包产到户才算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六节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
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１９７２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也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但邓小平和陈云在开放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邓小平访问美国和日本时表现出的那种开放思想不同的是，陈云在多种场合向干部们强调要记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这五个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五个特征是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概括的。
列宁的这五点论断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如果强调这五点论断，就无法对外开放。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掠夺和奴役其它国家的手段，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要大力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陈云的思想在基层也有反映。在８０年代初，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１９８０年６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７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