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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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太密集，有点象大年三十晚的爆竹。我随着拉伤员的三轮车向北，绕到了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气氛很紧张，一位年轻的护士在大厅里紧张地张开手臂，引导护送伤员的人们进入临时急诊室――一个宽大会议室。医院的过道上有鲜血。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弹，我问在现场的大夫：“是橡皮子弹吗？”他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第二个大夫：“是真子弹吗？”大夫吼着对我说：“不是真子弹还能这样！”后来不少人说，不仅是真子弹，还是开花子弹。
宽大的会议室里面躺满了伤员。我记下了伤员的名字：冯友祥，男，外贸系统干部。浑身是血。大腿上一个大洞，外表直径约３厘米。短裤全被鲜血染红，还在上面结成了血块。大夫要剪开他的短裤，他说，短裤上的血是他爱人的。他爱人叫刘景华，头部受伤，现在不知死活。
徐磊，女，航天部三院调度员。腿部受伤。
一位干部模样的年轻女伤员一边呻吟，一边骂：“我发誓，今后半辈子要反共产党反到底！”她这样骂，我不便问她的姓名。
我还想记录，但新的伤员不断抬进来。医务人员十分忙。一位大夫嫌我妨碍他们。我只好离开。在一个角落的地面上躺着一具尸体。２０多岁，胸部佩着红校徽。
离开了儿童医院，听到复兴门外大街上枪声还很密集。我又沿西二环向北，转向阜内大街的人民医院。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说。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20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在这个大会议室门口，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地面，议论着。我挤进去，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东西，说这是人的脑浆。
我准备离开人民医院，往口袋里一掏，发现自行车钥匙丢了。我找了块砖头把自行车锁砸开，几个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以为我偷自行车，不让我离开。我掏出记者证，证明我的身份。几位工人围上来说：“你是记者？今天晚上看清楚了吧，要真实地告诉群众，不要说瞎话！”这时，一个学生在门口喊：“谁自愿献血？”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学生说：“真是好样儿的！”献血的人排着队进去了。
我到了邮电医院。走廊里都是伤员。有的大声嚎叫：“给我打一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警察。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夫对他们二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警察无可奈何地呻吟。我掏出记者证，对那几个人说：“他们现在是伤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应该为他们治。”这几名带血的人还算通情达理，没有阻止。
我又到二龙路医院。也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从西四大街骑车南行，想经过西单路口回来。西四大街满是路障。西单路口有密集的枪声。只好回头向北，穿胡同向西，绕到西二环。经打听，军队已通过了复兴门桥。我穿过复兴门桥，经音乐学院附近胡同回到社内。在各个小胡同里，都有年老的居民们站在家门口。他们神情木然，满脸惊恐、焦虑，低声地议论。整个北京市的人都没有睡觉。
回到社里已经三点半了。新华社大院里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群。我吃了点东西后，上了号楼房顶。从这里听到西单附近枪声大作，喊声震天。还有机枪扫射的声音。不时还闪出火光。这是真正的战争。
早晨５点半，我又骑车出门，在佟麟阁路和复兴门内大街交叉处的斜道上，满地都是砖头。在民族宫、西单一带，边道上歪歪斜斜地堆满了自行车，估计数以万计。这些自行车的主人，是开枪时弃车逃命去了，还是受伤、死亡了？复兴门内大街砖头遍地。在三味书屋附近的地铁工地旁和复兴门内大街路边，地上有一摊摊血。有人蘸血在墙上写下了大字：“人血！人血！”“为死难者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地铁工地周围的铁皮围墙上到处都是弹孔。
西单十字路口，是一个刚结束战争还没有打扫的战场。坦克履带在马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昨天被截的一辆军车在燃烧，路口东昨天被截的两辆军车也腾出浓烟和烈焰。
