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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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希望通过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同意曹的想法，并且认为，“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时候，召开紧急会议，是完全符合宪法原则的，也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曹思源在《建议书》中写道，“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在万润南的支持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全力进行院外活动。曹思源首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的胡绩伟。胡绩伟审阅了《建议书》后，明确表示支持，并在《建议书》上加了一句话：“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义，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员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并正式写了委托书。从5月21日晚开始到5月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各方联系，或登门拜访，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同意这一主张的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建议书》上签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员见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在听了内容后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代为签名。
最后，一共有46位常委委员或直接签名或电话委托签名，有的回电报表示赞成开会。加上以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员也呼吁从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来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谋求问题的解决。先后共有57位人大常委委员赞成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超过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达到了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提案人数。24日上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将关于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员的意见材料交给了胡绩伟。胡绩伟又分别给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副委员长、彭冲副委员长写了亲笔信。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于24日下午1时半将这些材料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据此发了第二天的头条消息。
李鹏对此进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顾明、刘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员发表声明，声称自己没有同意签名，是造谣，要求追究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法律责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员对签名没有提出异议。
不久，曹思源在自己家门口被秘密绑架；万润南的座车被明显跟踪；公司气氛弥漫着紧张和不安。
５月２５日星期四今天是宣布戒严的第六天。戒严令还没有执行。听说军队退到城郊安营扎寨去了。
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宣布北京动乱没有平息，需要军队维持秩序。但新闻媒介一直宣传北京市秩序逐渐好转。《人民日报》今天报道，近来北京交通事故明显减少。《人民日报》另一报道说，自五月以来，治安的发案数没有明显变化。言外之意是，没有必要实行戒严。
从人们的体验看，《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最近连小偷也少了。
今天游行队伍人数不多，只有二、三十万人。游行口号除了要求李鹏下台以外，还有求万里回国，并要求他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罢免李鹏。
据今天报道，截止５月２４日晚６时，全市３２所医院救治绝食学生共９１５８人次，留院观察８２０５人次。
５月１３－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万里在北美访问。出国前，赵紫阳到他家里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就如何对待学生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５月２４日，他在多伦多发表谈话说：“要坚决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要坚决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要冷静、克制…”这和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调子差不多。所以，学生对万里抱着很大希望。在他出国期间，通过人大罢免李鹏的呼声很高。5月２１日，赵紫阳发电报让他提前回来，希望能增加一个支持者。李鹏等发电报让他继续到美国访问，以免力量对比的天平倾斜。全国人大9位副委员长向他发电报，说有２４名人大常委联名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员会紧急会议”“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让万里立即回来主持会议。万里到美国后，看到赵紫阳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晚间的党员干部会议，知道赵紫阳已经不行了。他访问期间一般要代表赵向对方领导人发表礼节性问候，现在觉得很难办，打电报给中央称身体不适要求提前回来。同时把这个意思通知美国政府，美国表示理解。他提前回来了。在飞行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是为他起草的一个讲话稿（一个简短申明），调子和李鹏５月１９日讲话的一样。５月２５日凌晨３点，他没想到他的飞机没有按他的愿望飞到北京，却飞到了上海。到机场接他的有丁关根和万里的四儿子以及上海市的领导人江泽民、朱熔基等人。中央不让他回北京，报导说“万里委员长因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留沪治疗”。他对讲话稿不满意，要求修改，但基本调子没有改，直到５月２７日才发表“书面谈话”。５月３１日，经中央允许，万里才回到北京。他一回到北京就在政治局会上说：李鹏代表中央要我发表这个申明。
５月２６日星期五昨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人们理解是政府的决心已定。最近两天学生也有点疲，原来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也打起扑克来了。今天有些学生开始准备托福考试，准备一走了之。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基本是外地学生。
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近日离京２万，来京不足２００人。
今天南开大学教师常修泽来我这里聊天。他是从天津专程来接学生回校的。他说：“南开的学生已经很少了，我不来接他们也要回去。”看来，现在是解决学潮问题的一个好时机。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不必动用军队。
这两天办公室聊天的中心话题中中央的人事变动。有各种猜测。有的说赵紫阳胡启立等要下台。
据有些知道内部情况的同志说，调动二、三十万军队进京不是对付学生的，而是对付军队内不同意见的人，对付军内支持赵紫阳的人。
后来了解到，李鹏说大局已定是因为5月21日老人们在邓小平家开了会，对赵紫阳统一了认识，决定从22日起停止他的工作。重新考虑新的领导班子，对新班子的人选进行了议论。对采取果断行动收拾局面的决心已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正是这些老人，采用非法律、非程序的方式，决定中国的命运。
陈云看到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后，第二天就从杭州赶回北京。5月26日，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了话。他说：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陈云打电话让在上海住医院的邓力群立即回到北京。5月31日，邓力群回到了北京。（《邓力群自术――十二个春秋》）
