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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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工作。或把赵找来问：“你为什么单独写信？”可惜这样的工作没有做。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没有开过常委会（确切地说是很少开常委会），这算什么集体领导？常委会难开。为什么难开？这当然与邓小平和陈云有关。任仲夷说他们二人不是“团结无间”这是符合实际的。他们是“有间”的。这个“间”被保守派利用了，这是造成中国改革的悲剧的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真是团结无间，两人联手顶住压力，中国改革的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赵紫阳对本书作者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们的意见不一致，那是在１９８３年，胡作了一个报告，讲“包”字进城，把农村承包得单地搬到城里来。结果商店搞承包，卖家用电器的奖金很多，卖针头线脑的拿不到奖金。赵制止了。赵认为城市经济比农村复杂，要慎重。当时的“包”字进城和后来实行的企业的承包制是两回事。除这件事外，在经济改革方面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经济发展问题，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是发展速度问题。赵主张指标低一点，让下面去超，更主动。胡和赵有着不同的经，不同的思维方式，二人的性格也不同。胡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赵在地方工作的时间长。胡读书多，同知识分子比较接近；赵实际经验比较丰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没没胡那么近。赵很实际，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所以赵认为胡“没有当过家”。赵有城府，有权谋；胡城府不深，怎么想就怎么说。赵善于保护自己（除非他认为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胡不会。赵主持国务院，胡主持中共中央，党政矛盾，在他们两人身上也自然会有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由于职务关系，赵自然地和陈云阵线有些共同的看法。至于赵是不是想取代胡的位置，赵曾向本书作者极力否认。即使对赵持不同看法的吴江和阮铭，也没有说赵想取代胡。
１９８３年春天倒胡，可以说是陈云阵线利用了胡赵的“间”，联手批了胡。但他们批胡的目的不同。赵只是陈述工作之间的分歧，而陈是想把胡换下来。最后是邓保了胡。
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那场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一场斗争中，胡赵二人是高度一致的，这说明在意识形态上二人的根本一致性。但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胡赵有不同的表现。赵紫阳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六四”以后赵放弃这个观点）。在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凡涉及经济改革的，赵坚决顶住（如秦柳方的信）。但是，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的反自由化，他没有和胡耀邦联起手来抗争。在思想领域，胡耀邦独自顶住左派的压力。所以，老人们也许有误会，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１９８６年，政治改革的设计，不让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而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这说明老人对赵的信任超过了胡。直到１９８９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邓小平搞“新权威主义”（只是不用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只限于提高办事效率，精简机构，改进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目的是把生产搞上去，不能让“翻两番”的目标落空。当然，他也提出过党政分开，但在总的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党政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赵紫阳也知道效率的重要，但比邓看得更远一些，他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搞文化大革命的条件。赵紫阳接受了政治改革设计的任务以后不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初步设想，邓小平同意，但叮嘱了一句：“不要搞西方的三权分立。”这还是“新权威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句话赵紫阳当时不得不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件重大而复杂的政治社会工程，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并没有协同起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邓小平发表政治改革的讲话以后，说政治体制改革由赵紫阳具体负责，要求在１９８７年７月以前写出一个文件，讲明改革的目标、方法、步骤等，经过讨论后逐步实行。赵紫阳立即设置了在他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由他的秘书鲍彤负责，还调集了一批年青人参与其事。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和鲍彤不可能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子。“新权威主义”是中央研究室吴稼祥等人提出来的，知识界一直持批判态度。邓小平心里是赞成“新权威主义”的，但说不要用这个提法，只照这么做就行了。他同赵紫阳谈了他对新权威主义的这个看法。不过，在赵的思想深处，却有更开放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无法表达，只好开一系列研讨会，让学者们去说。然而，这么多研讨会造了过多的舆论，社会上以为政治改革马上就要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始。保守派冷眼旁观，收集材料，准备一战；改革者不知就里，无从下手。胡耀邦对赵紫阳的这种作法提出了批评。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指出：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在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五、六月或七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香港，１９９５年，第２０９页）
胡耀邦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同当年在胡耀邦身边的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胡耀邦思想虽然解放，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慎重行事。这么多研讨会把政治改革的空气造得过高，而政治改革的实际步子还不可能迈开。舆论和现实的矛盾，有可能造成很大的社会风险。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不管他是不是分管政治改革，他势必要承担风险，他不得不指出这种风险的存在，压缩一下虚张的空气。
第4节从反自由化高潮到“十三大”
