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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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护城河桥头的街道两侧正在拆建筑物，设立第二道防线。砖头、石块像冰雹似地砸来，走在前面的前卫团被砸倒50多人。战士们实在憋不住，跪在团长徐乃飞和政委面前，要求发子弹。……“部队至南新华街时，受到更猛烈的袭击，一些打着‘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旗号的人煽动上万名群众，用几十辆汽车、隔离栏栅设置了密集的路障。我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火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
快到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时，一块大石头砸在我的小腿上。在跨越栅栏时，我倒在地上……我醒来时，已躺在北京市急救中心床上。急救中心二楼全是解放军伤员。
“4日凌晨，一个提着录音机的人冲上楼，径直朝解放军伤员走来，录音机里传来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噪音。显然，这人是想在伤员中进行反宣传。党支部的同志立即与医护人员一起，把这个家伙赶了出去。……”（少将副政委张方：《血染的征程》，《戒严一日》第377－381页）
6月3日下午5时20分，我团880名官兵从临时营地京郊南苑机场出发，急行军25公里，一路上16次被群众围攻拦阻，511人受伤，于4日凌晨2点行进到天坛公园东门外，团队被分割成三截。被6万多名群众挤压在公路旁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之间，动弹不得。有人送水果、点心，有人“开导”：“解放军兄弟们，不要为腐败政府卖命，脱下军装，回家去吧。”（上士朱双喜：《两退两进都是难》《戒严一日》第130－131页）
6月3日晚9时，在当年冯玉祥将军阅兵的大操场上，一字排列的车队，全副武装的官兵，都在等待着团首长一声令下，立即飞奔天安门。晚8点45分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团沿三营门、木樨园一线，9时30分到达公主坟，加入师行军行列。可侦察参谋报告：东高地、三营门、南苑路口全被堵死了。部队领导决定往南奔，到大兴县，来个迂回。从京石公路，10时35分，上了西三环。路边不少人大声喊叫，我们不理采，以80公里、100公里的速度，11时23分，到达了公主坟。（政委方祥礼：《六月三日――强行军》，《戒严一日》第309－311页）
上校处长刘新力和上校团长张振生记录了从北面向天安门进军的情况：我们从沙河机场出发的时间是6月3日15时50分。在这之前15分钟，上前线指挥部用保密电话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部队按既定布置立即行动。命令是我接的。军长当即决定首先组织A团出发，由我任组长，带一名作战训练参谋、一名通信参谋组成军先遣组和A团一起赶到东直门，在海运仓开设指挥所。
我从集团军指挥所赶到A团驻地。A团和C团都被阻在东河一带。我找到了两个团的领导用写小纸条的办法，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稳住部队，待机前进。
半夜零点，我们赶到海运仓时，又接到军长指示，命令部队一定要在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对空鸣枪示警。3时06分，远处传来一声响。A团炮营营长傅勇说：处长怎么办？打吧！我说：“打！”他朝天开了一枪。我们到设障碍的汽车前，边鸣枪，边逼驾驶员把车开走。让他把路让出来。驾驶员听到枪声，只好开了起来。障碍车一动，我们的汽车就一台台地开过去了。这时，人群中喊：“法西斯！”我们到了三元桥。桥上人山人海，两辆载重10吨的大卡车轰隆地开了过来，车上装的是大煤块。人群一截，司机就把大煤块卸在桥上。暴徒们用煤块砸桥下穿过的军车。
桥上有人喊：砸呀，快砸呀！连铁垃圾桶都从桥上扔下去了。
3点20分，部队突围成功。我又赶到了东直门，这时部队已经占领了立交桥。立交桥周围仍然是人山人海。……（上校处长刘新力：《八闯三元桥》，同上书，第140－145页）
我接到向市区开进的命令是6月3日16点45分。不瞒你说，在沙河机场厚棉帐棚里憋屈了十多宿，大伙早就盼望这一天了。
在距三元桥800米时，一辆公共汽车横过来挡在路中。我们突破人群以后，进入三元桥下。这时，大煤块、果皮箱和自行车，接二连三地往桥下砸来。我们对空鸣枪。周围人群喊：“热烈欢迎解放军――那是1949年。”：“当兵的，滚回去！”“政府腐败了，你们还为它卖命，何不学学张学良。”“只要老弟说声走，车票包在大哥我身上。”“只要觉得穿军装不方便，到我家去给你换。”一个人掏出一大叠人民币和外汇券，说：“哎，想好了就来领路费，每人50元，包你回家去团圆。”……（上校团长张振生：《车头永远向北京》，同上书第146－149页）
这次的目标是先直奔德胜门。6月3日傍晚，从沙河机场开上京昌公路，三驾车队齐头并进。从沙河机场出发不久，就在清河受阻。从马甸到清河镇，隔离桩、公共汽车和卡车横在路上，人群挤挤插插的，黑压压、乱糟糟，没头没尾，一辆辆军车就象大海中飘摇的小舟。
（大校副军长刘传明、少将副政委张传苗：《走向德胜门》，同上书第370－371页）