５月２７日星期六今天传达了李鹏、杨尚昆、石、姚依林、在５月２２日的讲话要点。这些讲话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的名义下发的。
李鹏说：决定戒严常委召开了多次会，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４。２６社论是正确的。当前是一场动乱。决不能从４。２６社论的立场后退。当然，这个社论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如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得清楚一些。这是老同志的意见，不能退。否定了它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已经无路可退了，再退就把中国送给他们了。但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是极少数，极少数。
紫阳五月四日在亚行的讲话没有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和４。２６社论调子不同，而且广为传。这样，群众就看到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５月３日纪念“五四”的讲话，我们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采纳。他的“五四”讲话使学潮升温，中央才下决心戒严。
我党代表改革开放的是小平，不是赵紫阳。十年改革的主要方针政策是小平提出来的。
紫阳同志做了不少工作，但他是执行小平的。
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把小平抛出来了。第二天的游行口号就打倒小平。
我５月１９日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和实行戒严都是党的决议。如果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就应出席那个会。但他请病假了。他是有病，供血不足，头昏。作为总书记，身体不好，不讲话，主持会议是可以的。不主持，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他不干。
５月１９日早晨他去天安门广场的讲话把党内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了。
这一场斗争的确很复杂，问题就在党内。
杨尚昆说：游行一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就觉得性质变了。
小平讲话和４。２６社论是电报发给紫阳的，他从朝鲜回电报说完全同意。但他一回来就说社论不对。
５月３日他在纪念“五四”讲话中李鹏、石、依林、锡铭和我都要求他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他不接受。
他在亚行讲话后小平知道情况不好，就与陈云、先念、彭真商量，后来在小平那里开了个会。紫阳也到了，我是列席者之一。小平对紫阳说：“你在五四那天亚行会上的讲话是转折，从那时起，就闹得更凶了。”小平提出问题：“退，还是不退？退，退到哪里？
”我当时说：“这是最后一道堤，再退就垮了。”小平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
今天只讨论退不退。不能退。问题就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紫阳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意少数服从多数，还说，有决断比没有决断好。但是，晚上８点钟开常委会，布置戒严。紫阳说：“我的任务今晚结束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想不通，我不能执行。我辞职。”大家说，你不能再说辞职了。我说：“你这个态度不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甩手。”他说身体不好。后来他给小平、给常委写信，说他不能执行，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要辞去总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我批评他：你有五个不好交待：怎样向人民交待？怎样向全党交待？怎样向中央委员会交待？怎样向政治局交待？怎样向常委交待？。他表示辞职信不写了，但仍有保留意见，说实在执行不了。他要我给小平捎信，说“4。26”社论是错误的。我说，这话我不能捎。他说他有病，头晕。他的确有病，医生说他有心臓病。
彭真、陈云、先念、王震、说，这个问题要到小平那里去解决。那一天，小平找彭真、陈云、先念、王震和我，常委几位、军委几位开会。赵紫阳请假。会上，陈云、彭真、陈云说：太不像话了！他们说，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一致，事情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决定戒严以后，军队来得匆忙些。原定21日开始戒严，后来提前一天，从20日开始。
体改所、农研中心、中信国际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把紫阳的讲话基本透露出去了（指紫阳的五点意见），但是说我们否定了这个意见。不对，我们也同意用法制来解决问题。先念说，现在有两个司令部，究竟由哪个司令部指挥，现在不揭开不好办。
关于改革的失误，紫阳不承认多年有失误，只承认最近一年有失误。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担了责任。
石说：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了。５月１９日早晨赵要自己单独去见学生，李鹏只好赶紧跟在后面。
以上记录的只是大概意思。听了传达后，在群众中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意见是，赵紫阳起了分裂党中央的作用。持这种意见的多是领导干部。
另一种意见对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这些批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赵紫阳过去有错误（儿子搞官倒，改革有失误），但这次站在民意一边，而且在中央不怕当少数，敢顶，敢说。他想不通，不执行戒严，辞职，是正常的，不能说是搞分裂。
二、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早就没有诚意和学生对话。对话的核心问题是４。２６社论。
他们已决定不退，还有何话可对？
三、通过戒严把学潮压下去，搞掉赵紫阳，这个决定的做出还是一些没有法定职务的老人。他们没有表决权。１９８７年他们通过这种不合法的形式搞掉了胡耀邦，这正是这次学潮的起因。现在又是这些人用搞胡耀邦的方式来压制学潮，岂不是疙瘩越结越深？
五月底、六月初应当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广场上的人不多了。外地学生走的多，来的少。不少学校局部复课。浙江、河北、湖北、山东、黑龙江、四川、安徽、陕西等地不少高校基本复课。学生已经有点疲倦了。学生总是要念书的，无限期罢课毕竟不是学生的意愿。可惜，政府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没有采取强制但不流血的手段使学潮平息。这时，一些激进分子怕学潮冷了下来，千方百计地制造新的“热点”。
５月３０日星期几天没有去天安门广场，今天去看，多了两样东西。一是“民主之神”石膏像；二是香港赞助的一百多个帐棚。
“民主之神”像高１０米左右。在广场的中轴线上，处在天安门城楼和纪念碑之间。头部有点像刘胡兰：园脸，向后飘的短发，面目坚毅，双手高擎火炬。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的２０多名师生制作的。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设女神像。政府的广里不停地念着署名“国家机关某委设计院的一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一封信：“强烈要求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制止这一无法无天、强奸民意的行径。”她要求政府拆除“民主之神”。
但是，今天来看民主之神像的人很多。广场北部挤满了人。长安街人流如潮。在民主之神周围，照相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
在毛主席纪念堂北侧，２００多个小帐棚覆盖了一大片场地。每个帐棚里可以躺３－４个人。这是香港赞助的第一批。据说还有更多的陆续要送来。
在公安部门前有一个横联：“秘密抓人面目毕露－－首都工人自治会”。首都工人自治会的一铅印传单说，今天凌晨一点多钟，在北京饭店附近，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停在一骑自行车人面前。吉普车上跳下两名警察把骑车人扭上了吉普车。骑车人迅速丢下两个笔记本，本上写有沈银汉的名字，记录着筹集经费２００元。拾本人把本送到纪念碑前。
经首都工人自治会查询，沈银汉是自治会的执行委员。到他家里打听，昨晚没有回去。首都工人自治会到处宣传：我们是根据宪法“结社自由”组成的群众组织，为什么秘密绑架人？首都学生自治会也此事贴出了抗议传单。
据说，市民摩托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