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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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林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陈云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才，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小平。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关于陈云在会上的发言，朱厚泽记得不全。据可靠资料，陈云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都是批评胡耀邦的。第一，“在198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提过9条意见，是好意。是对胡耀邦善意的帮助，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是希望他改正。我看耀邦同志可能没有注意，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第二，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批评胡耀邦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听汇报的方法，也批评胡耀邦一个星期跑22个县的作法。第三，他批评胡耀邦不开常委会。“在政治局常委里，你是总书记啊，第一把手啊，名字排在剑英和小平前面，你工作不努力？不好这样说。我跟薄一波同志讲过，常委不常开会。”第四，提拔干部要五湖四海，就地取材。实际是批评胡耀邦较多地用共青团的干部。他发言时邓小平“没有听见。”显然，这些批评邓小平并不同意，万里的朋友吴象向本书作者透露，这次生活会，除了批评胡耀邦以外，有人还批评万里和习仲勋。邓力群指摘万里发表“坚持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文章，还指摘万里同意刘宾雁的“第二忠诚”的提法。对这些指摘，被万里顶了回去。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次约他去打桥牌。１２月３０日胡耀邦应邀去了，邓也没谈什么，只是为了缓和关系。
“生活会”以后，薄一波让邓力群起草一个《通报》。《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1，统一思想问题；2；反对精神污染；3，“四个保证”和“四有”；4，经济工作；5，政法工作；6，外事工作；7，干部问题；9，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问题；10，胡耀邦的表态。前9个问题都是集中罗列胡耀邦方方面面的错误。《通报》作为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发下去以后，地方对如此匆忙让胡下台还是不理解，又增发了五个补充材料，进一步罗列胡耀邦的错误。第一个补充材料内容是：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胡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自由化的态度，胡只反左不反右。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和陆铿谈话问题。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问题。这些都是出自邓力群之手。由于邓力群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最系统，这些发下去的材料很多出自他的发言。经济工作问题主要来源于依林。
胡耀邦看到19号文件很伤心，认为很多与事实在不符，是对他的羞辱。胡启立看到这些材料以后，觉得有问题。
文件后面还说“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胡启立问耀邦：“这些文件你修改过了吗？”胡耀邦说“我看都没有看过，谁送给我看！”胡启立觉得问题严重，6月2日，胡启立就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指出胡耀邦1月15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赵紫阳在胡启立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当追查。”据说赵紫阳在批示前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件事，邓小平说：“这事要查，查出来干这事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用了14个页码（683－697页）对这件事进行辩解。他说，胡耀邦《我的表态》有一个手写稿，有一个录音纪录。最后以录音稿为准。“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句话没有写主语。主语是谁？是邓力群手下负责整理的人，不是胡耀邦。为什么却写上“已由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呢？
胡启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他写这封信是很慎重的。然而，他揭露这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不久，陈云的秘书给胡启立打电话：“陈云同志马上要去南方，走之前他要来看望你。”陈云是长辈，那有陈云看望胡启力的道理？所以，胡启立急忙说“还是我去看他老人家。”说完，放下电话就赶到了陈云家里。见面后，闲聊了几句，陈云突然问胡启立：“你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吗？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本想一条一条地回答，但转念一想，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还会提别的问题。就直率地对陈云说：“您老人家有什么话就直说。”陈云说：“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三年以后，胡启立随赵紫阳下了台，陈云那里送来了陈云同胡启立的这次谈话记录，上面注明“根据录音整理”，让胡启立签字，随后作为文件发给党内。胡启立没有想到他们谈话时背后有录音，庆幸自己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
邓力群1987年十三大落选。事隔若干年后的２００６年，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讲了一件令人注意的事：1988年胡耀邦和邓力群两人都到湖南长沙参加刘少奇纪念馆落成典礼。邓力群通过他的秘书刘中海给李汉平打电话，说是首长想看望耀邦。李汉平按耀邦意见回绝了邓力群会面的要求。但邓力群执意要见，再次让秘书打电话。耀邦不好再回绝，只好勉强同意了。两人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送走邓力群后，耀邦脸色很难看。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饭也不吃。李汉平就陪他一起散步。李汉平问耀邦：“你们谈这么长时间，谈了些什么？”胡耀邦面带忧虑地说：“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倒赵。”李汉平未加思考地说：“那不好吗，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停下了脚步，严肃地说：“李秘书，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曲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决不能’倒’。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李汉平：《胡耀邦和邓力群的最后一次见面》，原准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上发表。
后撤稿）
“民主生活会”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胡耀邦对他亲近的人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１９号文件”是羞辱（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罗列了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的一些严重错误”，１月２日给邓小平的信和１月１０日、１５日在生活会上《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３０００人来，是外交部的申报：到１９８９年来１万人，常委都圈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３０００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４页）