六月三日这一夜，是中国史上永远难忘的一夜。这一夜，我骑自行车在北京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还看了儿童医院、人民医院、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的伤亡人员，亲眼目睹了这悲痛的一幕。下面是这几天的日记。
６月３日星期六北京人第二次阻止了军队进城。
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戒严的政治表态。宣传上也是舆论一律。市民们上街比过去少多了，天安门前的学生也逐渐减少。
但是，今天凌晨风波又起。
驻在城郊的军队穿上便衣、乘上民用汽车开进城来，又一次被市民阻挡。
我早晨来到西单路口。只见几辆车作为路障挡住了东西通道。电车顶上站满了人，有的演说，有的呼喊。在电车西边不远处有一辆大轿车被群众包围。轿车里面坐满了穿便装的军人。一位穿便衣的军官模样的人举着小喇叭讲话。四周的群众高呼：“北京人不欢迎你们！”再往东走，在长安大戏院（在西单十字路口往东５０米路南，不是后来在东单新建的长安大戏院――作者2000年注）门口，一辆大轿车顶上，学生们把从车里拿出来的机枪、冲锋枪、钢盔、菜刀、三角刀，当众展览。车上有一幅白布横标：“请看李鹏政府怎样保护北京市民”。很多人在现场照相。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各个路口成堆的人议论纷纷。
一位银发老干部说：“说军队不进来，又化装偷偷地进来了，今后政府说话谁相信！
”一位中年妇女说：“到底谁在搞动乱，不很清楚吗？”为什么军人要带菜刀、三角刀？群众中有人说，为是为了给群众栽赃，在混乱中军人把菜刀、三角刀丢到群众队伍中，再说群众手拿武器拦阻军车。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猜测。
下午四时，我从西单商场北穿过灵境胡同绕到六部口。一个多小时以前，六部口发生了一起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双方是警察和市民。
从府右街南口到音乐厅和西长安街交叉处，挤满了议论的人群。议论的中心是警察如何施暴。
在这个十字路口还可以闻到一股剌鼻迷眼的气味。这是警察施放的催泪弹的气味。今天下午二时左右，警察在这里施放了２０多颗催泪弹。这是建国以来共和国警察第一次向人民施放的催泪弹。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只从历史课本上知道反动警察如何施放催泪弹，从来没有见过催泪弹。
地上到处是碎砖头、破瓶子，还有成堆的鞋子。也有一些自行车零件。据现场群众说，防暴警察想拉走被群众包围的两部军车和车里的武器。警察一进现场，就拿出警棍见人就打，胆小的跑了，没跑地就挨了打。警察打人时，哭声、叫声一片，一片恐慌。在用警棍驱逐群众的同时，还施放催泪弹。警察抢走了在汽车上展览的武器以后，就向北撤到中南海西门里去去了。留下的群众十人一堆、二十人一堆控诉警察的暴行。
在府右街力学胡同附近，有一辆警察丢下的吉普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８１，上面还有“广场５”的牌子，车上有一把铲子和一把锯刀。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岗亭前，也丢下了一辆警察吉普车，车号是Ｖ０２－５４９１，几名青年市民坐在车顶上。在长安街上还有两辆大轿车，车号是Ａ０１－３２５９和Ａ０１－３２６３。这两辆大轿车门窗玻璃砸得粉碎，坐椅的沙发坐垫也被翻了出来。轮胎也被放了气。还有两辆２２路公共汽车也被堵在那里，成了激战时的“工事”。军事编辑的张万来对我说，这些车里原来有武器，怕流失，所以出动警察把车里的武器抢回去了，但车没抢回去。
一位老年妇女在力学胡同东口向一群人讲述她刚才亲眼看到的情况，她气愤地说：“政府这样做，民心丧尽！”一位年轻人站在西单路口的汽车顶上，手举一颗银白色的催泪弹壳向群众展示，说：“这是李鹏政府保护群众的证据！”一位老人说：“最近刚刚平静一些，政府又是组织农民游行，又是让军人化装进城，又是施用警棍和催泪弹，使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另一人说：“靠警棍和催泪弹来树立政府的权威是不行的，这只能使政府权威扫地！”吃晚饭时程万泉（出版时改为一位同事）在食堂对我说，他今天采访了１７个在六部口被打伤的人（共打伤多少他不知道）。有的被电棍打成脑昏迷，有的因催泪弹爆炸使腿部有３５度烧伤，有的被射钉枪射出的钉子打伤（有一个伤员钉子进入大腿５厘米）。他在六部口现场采访时看到，下午２点１０分，上千名防暴警察在六部口施放催泪弹，群众纷纷后撤。当停止施放催泪弹时，群众高声齐呼：“法西斯！法西斯！”又向前涌。这样来回拉锯几次，一些群众受伤。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后，将北新华街被阻的戒严部队接走，西单路口被阻的官兵依然被围。
这位同事说，下午２点４０分以后，由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几千人在西单列队，唱着国际歌，迎着防暴警察前进，大批市民跟随在后，防暴警察向府右街撤离，一些市民随之将停在六部口的两轿车的玻璃砸碎。
他说，在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急诊室有１１名受伤的人，其中有学生、干部、工人。齐威，女学生，１９岁，腿部被炸伤３０多处。王长刚，干部，３０多岁，右膝被射钉枪射入五厘米。宁火炬，干部，头部缝了五针。一名建筑工人被橡皮子弹打晕。一名妇女下身大出血。
他介绍说，北京急救中心外科有８名受伤者。外科主治医师聂星和其他医生对记者说，这次警察打人太狠。一般警棍打臀部、胳膊等处，这次多是打头部。
