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判处八名打砸抢烧罪犯刑事犯死刑；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７日电：北京已有１０９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合会”的头头也在缉拿之列。有的省市也开始搜捕本地的“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
通缉，抓捕，自首，检举，判刑，枪毙，取缔非法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各家报纸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
各单位也对前一段职工的表现进行清理。很多人被迫作了检查。当时规定，对处级以上的干部上街游行的要给处分但是，上街的处以上的干部太多，（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１１８位处以上的干部，有１０２位上了街，中共中央机要局的处级以上的干部全部上了街），法不责众，各单位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多数是不了了之。
６月９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队以上干部，并且发表了十分强硬的讲话。他肯定４。２６社论是正确的，认为４。２６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他首先“对在这场斗争上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并提议为死难的烈士默哀。但是，他对死伤群众没讲一句安抚的话。可见他旗帜之鲜明。他坚持他在4月25日讲话时提出的看法，他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02－303页）
不过，像次反自由化高潮过后一样，他总要强调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变。在６月９日的这次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没有错，强调“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都不变。”在这之后层层开会，用邓小平这个讲话统一思想。
６月３０日，经新华社发通稿，所有的报纸都同时登载了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署名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和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两万多字，点了几十个人的名。从这个报告的八个小标题就可以看到其态度的强硬和偏执：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的正确的；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六、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基调。几年以后，陈希同因腐败罪被判刑，公布审判结果，他受贿金额只有几十万元，其中还包括外国人送的、存放在办公室的礼品。但北京的老百姓并不同情他，出租司机说：“陈希同不是经济犯，是政治犯。”他们说的“政治犯”是指陈希同在“六四”中积极参与镇压学生。这是后话。
６月１９日到２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赵紫阳。万里也挨了批评。２３日到２４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说“赵紫阳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这次会上撤了赵紫阳的各项职务。会议没有安排赵紫阳发言，赵向主持会议的姚依林提出发言要求。姚依林给赵15分钟。赵紫阳拿出准备好的稿子一口气念了２0分钟。他一共讲了5个问题。一，讲他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和他的思想状况；二，自学潮以来自己是怎样做的，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或不妥，对11个问题作了解释和自我辩护；三，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这里他强调政治改革要和经济改革协调进行，强调“政治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四，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自由化问题对我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五，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我的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有保留意见。他最后说：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对赵紫阳这个申辩不仅没有考虑，反而加重了对他的处理：原来准备保留的中央委员也不给他保留了。事后让王任重负责调查赵紫阳的问题，调查两年，最终还是没有查到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证据。王任重据实秉报，陈云批示：“到此为止”。但从此一直对他软禁。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接替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会后，万里在家里说：“胡赵万，胡赵万，三个倒了两个半。”赵紫阳丢了官，却在群众中得了分。他成了反对镇压、并为反对镇压付出了代价的代表人物。他的这个结局在几个月以前是没有人预料到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邓听完后，态度很明确地表示：“不能倒赵。”李鹏回北京向赵紫阳转达了邓的这一态度。赵对李说：“不要在会上传达，个别说说就可以了。”邓回北京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休。赵不同意。如果不是北京政治风波，赵紫阳就会成为真正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正如赵紫阳说的：“我下台和胡耀邦不同，胡耀邦下台有一个过程，我下台带有突发性质。小平后说我是自我暴露的。”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是群众中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大演示，是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大冲击，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挑战，也是中国民主力量的大检阅。邓小平真不愧为“钢铁公司”，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他寸步不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用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来扭转局面。
“六四”是两个基本点碰撞最激烈的表现。两个基本点的碰撞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在一些方面有冲突之处，这种冲突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加以缓冲；而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却具有刚性，是无法缓冲的。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权力制衡问题。而内力（即权力体系内部的力量）是不能制衡的。因此，权力制衡就要触动中国共产党的现行领导体制。两位总书记的下台都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引起的。他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冲突中没有回旋的余地。