满地是路障、砖头和血迹。几辆被坦克压坏了的自行车横躺在路中间。街道两旁的墙上弹痕历历。天安门广场方向还有枪声。一队学生打着旗子自东向西走来。他们是从天安门广场撤下来的。一会儿，人群骚动，说军队来了。向东一看，果然开来了一支军队。人们向西逃命。有的在路北的花坛下就地卧倒。这些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用上了从电影里学来的卧倒姿势。我也跟着卧倒。但军人没有开枪，卧倒的人爬起来向西跑。
我骑车向西。在复兴门立交桥西，路北有一座象征和平大理石女雕像，在她的胸部有两个弹坑。这表明子弹是从军人行进的方向朝侧后射出的。开枪不是要扫除前进的障碍吗？为什么要向后开枪呢？
在广播电视部门前，两辆汽车在燃烧。在复外大街居民住宅和国家信息中心的墙上，有很多弹痕。居民的窗玻璃上的弹孔周围，有放射状的花纹。我找到我昨晚站立的地方。
不远就有大片大片的鲜血，路边铁栏杆上几毫米厚的钢条被子弹穿透。木樨地地铁站上有深深的弹孔。这时我才知道我昨晚的危险，有点后怕。在木樨地桥上有几辆公共汽车作路障。大桥北边的人行小桥上也有一辆电车作路障。桥西有几辆汽车在燃烧，浓烟滚滚，很呛人。我过桥西行。突然，西部一群人拼命向东奔跑。我只好沿玉渊潭小河西岸向北，在中科院对过停下。向南望去，只见几十辆装甲车从西向东开来。第一辆装甲车向桥上的公共汽车路障连撞三下，装甲车跳了很高，几乎翻了过来。两边的人群高呼：“好！翻他妈的！”后面的坦克放了几颗催泪弹，一股黄烟，幸好是东北风，我这边没有受害。
几十辆装甲车东去以后，又有几辆军车开来。一辆军用卡车被路障挡住，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冲上前去向车上扔砖头。我继续沿河边向西北走去，从玉渊潭水闸绕回三里河大街，再到复兴门大街。街道两边骂声不绝。两位白发老太太说：“北京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日本人的坦克也没有进来过！”密集的枪声从昨晚１１点到今晨７点半。整个上午，零星的枪声不断。
广播电视部门前的汽车是军队进城前烧的。其它汽车都是军队进城以后愤怒的群众烧的。国华商场前的军车是今天早晨烧的。
今天一整天，同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交流自己看到、听到的死亡情况。有些情况骇人听闻。
住在9号楼1013室（我的隔壁）的陕西分社记者卜云彤（出版出改为小卜）清晨从西单回来告诉我：今晨６时，在电报大楼附近，一辆坦克从东向西开来，市民唱歌，喊口号，坦克向一群学生猛冲过去，因有催泪弹，学生睁不开眼，后面又有铁栏杆，学生没有躲开，也没有退路。坦克过后，有１１具尸体。第一具尸有血，头压扁。其余尸体当时没看到血，人都压扁了。一中年妇女过来，呼天抢地的大哭。
经济参考报副总编周建英（出版时改为老周）说，一孕妇在院内乘凉，一颗子弹穿透腹部，胎儿和母亲都死亡，其夫一时精神失常。（老周的女儿在医院工作，情况应当是可靠的）
《半月谈》何晓彤（出版出改为小何）说，当晚他在复兴门立交桥，装甲车开过来，老百姓手挽手想挡住，装甲车开得很快，挡车的人只好让到桥两边。装甲车用机枪从上向下扫射，何晓彤迅速卧倒，一骑自行车青年脑浆被打出。
国内部政治组邹爱国说：今天早晨六点钟，我和何平（出版时改为小何）、张勇（出版出改为小张）去六部口，亲眼看到坦克压死１１个学生。在音乐厅北口，一颗子弹打入一个人头部左侧，一块头骨掉了下来，是白色的，一学生赶快拾起头骨送上救护车。一颗子弹穿过一个人眉间，当场倒下。
日记里写的木樨地当时没有立交桥，那时小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是走汽车的宽桥，在宽桥北边１０米处有一个人行窄桥。１９９５年建立交桥后这里面目全非。
６月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怎样呢？在现场的同事和朋友回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大概一点左右，北京市政府和戒严司令部发出《紧急通告》，说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现在必须坚决反击。1点55分，从人民大会堂里向广场打出催泪弹。群众声泪俱下地向军人讲理，让他们不要开枪。一位妇女喊：“打倒军阀！反革命法西斯！
”这时，从南面开来装甲车，后面跟着部队。工人自治会向车上丢汽油瓶，装甲车着火逃跑。从故宫、中山公园等处开出大量解放军。和群众有所冲突。四点钟，广场灭灯，一片漆黑。广播通知让人离开。４点４０分灯光重开，这时广场已被包围。四周的军人处于临战状态。机枪架着，战士爬在机枪旁边作描准姿势。在恐怖中，群众高呼：法西斯！法西斯！
４点５０分，纪念碑前的学生讨论撤离问题。有人主张保存力量。５时左右，向纪念碑开枪（向上），同时装甲车从广场西北角开来。装甲车在广场东南留出一条通道让学生撤离。警察用警棍和皮带驱赶，有惨叫声。学生一边哭一边唱国际歌，打着旗子撤离。很悲壮。很多人鞋子丢了，但队伍很整齐。学生还没撤完，装甲车就在帐棚上来回压。有人说帐棚里还有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和金水桥附近，有机枪扫射声。这是对付工人自治会的。事后政府宣布，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但群众中与此相反的传说很多。