有许多重大人事问题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同上，第３９页）
胡耀邦还说：（生活会）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这七八年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上，３６页）
将一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地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同上，３８页）
胡耀邦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还对李锐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坦然的。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同上，４３页）
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心，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将这样一位总书记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史，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呢？答案是：对胡耀邦的无限同情，对顽固力量的强烈不满。这种同情和不满，会凝聚成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将会暴发出来，化成惊天动地的怒吼。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学潮采取了果断措施：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副校长职务；１月１３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老作家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并于１４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纪处分”；１月１７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这个决定事后通知方励之，并在他所在的党支部宣布；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在１２月３０日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定下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两次谈到要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这次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社科院的张显扬，但没有登报。吴祖光、王若水则是采取“劝退”的方式让他们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对这次学潮的某些鼓动者、组织者，采取了专政手段。
这时学生也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这样，持续一个多月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学潮终于平息了。
第2节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邓小平在反自由化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第一次是１９８１年批评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第二次是清除精神污染，第三次是反自由化，都批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工作领域。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不满。对思想战线的批评材料不是来自胡耀邦，而是来自乔木、力群。邓一问，他们反映的确有其事。
尤其是反精神污染。这使邓胡分歧增大。清除精神污染是小平提出来的，有扩大化现象。搞了２８天不了了之。本来就完了，邓也觉得清除精神污染不得人心。但在这以后胡耀邦多次对这一段评来评去：“提法不科学”“搞了扩大化”。外国记者也从中挑拨。
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找胡启立谈过一次话，说：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待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得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作协四大，在耀邦讲话造成的气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整的人发泄了很多怨气。作协选举，所有清除精神污染的积极分子全部落选。一些党内元老对此很有意见。认为作协四大是对清除精神污染的清算、否定。作协四大是耀邦和启立主持的。耀邦也就成了元老们不满的对象。
１９８５年7月14日，邓小平找石、胡启立谈话，指出胡耀邦和陆铿谈话很不得体，让他们给耀邦的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１９８５年在北戴河，在启立、石给耀邦传话之后，赵紫阳对胡耀邦说：“要研究一下，给小平要有个交待。”当时胡同意了。但他却去了新疆，一走了之。后来赵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胡没有回答赵的问题。
邓不信任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耀邦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
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０日，胡耀邦在北京中南海接受了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访问，谈话两小时，并作录音。
在陆铿的提问下，胡耀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写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这篇访问记传到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
１９８６年，杨尚昆从北戴河回来问赵紫阳：“耀邦同陆铿的谈话你看过没有？”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实，由于老人们认为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早就想把他换下来。１９８６年春天，胡耀邦到赵紫阳家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小平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胡耀邦当时是接受的态度。耀邦还对赵说：“这样安排以后，你当总书记。”赵说：“我虽比你小几岁，但我们俩是一个年龄杠杠的人（在６０－７０之间），没有你下台我接的道理，可以让启立来接吧。”胡说：“让启立马上接还不行。”赵说：“能否十三大不设总书记，由常委来轮流主持，轮流值班。”胡说：“这个意见好。”赵紫阳认为，事实上，小平找耀邦谈话，让耀邦接中顾委主任，就是在十三大要把耀邦换下来，采取的是平稳过渡的方式。邓是以年轻化的名义和他谈这件事的。胡耀邦很天真，只理解为年轻化，没有理解邓这次谈话更深的含义。
１９８７年１月耀邦下台，这是必然的，由于陆铿谈话和学潮，老人们的决定提前了，形式也变了，由平稳过渡变为强迫他辞职。
赵紫阳事后对本书作者说：小平本来对耀邦很好。闹成这样的结局是两人的政见不一致。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
从清除精神污染沿袭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谈话是导火线。“八六”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小平一直是信任我的。他认为“六四”才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经历耀邦那么长的过程。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信任一年一年的减少，最后完全不信任。
有一种说法，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邓小平退休。在一次小会上，邓小平自己提出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其他人都挽留，唯独胡耀邦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