今晚６点半，北京电视台反复广市政府《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还广了戒严司令部通知，说是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对付阻挡军车前进的人。但是，今天晚饭后，上街的人比过去人更多。满街都是人，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很多人骂政府。
晚８点４０左右，又有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
今晚可能有大的流血事件。
事后得知，在西单路口那辆装有武器、被群众包围的大轿车是27军79师第235团8连的押运的，车上载有100余枝冲锋枪，5挺轻机枪，2部电台和上万发子弹。从车上抢下武器的是79师侦察分队、西单公安分局、总后101仓库的官兵。当晚12点，这辆车上的武器弹药完好无损的转移到了海军医院。后来听军队里的人说，原计划军队化装分散进城，到６月１０日清场，执行戒严任务。但化装进城被群众发现，而且六部口装武器的大轿车被群众围住。为了夺回武器，又和群众发生了冲突，打伤了一些群众。激化了矛盾。６月３日清晨，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的一辆汽车因交通事故撞死了人。群众误解是为军队开道的警车撞死了人，矛盾进一步激化。六部口事件和警车撞死人使得局面难以收拾。发展下去可能冲击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被围的便衣军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所以，６月３日下午３点半才决定军队全部进城。部队接到通知后很仓促，各部队对命令的理解也不一样。有的把子弹发到战士，有的子弹统一保管。
_６月４日星期日昨晚９点，由于街上人太多，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缝中从西单向天安门广场挤去。街上的人都对下午发生的六部口事件非常愤慨。骂声不绝。１０点多，走到广场，看到天安门下人头攒动。我挤进去一打听，原来从中山公园里面走出来一支穿便衣的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有人喊打，学生劝阻，把士兵围到一旁做说服工作去了。
广场上和前一天差不多。虽然政府的广播用最大的音量反复广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知，但学生还很轻松。还有人坐在帐棚里弹吉它。学生广播台还出好消息：前门西的解放军被群众围住了，进不来了。
在广场西北角有人高喊：“不好了，解放军到军事博物馆了！”不少人闻讯骑自行车向西猛跑。
我骑车沿前三门大街往西。在前门西路北的北京供电局门前，果然有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副武装的解军被群众围起来了。学生走进里面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镇压群众。戴着钢盔的军人们紧抱枪枝，一言不发。在前三门大街，群众用马路隔栏做了重重路障。在十字路口，都用公共汽车做路障。
在和平门急救中心，也有一部分武装士兵被群众包围起来了。包围圈的群众齐声喊“人民军队爱人民！”在宣武门路口，两辆大电车横在前三门大街上。在电车西边，两辆军车被阻，军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军人。车下的群众和他们说话，气氛并不紧张。
在国华商场附近的路口，满载武装警察的三辆大轿车和一辆大卡车被阻。车里的战士和周围的群众有说有笑。
我继续骑车由复兴门桥向西。到广播电视部门前，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的牌子丢在地上燃烧。一辆武警的汽车也在燃烧。这时听到西边传来了枪声。很多人以为是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拼命骑车向西奔去。也有人知道是真子弹的。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妻子说：“就站在这儿看，不要往前了。”男人说：“不怕，去为学生壮个胆。”妻子说：“死了不值得，活着将来还可以说说这个事情的真相。”他们还是骑车向西去了。我也加快了向西的速度。
到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枪声密集，人声如潮。离路口一百米，再也无法前进了。
我在路北２５号楼旁边站定。想看个究竟。我估计要开枪也是向东开，子弹不会打到北边的胡同里。刚站定，突然感到眼里、鼻子里难受。有人说这是催泪瓦斯。突然，子弹的呼啸声从耳边响过。我身边一个人“哎”地叫了一声，我一看，他的右胳膊上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向大楼后面转移。我也赶紧躲向大楼后面。这时，一阵阵急促的喊声：“快，快，快，闪开！闪开！”三个人、两个人抬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员从胡同里穿过。一辆辆三轮板车驮上了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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