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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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陈云的意见：“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除了波兰事件以外，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情况也使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的人不安。农村出现了私营企业，出现了雇工现象，出现了私人搞长途贩运。这些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论。有人指出农村出现了剥削，出现了投机倒把。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面对改革中的这些情况，那些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这种呼声，是针对当时的改革潮流的，是针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
波兰事件和国内要求保持社会主义纯洁的呼声，使中国的“两个基本点”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从改革开放倾向到四项基本原则。
对陈云来说，当时遇到一个契机，这就是华国锋“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按照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就是“宏观失控，经济混乱”。遇到这种情况，计划经济的办法就是“收”，即“调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这是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研究经济调整。即调整“洋跃进”造成的经济过热。１２月２６日，陈云作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主题报告。这个报告共讲了十四个问题。
谈到利用外资时，他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有警惕”。谈到经济形势时，他说：“经济形势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改革要有利于调整”，“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他批评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陈云文选》１９５６－１９８５，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北京，第２４８－２５１页）
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对他的《党和国家领制度的改革》来了一个大转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他三个月以前讲的“党国家领制度的改革”，他作了新的注解：“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但是，大家翘首以待的“完善的条例”一直到他逝世时还没有出来。这是后话。
在这之前，以翁永曦为首的四位青年上书陈云，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的２４字方针。陈云很欣赏这个建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表示赞同。并提出经济上调整，政治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由于陈云的看重，翁永曦一下子被提拔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副部干部。改革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人，把他在文革中打老师的问题端了出来，翁永曦被贬到安徽一个县里。但翁永曦不甘寂寞，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记者把他的看法写成内参，邓小平看到了批示道：怎么这个人又出来了。这一次，翁永曦的品芝麻官也丢了。翁永曦是一位很聪明的年轻人，不幸成了邓、陈较量的“棋子”，听说他后来下海经商，还有成就。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接受了“缓改革”的建议。在经济改革中，坚持计划经济，坚持“指令性计划”，一些坚持“商品经济”看法的经济学家受到批评。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当时最突出的事例是对《苦恋》的批判和对青年诗人叶文福的批评。叶文福原来是军队里的诗人，他的诗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尖锐地批评了军队里高级干部的特权现象，因而被迫离开了军队。后来他到处演讲，大胆批评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弊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了一篇话，学校的政工干部反映：“党组织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全吹了。”邓小平在1981年7月17同宣传部门的谈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位“青年诗人”，叶文福受到了单位的批判，从此就消声匿迹了。
《苦恋》引起的风波比叶文福风波要大得多。
《苦恋》是著名军人作家白桦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学刊物《十月》上。１９８０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太阳和人》为题拍成电影。导演是彭宁。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青年时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相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往国外。在美洲某个国家他成了著名的画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和绿娘一起返回祖国。回来享受到短暂的快乐后就不被政府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凌晨光备受折磨。他女儿觉得这个国家再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以生鱼、鸟蛋为生，成了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红日当空，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的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太阳和人》在审片时不仅没有通过，还引起轩然大波。文艺界的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个剧本“否定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当时社会上流行“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就是揭露和批判过去极左路线给人们心灵、家庭、社会，造成的伤痕。实际上，伤痕文学所揭露的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极左，也揭露和批判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苦恋》是伤痕文学中高层次的代表作。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提出要批判《苦恋》。1981年４月１７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社论：《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批评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4月18日，《解放军报》第三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部队读者批评《苦恋》的3封“来信”。其中来自白桦所在的武汉部队的信――《一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最为严厉。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4月22日《时代的报告》杂志为批判《苦恋》出了增刊，第一次就印了15万份。上面除了有批判文章以外，还作为“靶子”附录了《苦恋》的全文。读者为了看《苦恋》，一抢而空。
