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这段话传出以后，对知识分子颇有鼓舞。
　　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１９８６年７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８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和7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１９７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９月８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吁着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
　　我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告会。可以容纳５０００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座。在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可见大学生们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界活跃起来了，一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的忧虑和警觉也同时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刘再复的文章发表后，老文学评论家陈涌就发表文章，对刘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滕藤关于报纸的讲话广后，朱厚泽就接到了几个批评电话。朱厚泽为滕藤打掩护，说他是化学专家，不了解情况。在滕藤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中央派他到天津办一件公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瑞环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既产生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西方国家先是以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政党是在议会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在议会制的舞台上活动。马列主义是先组织革命政党，由革命政党来夺取政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党专政，政党在国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革变一党专政的状况，这等于让中国共产党让出权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有人从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来总是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从力量上战胜并驾驭其它政治集团，否则，中国就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国家就不能统一，社会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来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党专政了。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很有市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状况，既要克服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执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3节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1986年，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持保守思想的人一直想寻机向改革者挑战，但是，这一年改革思想占主导地位，保守派没有翻起什么大浪。只有两个政治小浪花可以花费一点笔墨：“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上书”。这两个事件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秦柳方，生于1906年1月7日，早年参加革命，但摇摆于国共两党之间，两次参加共产党，两次参加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八办”（即财经办公室）学习组长。10干部。后在社会科院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随时记录孙冶方的言论向中宣部汇报，为孙冶方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提供了重要根据。进入八十年代，他觉得改革开放玷污马克思主义的圣洁，对改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所以，他十分赞成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地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2月22日，他写了一封信，附了几篇文章，送给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其中可能有马丁的文章。
　　马丁写了什么文章？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
　　1985年11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龙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编辑徐景春。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文章抓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很引人注意。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出笼的背景。一些在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12月9日和10日出版的第49期《北京周报》上，刊登了马丁文章的译本。有英、法、西、日、德、文版。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摘》1985年12期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
　　马丁文章的读者范围在逐步扩大，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这个生疏的名字。
　　1985年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字的电讯。电讯中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仪：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自己理解和主观判断。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章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月11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一个近500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在纽约出版的《中报》却对马丁的文章进行批判。《中报》是一张中文报纸，总编辑傅朝枢曾当过闫锡山的秘书。（１９８９年“六四”后傅朝枢曾来北京，杨尚昆接见过他。
　　《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１９８９年８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话。）1985年12月19日，《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丁文章开始“出口转内销”了。12月18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判文章，很快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发出。《参考资料》是司局干部能看到的有关国际动态的内部刊物。秦柳方正是从这个内部刊物上收集到反自由化的材料。
　　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年2月21日，新华社的一种等级更高的内部资料上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了《中报》的社论。这种内部资料是供省、部干部和中央委员参阅的。所以，这期内部资料一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使广大群众参与反自由化，1986年3月4日，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一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80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作了摘要转载，从而影响更大。
　　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文章，说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马丁文章的问题越来越大，似有不断升之势。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经济学界应当感谢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发经济理论界自由化的那篇报告救了马丁。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胡乔木送给胡耀邦、赵紫旧，附信说“值得看看”。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由于胡、赵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一场在经济理论界反自由化的风暴没有刮起来。
　　1986年3月13日，《北京周报》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3月14日，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告》。事情应当就此终结。
　　但是，由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和内部资料把矛头指向“某些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一批经济学家，得到胡、赵的批示，有了尚方宝剑，开始对新华社做出回应。
　　3月22日，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衣补加乃）、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专为“马丁事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座谈会上于光远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马丁的文章，指出《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无的放矢，批评新华社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是对中央工作的干扰。于光远发言时态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冯兰瑞、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衣补加乃）、红旗杂志副主编苏星、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等都谈了和于光远类似的看法，但态度比较缓和。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在会上成了被告，他的发言不断被与会者的反驳所打断。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鉴于《国内动态清样》上次的失真，应根据当天会议讨论情况，重新写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简报，上报中央。
　　改革派乘胜追击。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了马丁事件引起理论界关注的消息。《社会报》的标题是《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4月7日，《世界经济报导》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了大规模的讨论。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公案”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结论。
　　但是，在上层，坚持改革和坚持反自由化的斗争还很激烈。在中央机关，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宣部，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计委。胡耀帮为了解决中宣部的问题，调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任中共中央传传部长。2004年３月３０日，朱厚泽在他的万寿路新家向我谈起了当时的情况：１９８５年８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调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胡锦涛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贵阳，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他想听我的意见。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办公。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１１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