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邓力群说过，自１９７８年以来，逢双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逢单年马克思主义者反攻。
1987年是单年，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反攻的时侯了。学潮的平息，胡耀邦的落马，陈云一派除了一直掌控经济领导部门以外，现在，宋平取代尉健行掌握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王忍之取代朱厚泽，掌控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王芳取代阮崇武掌握了公安部。这些要害部门都落入陈云一派的手中。一批著名人士被开除党籍。全社会形成了反自由化的强大声势。知识界的一些曾发表过过激言论的人颇感紧张。比较敏感的新闻界，较早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1986年12月召开的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上，社长穆青作了长篇报告。他分析这两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时说：“新闻界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宣传战线软弱无力。舆论界是不是真正掌握在党手里？有些报纸让出了阵地。深圳青年报登出《欢迎小平同志离休》，还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反映消息。王若望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和小平同志商榷》。新闻自由是上海一家大报提出来的，我不同意。马达（注：马达是一位老报人，上海《文汇报》总编，主张新闻自由）要和我辩论。好嘛！我应战！”“有人攻击我保守，说我们思想不解放，不改革，甚至有人说，我们跟中央跟得太紧了，这使我感到很欣慰（副社长郭超人插话：感到很光荣！）。有人把新华社看成官方警察，这没关系，总比同流合污好，总比赶时髦好！”“党的舆论工具如果掌握在糊涂人手里或者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手里，只能搞自由化。”“我们的舆论阵地不能落在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里。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心。”1987年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的元旦社论。社论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按照年形成的传统，元旦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提出新一年工作的基调。
１月２８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乘的谈话。邓小平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态度是强硬的。他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郭罗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不是把魏京生抓了吗？难道中国名誉就坏了吗？既然抓了就不放。中国的形势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正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194－196页）
邓小平这个讲话一传达，各党组织马上行动。这次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声势最大的，但广大群众没有像往常政治运动那样响应。群众对“四项基本原则”有着自己直观的理解，当时流行着一首诠释“四项基本原则”的民谣：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提出过反对民主，但反对“大民主”；也没有提出过反对自由，但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展以后，又和改革开放发生了碰撞。有些地方，在反对自由化的过程中，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削弱党的领导，又退回到原来的体制上去了。１９８７年我到重庆采访时，得知这个城市一夜之间，让几十个厂长负责制的企业，退回到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反自由化使吸引外资大量减少。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６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递增４８％。１９８７年上半年不少外商观望不前。到下半年经过多方努力，才有所回升，但也不能挽回局面，结果，这一年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只增长１６％，比前三年平均增长率少了３２个百分点。有些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外资项目也暂时停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1月下旬两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批评“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运动。在这两封信签名的中国学生来自１００多所大学，共有２１５０多人，其中７０１人用真名真姓。新近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博士和一批华裔学者，也写信到北京，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批评。左派们不顾改革开放的大势，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越战越勇，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只能单枪马地直接面对左派的进攻。
当时，中纪委书记王鹤寿起草了对若干党员的处分的决定草案，要求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开除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列席会议的鲍彤插了一句：“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赵紫阳问列席的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是什么态度？王忍之在座位上欠了欠身，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两位老理论家都不说话。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苏绍智的党籍这次没有开除。对于如何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和胡乔木、邓力群发生了一次冲突。这个冲突是围绕着起草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４号文件展开的。所谓４号文件，就是《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最初由胡乔木、邓力群主持起草。
胡乔木、邓力群力图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城乡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胡启立对邓力群这个稿子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建议赵紫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赵紫阳知道，如果提交书记处讨论，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支持下，一定会获得通过。他把这个稿子压下来了，而是让鲍彤组织人对文件进行了重要修改。赵紫阳、鲍彤修改后的文件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