《解放军报》、《时代的报告》开头，《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紧跟其后，不惜篇幅，发表多篇批判文章，还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而《文艺报》、《新观察》、《北京科技报》则发出不同的声音，指出“有人在扞卫’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下搞’左’”，为知识分子说话，但和批判的声音比起来，这种声音十分微弱。
胡耀邦要大家冷静一点，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下来，再研究对策。当时主管思想战线的主帅胡乔木要《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人民日报》文艺部认为，《解放军报》的文章带有“文革”时打棍子和大批判的色彩，不能以理服人，如果《人民日报》转载，就表明中央同意这样做。所以按兵不动。胡乔木得知《人民日报》不转载的后台是胡耀帮，就把状告到邓小平那里。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对《苦恋》的谈话。
1981年７月１７日，邓小平同中宣部负责同志谈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１页）邓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由《文艺报》写批判《苦恋》高质量的文章。８月３日，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讲到“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种错误倾向。”此后，白桦在他所在武汉部队一度失去自由，大会和小会接受教育和批判。白桦在检查中说：“历史老人最终是公正的。”意在《苦恋》是好是坏，历史自有公论。《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就白桦的这句话写了长篇批判文章。
胡耀邦对批判《苦恋》，态度不是很积极的。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０日晚，在审片时引起批评之后不久，白桦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这部片子。胡耀邦回答说：“昨晚中南海放了这部电影，我没去看，听说有人反对你这部片子，有人支持你这部片子。我们家就是两派，一派是我的秘书，他反对。一派是我的儿子，他支持。”他一再表示，在这部片子没有审查通过之前，他不准备看。白桦一再请求，他还是坚持不看。经过一段时间批判以后，９月２５日，胡耀邦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情应该了结”，１０月，胡又对《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说：“批《苦恋》的事了结了。
”（白桦：《我理解他》，载《胡耀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９０页）根据邓小平7月17日的讲话，《文艺报》负责人唐达成、唐因执笔写了批判文章，经周扬、张光年等人组织多次修改，又经作家协会讨论，中宣部讨论再修改，10月6日《文艺报》发表，10月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苦恋》风波就此平息。
对《苦恋》的批判虽然结束了，但对思想界、文艺界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作家们写作更加小心了。１９８２年６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四届二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克服并改变涣散软弱状态，更加坚定有力地在更高水平上贯彻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指导”。这次会上作家们牢骚颇多。著名作家邵燕祥写了一首打油诗：“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敬静无哗；不辞百万成虚掷，难得金人似傻瓜；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一代领人的历史使命，在不丧失中国共产党领权的前提下，他们是不会让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和原则阻碍改革开放的。在对右的势力给以适当打击之后，他会敲击钢琴的另一个键，使改革开放的音调高昂起来。
第2节从批“异化论”到清除精神污染
“异化论”风波陡起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的一些“凡是派”人物失去了位置，一批坚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政治上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发表的《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说，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异化现象。人民把权力给一些人，而有些人依仗这权力，在人民面前作威作福，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王若水在他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中说，人道主义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人道主义是一种把人和人的价值置于首位的观念，是用以反对神道主义和兽道主义的武器。这样的文章如电光石火，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注意。周扬在１９８２年也在一次讲演中讲过“异化”问题。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１９８３年３月７日，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周扬念了开头以后，由于身体不好，由广播员代读。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广员读稿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说不能换。邓力群为了听这个报告，特意从医院出来。他听着听着，就觉得有问题，特别是关于异化的问题。下午邓力群就给胡乔木打电话，说：“上午到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他建议胡乔木看看周扬的讲话稿。还建议让黄楠森等人第二天讲一讲与周扬不同意见（《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上册，第397－398页）。当天晚上，胡乔木就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周扬的报告有政治错误，报告会不要解散，延长三天组织批评这个报告。经过两天的准备，3月12日继续开开会。由北京大学的黄楠森、人民大学的靳辉明、社会科院的王锐生、《文艺报》的唐达成发言。这四个人的发言都是上面授意的。他们的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其观点是鲜明地批驳这个报告的。
周扬这个报告本来是中共中央的安排。1982年11月间，中共中央就有一个决定，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要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由周扬作报告。为了起草这个报告，周扬请王若水、王元化、顾骧协助。从1983年2月15日到3月初，他们在天津迎宾馆工作了20多天，才拿出稿子。在这期间，法院要开庭审理王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通知王若水出庭。因此，到天津的第三天，王若水就回北京了。执笔起草的只有王元化、顾骧两人。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成清样，分送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胡耀邦将稿子退了回来，在他的名字上划了，没有提修改意见。
周扬在党校报告的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对总编辑秦川说：“周扬的报告很精彩，宣读过程中鸦雀无声，读完后掌声很热烈。王震和邓力群都参加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这个学术报告的消息，消息中说，周扬的“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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