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实际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内传统势力的利益，也就是代表这个政权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虽然他和陈云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现行的领导体制，为了保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管你地位多高，只要你有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倾向，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够坚决，都得把你赶下台。对这一点，邓小平在同李政道谈话时说得很明白：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２４页）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邓小平同坦桑尼亚革命主席尼雷尔说：“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３４４页）‘不管从那个观点来看，“六四”是一场空前的悲剧。它在人们的心中，在改革开放这一段史中，留下了一个难解的疙瘩。这个疙瘩也许成为将来某个时候复发的“病灶”。疙瘩总要解开，病灶总要根除。对于没有身负“六四”史责任的下一代领导人来说，“六四”还是一张很有价值的“政治牌”。这张“政治牌”在未来的权力角逐中，在已经得到权力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中，也许大有作用。他会不会打这张牌，能否打好这张牌，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在于有胆有识。
第七章回流――重新回到“一个中心”
邓小平在“六·四”中的举措，严重损害了他在改革开放中所建立起来的良好政治形象。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一定会知道，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会在史上留下什么样的记载；他也一定会知道，在现代社会，用几十万大军来对付老百姓，会在国际上留下什么样的形象。他一定记得，段琪瑞政府只枪杀了十几名学生，在史教科书中受到怎样的鞭挞。除了像路易十四“我死后哪怕洪水漫天”那样的人，多数政治家还是想名垂青史的。“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痛苦。
一位接近上层的朋友告诉我，“六。四”以后，邓小平在家里不说话，整天生闷气，戒了几年的烟又一支又一支地抽上了。夫人卓琳很着急，劝他不要抽烟。他冲着卓琳吼了起来：“我连抽烟的自由也没有啊！”他的小女儿毛毛不怕他，对他说：“你想要自由？学生争自由到天安门前静坐，你也去静坐吧！”逗得邓小平笑了。
“六。四”以后，改革开放的形势一下子发生了逆转，外资进入大量减少，改革踟蹰不前，批评改革的声音一时显得很强烈。邓小平是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他虽然已经风烛残年，他还要用生命中最后的热能，给中国的改革事业加温，在改革和开放中重建自己的形象。
第1节“皇甫平“事件
１９８９年正是经济上“治理整顿”时期，又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本来已经很困难的改革，在这时就出现了逆转的趋势。
当时有的报刊开始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批判“市场化”，说“市场化”是“资产阶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批判股份制，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批判“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些批判文章认为，“私营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和其它非无产阶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思想上政治上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现了停顿和倒退。在80年代初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学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文章，主张用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７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前往上海，１月２８日晚抵上海。在去住地途中，邓小平在听取朱熔（金＋容）基的汇报时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就开发好了。”知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对陈云的抱怨。因为浦东开发晚了正是陈云的阻挠。
邓小平在上海一直活动到２月２０日晚才离沪回京。他在上海过的春节。值得注意的是，陈云也在上海过春节。当时，邓小平曾约陈云交谈，并一起同媒体见面，但被陈婉拒。可见邓、陈二人还是“谈不拢”。谈不拢也罢，邓小平就自己开展了积极活动。他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工业公司、上海航天局中华机器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工地等处。在视察中，他不停地宣传改革开放。
２月１４日下午，邓小平和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部分老同志及各界人士共庆新春佳节。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在上海的陈云是应当出席的，但他没有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
在上海，陈云不愿谈，邓小平却和执掌军队的杨尚昆谈了两次谈话。
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和陈云在镇压学生运动中达成了一致，一批老人联手用武力平息了学潮。邓小平可能认为，１９９１年在上海过春节是和陈云寻求共同点的一次机会，他主动发出信息，但陈云不买帐。邓小平不得不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和言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言论不少是针对陈云的。
邓小平在上海发表的言论直指陈云坚守的阵地：计划经济体制。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邓小平接下来的讲话更具有突破性：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３月２日、１２日，４月１２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黄浦江评论的谐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这些评论的题目是：《改革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有更强些》、《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几篇评论传的思想在当时是有冲击性的。一时成为北京的知识界的见面话题。
有陈云在上海不买邓小平的帐在先，在北京陈云阵线的人紧跟其后。对“皇甫平”几篇评论，北京的报纸持冷淡态度，有关部门还追查这几篇评论的来头。有人告诉追查的人们，这几篇文章是传达邓小平的谈话，他们回答说，就算是邓小平的谈话，《解放日报》这么发也是不对的，邓小平的谈话应当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传达，怎么能这么直接捅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的社长高狄还亲自到上海微服私访，打听邓小平是不是讲了这些话。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些旁敲侧击的文章。针对邓小平谈话中“姓资还是姓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