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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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没有说话。那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回顾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第4节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要讨论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1985年11月间，胡耀邦就开始考虑起草的问题。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对形势不很乐观。他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大文件很难，只能零打碎敲地推行改革。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映？”我说：“反映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就会打开新的局。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同志；老同志下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３月８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３月９日在出版工作协会上，４月４日在光明日报社，４月２１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４月２２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５月２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邓力群认为：“由于’三宽’方针，导至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冒尖人物和冒尖言论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三宽”是让“搞自由化的人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63、571页）。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发火了。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高，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总之，精神文明就是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抵御资产阶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种对立，给起草文件造成了很大困难。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提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人在1958年吃够了“共产主义”的苦头，多年的“大锅饭”阻碍了经济发展。改革，就是要突破这一点。左派死死抓住十二大这句话不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攻击。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86年1月26日形成了一个比“提纲”更进一步的“要点”，“要点”中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在“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上费了笔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在经常大量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把铁饭碗、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道德，用以反对改革，都是完全错误的。”1986年8月3日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审议的稿中和以后的几次稿都没有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批印的8月13日提交政治局审议稿中，也没有提十二大这句话。稿件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政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胡乔木同邓力群私下议论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了很多啊！”在北戴河讨论时，8月9日，邓力群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他不仅搬出了十二大报告，还搬出了陈云、邓小平在各种场合下带有左的倾向的讲话，说这个文件稿违反了十二大和中央领导人的精神；又说十二大以后出现了很多双文明单位、双文明地区、双文明城市，还有朱伯儒、刘吉、曲啸、李燕杰这些“思想政治工作能手”的经验，这个文件没有吸收这些好经验，联系实际不够；还说“最近一年多来，自由结合的讨论、研究问题，相当多，参加这种自由讲座的人各种各样。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现在搞极右，由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1980年竞选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人。我们的文件不能被他们抓住一点作为他们的工具。”（《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576－605页）
　　9月7日，邓力群又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政治局常委，同时附一封信。信中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文件稿“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表现不够。”“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化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们已经了解主要情况。”他在信中还说：“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清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上，第607－609页）
　　陈云支持邓力群的修改意见，9月10日，他在邓力群的修改稿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上，第610页）
　　邓小平对邓力群的修改意见不仅没有表示同意，还拿起笔来删去了一句话：“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再三警告过的。”（同上，第629页）
　　邓小平赞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9月15日，邓小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对。”胡、赵的意见就是认为再写“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合适。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办公室电告写作组：小平同志又看了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9月17日上午，即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胡耀邦回来向起草小组谈起他和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是放。（龚育之：《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载《财经》2005年第3期）
　　邓小平不仅否定了邓力群的意见，9月18日还专门找邓力群谈了一次话，批评邓力群“想把文件向左的方面拉。
　　”“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对。”警告“你和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邓力群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事后邓小平在一个小会上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11－620页）
　　北戴河讨论《决议》（草案）时，关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有争论，但开始还不是争论的焦点。胡耀邦主持的稿件也写上了一段话：“搞资产阶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段话点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方面的，防止有人任意扩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
　　陆定一坚决不同意写反自由化。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得知邓力群等人又要拿出一个修改稿，要求讨论。朱厚泽感到为难，他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回北京后就要讨论了，怎么办？”胡启立说：“老爷子已经有态度，就这样了。他还要吵，那就摊牌吧！”胡启立说的“老爷子”是指邓小平，他对邓小平的态度估计很乐观。
　　９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９月２８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体会议，胡耀邦主持。由播音遇念了一遍决议稿，话音刚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胡耀邦在犹豫间，邓小平发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81－182页）
　　邓小平这一段讲话是被陆定一的发言激起的，是被中顾委为陆定一的热烈掌声激起的。事先他没有说这样话的准备。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再传达。
　　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纪中叶。”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邓力群对这个决议也很不满意。他写道：“《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可以利用。自9月份《决议》作出以后，自由化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八28页）
　　显然，邓力群把发生十二月学潮的原因归结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违背事实的。
　　第5节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１９８６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１９８６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着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隐蔽化了。１９８６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