同事中相互转告：北京国际广台发生了值得新闻界同人骄傲的事情。昨晚，这家电台英语节目负责人吴小勇冒着生命危险用英语向全世界广：“这里是北京国际广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吴小勇是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他没有像有些高干子弟那样，恁藉父亲的权势爬上高位，只是靠自己的业务水平当上了处干部。事情发生后，他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6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中的主持薛飞、杜宪，身着黑衣，臂带黑纱，报导新闻时神情哀伤。王震看了电视大为震怒，说：“我再不愿看到这个女人！”从此，他们两人就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６月５日星期一昨天傍晚一场雨冲掉了长安街上的血迹。但坦克履带的痕迹清晰可见。被坦克压碎的交通分隔水泥墩、压坏了的自行车比比皆是。被烧毁汽车还冒着一股青烟。
在电报大楼门前一辆被烧毁的汽车上吊着一具尸体（即刘国庚，后命名为“共和国卫士”――6月20日注）。头上戴着军帽，全身赤裸，只有脚上穿一双浅黑色尼龙袜。头部烧焦了，全身皮肤白皙，腹部有一个三、四寸长的口子，从中可以看到肠子。在尸体旁边有人用粉笔写着：“刽子手，他亲手杀死了四个人”，是一笔很漂亮的隶书。由于这一行字的影响，有人向尸体上吐唾沫。有人说：“死得活该！”在音乐厅附近的新华路口，横放四辆坦克，坦克前站着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名头戴钢盔的胖军官笔直地站在路旁。在坦克中间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这个通道里可以南北穿行。在六部口的长安街口，二十多辆坦克把长安街拦腰斩断。六部口以东被封锁，行人和车辆不能进入。在新华门前军人在操练，口令声使人胆寒。
今天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了一整天。
今天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队。群众开始抢购粮食。蔬菜价格涨了一倍。
新华社院里站满了议论的人群，一一，大家交换见闻，多是哪里打死了人之类消息。
今天下午５点钟，西单枪声密集。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响了一个多小时。其间，西南方向也有清晰的枪声。据从西单回来的人说，六部口方向向西开来了坦克和军车，一些人又在西单用公共汽车设路障，所以军人开枪。群众一听到枪声就向四方奔跑。
下午７点钟，西单浓烟滚滚。７点４０分，西单又枪声大作。从西单回来的记者说，７点钟，军人用火焰喷射器烧毁了作为路障的公共汽车，用浓烟作背景，拍摄电报大楼前的那具军人尸体。大概是制作“暴乱”的录相。有人向里观看，军人就开枪。当场死了两人（其中一位老头）。
晚１２时零５分，西部不远枪声大作。
晚１２时４０分，西部不远又枪声大作。
晚１２时４２分，西单又响起了枪声。
晚１２时５５分，长安街枪声大作。
在两次枪声间歇时，有群众的呼喊，骂邓小平、骂解放军。一阵骂声，一阵枪声……
不知持续了多久，我入睡了。天刚亮，楼顶上的直升飞机又把我惊醒。
今天，新华社不少人对戒严部队用新华社的名义发布歪曲事实真相的消息十分愤慨，抱怨穆青太软弱，不敢顶，使新华社蒙受了耻辱。
食堂旁边的布告栏里有人贴出了这几天新华社发出的歪曲真相的稿件，上面有王忍之、曾建徽、袁木等人签发后，直接送新华社让发的。这大概是总编室哪位编辑贴出来的，说明他们发这些稿件是无可奈何。
驻外记者纷纷发回电报，其中一份是：“纽约。联合国分社。请转北京新华社总社的同事们：正义和良知向你们呼吁：请把天安门流血事件真相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外国朋友和我们一起焦虑地期待着，你们不能沉默！
为了民族，为了真理，为了新华社的荣誉，从灵魂深处发出正义的吼声！！！
亚地亚哥分社全体同事。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晨”如果单从长时间的密集的枪声来判断，北京市一定是血流成河、尸横满街。但是，实际死人并没有这么多。其中不少战士的枪是向上开的。任何一个有政治头脑的指挥官，也要尽可能减少普通群众的伤亡。但是，在高度对抗的情况下，被激怒了的拿枪的年轻战士，就很难有什么理智了。到底死了多少人，只有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数字。群众中相当多的人不相信袁木说的这个数字。事后我听袁木周围的人说，袁木曾建议由红十字会出面作一客观统计，但他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