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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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和实际情况的反差进一步激化矛盾。北京市有４０多所高校5万多学生罢课。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直到李鹏辞职为止。北京街头到处是油印传单。有的传单介绍４。２０事实真相，有的揭露腐败现象（如说中央领导人搞世袭，亲属子女升官情况）。署名“北京工人联合会”的传单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支援学生。
赵紫阳去朝鲜访问的第二天（４月２４日），李鹏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汇报北京学潮情况。汇报题目是《北京市委常委对当前学潮的形势的意见》，汇报时把情况说得比较严重。把很多个别现象统统集中起来上纲上线。认为“大量的事实证明，尽管大多数学生有善良的愿望，但是，从动乱来说，矛头是直接对准党中央的，是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的。”“不可小看敌对势力，他们是要跟我们斗到底的。”“以斗争求安定，则安定存；以退让求安定，则安定亡。”根据北京市委的汇报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认为学潮是“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会上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４月２５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引起争议的４。２５日讲话，把学潮定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措施制止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这个讲话发了一篇社论，新华社同一天发通稿，全国所有报纸同时在一版头条登出。这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个定性的政治份量，超过了1957年对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当时的中国政治常识理解：政府必定动用专政力量粉碎阴谋、镇压动乱。参与动乱的人没有好下场。
４月２６日星期三昨晚街头所有的喇叭都广了《人民日报》社论。同时广北京市政府公告。公告重申不准游行的十条规定；禁止在街头讲演、募捐。广播员的语调高昂有力，有点像文革中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种味道。今天所有的报纸都在一版头条显着位置刊登了这篇社论。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预感到，政府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对付学生。
但是，强大的政治压力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各校纷纷集会，抗议４。２６社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校都贴出大字报。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同情学生的人很多。今天在新华社大礼堂听邓小平４。２５讲话的传达。听传达的同事回来说，听众共发出五次“嘘”声和哄笑，鼓两次倒掌。
今天上午和高露一起到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参加“民主的困惑”讨论会。这个会是贵州省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联合召开的。严家其主持。苏绍智、于浩成、曹思源、远志明、荣剑等一批活跃分子都参加了。主要内容是批判“新权威主义”。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事件，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１９７６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１９７６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于浩成在发言为“德先生”招魂。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新权威主义”倡导者之一的吴稼祥中途到会。他发言说，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名义最高权力和实际最高权力分离，因而无力做出重大决策。他主张中国应建立立宪总统制。严家其说：“我们意见一致了，我们不必批评新权威主义了。”严家其认为今天的会应限制在学术会议的范围之内。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他主张搞一个签名运动。荣剑主张，为防止事态双方采取非理性行动，请社会名流出来吁请双方冷静。
４月２７日星期四中午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开会回来，到复兴门桥时，看到很多人站在桥头上向北张望。有人说：“游行的学生队伍被警察挡住，过不来了。”我骑车从西二环向北走，到阜成门十字路口（当时没有立交桥，作者1997年注）。只见四周已经围了上万人。连周围的房顶上、树上都站满了人。在路口北，警察排成几列横排，把南北大道封死了。学生队伍在封锁线北面无法过来。周围的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叫警察为学生让路。看来警察也不是死守不放。学生拼命前进，警察步步后退。但进展十分缓慢。学生每前进一步，周围群众就一片欢呼，一阵掌声。不久，从西面阜外大街又开来的一支学生队伍也来到路口，两支队伍会合，冲破了警察封锁线。在这之前，学生队伍还在中关村、人民大学南等冲破了几道封锁线。通过重重封锁线之后，下午３点多钟学生队伍才到达西单。在六部口，警察手挽手形成一排排人墙，一共十几排，两排之间约一米距离，构成十几道紧密的封锁线，阻止学生东进。这时，从六部口到复兴门之间全是学生队伍和围观群众。满街满巷，水泄不通。围观群众不停地齐声呼喊：“让－－开！让－－开！”声音震天撼地。也有人和警察谈话，劝警察让学生过去。也有人有意和警察说话，分散警察注意力，学生乘机通过。今天学生游行的口号是：请愿不是动乱和平请愿反对动乱妈妈，我们没有错人民日报，胡说八道；新闻联全是胡说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光明日报一片漆黑新闻要讲真话民心不可欺血谏政府正义就是力量北大清华人民养大为了人民死都不怕为民请命虽死犹荣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稳定物价打倒官倒官倒富农民苦拥护宪法宪法至上人民政府人民监督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决不允许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事件重演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抬的一块大牌子上写着：起诉书被告：人民日报案由：诬陷诽谤游行口号都写在横标上。其中有几幅横标用邓小平过去说的话（“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等）来批驳他的４。２５讲话。学生齐声朗诵，周围群众鼓掌。
在游行中，学生还喊了一些问答式口号。一个领头的学生提问，其它人（包括围观群众）齐声回答。如：“我们是反党吗？”“不是！”“我们是反社会主义吗？”“不是！”“我们是搞阴谋吗？”“不是！”“我们是一小撮吗？”“不是！”赤手空拳的警察挡不住学生和周围群众的拥挤，他们没有采取强硬手段，防线一道道地被冲破。学生队伍开向天安门。
在六部口南的新华街口，两位年轻的女警察（看样子像警察学校的学生）从阵地上撤换下来。她们中的一位鞋被挤丢了，穿一双白袜子站在路边哭泣。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对她们说：“哪碗饭不好吃？偏要和学生作对！”在人民大会堂西停了十几辆卡车，车上坐满了军人。这时学生队伍还在六部口受阻。
一些人围着军车齐声喊：“人民军队不打人民！”学生队伍经过天安门前没有停留，经建国门向北。学生在游行过程中，群众向游行队伍中抛面包、汽水。学生游行到雍和宫，有的累得走不动了，一些人用自行车和三轮车驮送学生。北京市政府派公共汽车在新街口把学生送回学校。
游行学生回到校门口，留守学校的学生在校门挂上巨幅标语：欢迎壮士凯旋归来！
有的学校放鞭炮迎接。
“４。２６社论”的态度那样强硬、坚决，人们估计政府对学生游行会采取强硬措施，大家都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学校领导一再劝阻。学生游行前也有思想准备。有的写下了遗书，准备牺牲。医学院的学生还带了药箱和急救用品，以准备军警镇压时急救伤员。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
今天参加游行的学生约１０万人，他们来自３８所大学。
一位军事记者说，昨天从３８军调来了两个师，约两万人。据传说有的医院腾出了病房，并传授如何治疗催泪瓦斯造成的眼伤。为什么政府却没有动手呢？
昨天民主党派２００多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恳请中央不要镇压学生，对学生采取宽容态度。据说签名文件送到新华社后送到印厂立即排出，来不及派人送去，就用电传发给中央。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４。２７大游行的成功为学生进一步壮了胆。强大的政治压力对学生再也不起作用了。游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计地阻止学生游行的学校党团组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今后说话学生更不听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抗议４。２６社论的大规模游行。
从４。２６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链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４。２７游行以后接连是几天的平静。只有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同学生代表对话。对话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４。２６社论上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双方只能在谈判条件、谈判程序上争论不休。人们都知道，４。２６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赵紫阳１９９５年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说：“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10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那么多人担忧。“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常委中的多数认为，４。２６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５月１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５月３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反映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４。２６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４。２６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４。２６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对赵紫阳的讲话不满，坚持“4。26社论”的立场。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赵的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４。２６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５月４日星期四昨晚１１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６点半就到9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４７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４。２７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扞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一小撮＝１１亿×９９。９％”、“上不正下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援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