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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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秦川去周扬家，对周扬说：“你的文章我们登出预告好几天了，你的稿子还没有给我。”周扬说：“木说让改一改，关于异化问题，联系实际略为展开一下。我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出来后又没有专门搞过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比较困难，加上身体也不好，我没法改。”秦川说：“那就发表吧，七日晚上的电视我看了，王震、邓力群都过来与你握手，还会有什么问题？”周扬说：“我考虑一下给你。”他又反问一句：“你敢发吗？”周扬把文章看了看，还是交给了秦川。
3月13日、14日，胡乔木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和王若水到周扬家谈话。胡乔木说周扬讲话中关于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要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对于周扬讲话发表的问题，周扬谈了看法。但事后在场的人回忆的情况不一样。周扬的记忆是，当他问到“是否改了以后再发表？”胡木回答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事后胡乔木认为，他坚持改了以后才能发表。当时在场的王若水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中写道：“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没有涉及到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关系，……，如果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前面加一个说明。”３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用一又四分之三的版面发表了周扬这篇讲话，用不到半个版面发表了四位批评者的发言综述。发稿前，王若水和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篇稿时，王若水说，作者周扬不同意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
胡木和周扬谈话时并没有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发表是可以的。
文章见报的这天一大早，邓力群给秦川打电话，大发雷霆，说：“讲话是王若水‘钻’到周扬身边搞出来的，宣扬的是王若水的主张。你要把这个情况点钟以前送到中宣部来。”秦川解释：“是我同意王若水去的，不是他要‘钻’进去的。”春节前周扬请他帮助起草讲话，他不愿意去。（秦川不知道王若水去天津只三天就回来了，没有参加起草）
当时，他刚离婚不久，把几年不在身边的孩子接回来，准备过一个团圆年。秦川对他说：“周扬同志是轻易不求人的，去去为好。”但文章发表后邓力群还是打电话给王若水，让他作检查。秦川和王若水二人不得不作了检查。
事后，邓力群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这份材料中写道：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据此，邓力群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得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态度。
这个报告中央没有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批评的人见面，要核对事实。根据胡耀邦这个意见，3月21日（《邓力群自述》中说是3月26日），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见面会由胡乔木主持，参加者有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人。地点在中南海的中宣部的一个小会议室。1998年春，本书作者访问过当事人之一秦川，他向作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还给我他写的记述这件事的一篇文稿。
这一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面对面地坐在会议桌的两旁。被批评者先看邓力群的这份报告。秦川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说清楚，觉得邓力群有点意气用事。周扬看完了，脸上的气色发生了变化。他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邓力群写的那个材料，掷在胡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胡乔木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胡乔木瞪大了眼睛，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说：“你这是反中央！”周扬说：“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大声说：“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扬说：“我只是反对你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拨弩张。出现了党内会议中少见的情况。坐在胡乔木对面的秦川只好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胡木也意识到自己失态。接过秦川的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年在上海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冷静下来后问周扬：“告诉你不要发表，你为什么还要发表？”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胡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坚持他从来没的听到过不让发表。
二人相持不下。旁边一位插话说：“我们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让发表。”《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写的是，胡乔木不让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他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周扬说没有听到这句话。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申明他没有听说过不让发表。
贺敬之说：“我相信中宣部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贺敬之骑墙的插话使会场一时沉寂。邓力群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周扬同志，希望你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周扬是中宣部的顾问。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的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这次会核对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欢而散。事后，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写了一封信，说中宣部给中央书记处写的报告与事实有出入。他还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了一个事实真相的说明。
《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说：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的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把马克思主讲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
从邓力群这段话来看，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和胡耀邦之间展开。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4月份以后，这场冲突进入了僵持、胶着阶段。但是，这场斗争还没有完。
文艺界充满火药味1983年4月以后，胡乔木为了扞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暂时放下了“异化”问题，转而从文艺界入手。
4月30日到5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胡乔木、邓力群、周扬出席。列席旁听的顾骧记录了这次会的情况。会上不仅批评了《苦恋》，还批评了《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三十分钟》等一系列作品，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会上，胡乔木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我读的文艺作品不多，全局估计不好说。但是，从许多方，从许多人：作家，批评家、读者里了解的情况，说一点看法，我想不会离事实太远。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文艺界不是很高了。会上列举的一些材料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久了，出版的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作家批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说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对这事实都不注意，我们的革命良心就存在问题。如果认为良心可以安，那么这样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经那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西，怎能视而不见。不忙作结论，不忙批评？（说这些话时胡乔木提高嗓门，声色俱厉）攻击不限于来自文艺界，但比较起来文艺界突出。……我认为我们文艺界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事业。认为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可怀疑的，是童话。说我们相信童话太多了，六十年是童话，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童话，对这样的论调采取自由主义，慢慢讨论吧，我不赞成这样的态度。我对朱某某讲，四项基本原则要是可以放弃，只有我们解散共产党。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解散的，所以四项原则不能放弃。
他接着说：对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对反右，十年文化大革命，我赞成少写。如果将过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的错误，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五，那么，这样也就是党本身的错误了。……张某某这样的作家，把党的错误充分描写，无异是教育青年怀疑共产党。
对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注：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胡乔木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反对一些东西。双百方针是有目的的，不然就同战国时期一样了。双百方针不是独立的，不能认为文艺就是一个双百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存在了？我们共产党人要想不反对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主观上想不轻易反对一些人，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反对一些人。这些人存在么。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然有所坚持，就必然有所反对。对专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以至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不能容忍，不能采取宽容的态度。……有一位知名人士写过一篇大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要我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继承北大老传统。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是进步的，但要在今天的大学实行“兼容并包”，就是要在我们的大学里允许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倒退。
（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上海，第85页－88页）
1983年8月10日，胡乔木找上海的著名老作家王若望谈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首先把王若望发表的文章放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大形势之中：“一方面由于你个人的遭遇，使你写了一些文章，说了这样一些话，反映了全国的一股大潮流。不仅是文艺界，还有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还有比这更不好的，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也许他自己说他是共产党员。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在这里表扬了钱钟书，说王若望没有像钱钟书一样看到现在是一个好时代，王若望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歌颂这个好时代。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胡乔木的谈话又从批评王若望转而批评文艺界其他人。“茹志娟在文学技巧上进步了，但对生活冷眼旁观。……现在有些作家一味寻找生活中灰色的东西，或者一味模仿西方文艺的技巧。”“《文艺报》对徐迟的批评是正常的，他文章中的错误是很可笑的。我很客观地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正常的，怎么说是围剿呢？”“《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是一个青年，宣传宗教思想，贾平凹也宣传宗教思想。还有人宣传存在主义思想。很多出格的东西都放出来了。”胡乔木说：“现在文艺界混乱比之1981年思想战线座谈会时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说：现在要大喝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不然社会主义文艺就要名存实亡！
1983年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览》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这不是和平演变吗？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我们是执政党，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非常乌七八糟的事情，不像样子的事情；这些事情是解放以来没有的。有问题的人要检讨，要整风、整党。闹的笑话很多，这方的材料宣传部都有。不能马马虎虎地过去，要研究处理。
还有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真正离经叛道的文章，他们也敢发。……大学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出格的文章，教育部要管，要加以追究，要批评。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