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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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１９９１年第期发表了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光明日报》８月７日全文转载），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尤其尖锐：“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据说这篇文章是王震让发的。《求是》第十六期一篇文章写道：“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问‘姓资姓社’的结论。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这实际在批邓。这次批邓不是出现在毛泽东的晚年，而是出现在改革12年之后。
当时我还亲身经了一段小插曲。那时改革停滞有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要保持社会稳定。针对以“稳定”压改革的现状，我为新华社的《半月谈》写了一篇题为《推进改革和长治久安》的文章（《半月谈》1991年第14期）。在这篇文章中，我列举了影响稳定的一些社会矛盾之后指出，只有加快改革，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保持长治久安。我还写道：“改革有风险，不改革风险更大。不能用静态的眼光看稳定，稳定应当是动态的。火车高速前进，乘客并不感到不稳定。自行车的轮子一停止转动，它就失去了稳定。如果把停滞当稳定，或者为了求得暂时稳定，不去触动社会矛盾，矛盾就会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大爆炸，酿成严重的不稳定。”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徐惟诚的严厉批评。他们说这篇文章“有片面性”，“只讲改革，不讲反资产阶自由化，怎能保持稳定？”两位部长的批评在新华社传达以后，我接到了十几个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的电话。有的人还到我的办公室表示慰问。可见，当时群众是要求加快改革的。《半月谈》这次遭批评的还有该刊副总编于有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在改革中不要怕“姓资姓社”的诘难。两位部长对于有海的这篇文章的批评更为严厉。
有人说，当时围绕“姓资姓社”的大批判，实际是批邓。从逻辑上看，这次批邓的总后台是陈云。这股“批邓”风越来越强劲。一直到１９９１年９月２日，才开始转折。这种转折是一个小小的事件造成的，人称“二社论事件”。
９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报社领导人高狄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广电台也当晚广了。江泽民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但是，《人民日报》并没有就此转弯。在９月２８日出版的《内部情况》中发表了一篇“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的来信。来信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戈叶之流是指戈尔巴夫和叶利钦。高狄还为这封信写了一个“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
”接着，“编者按”引用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扞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注：关于“二社论事件”的材料引自胡绩伟：《论防“左”为主》，载《历史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４３页）
高狄是１９８９年“六。四”之后从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岗位上调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在北京风波期间，《人民日报》“不听话”，发表了不少同情学生的报道。特别是在“六。四”期间，还发了“号外”，抗议对学生的镇压。
发“号外”的编辑被送进了监狱，但有些高超的编辑举动，使当局无可奈何。例如，１９８９年６月７日的４版上，有两个十分鲜明的标题上下呼应。一个是“小鹿何辜竟遭屠杀”，一个是“警犬报警荣立三等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前一个标题是同情被杀学生，后一个标题是骂军警的。但看内容，前一篇是“克什克腾旗百只珍兽被害”，后一篇是安徽巢湖石油公司一只警犬“报警”及时，避免了一场火灾。高狄到《人民日报》后，不仅对内部进行了清洗，还高举反和平演变的旗帜，唱出了反和平演变的最高调。
与“两种改革观”的提出的同时，在党内高层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反和平演变是一项十分严峻和紧迫的任务，应当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逻辑的结论应当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
“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这样高，除了“六四”的影响之外，还有苏联的“八一”事件的影响。
“八一”事件是富有戏剧性的。在１９８５年前后，戈尔巴夫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怀有好感，他的《改革与新思维》成了中国的畅销书。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搞的“公开性”，中国的知识界和改革者感兴趣，却使保守派不安。随着戈尔巴夫在改革中背离传统的共产主义原则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对他开始不满了，认为他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八一”信息的。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１６时５０分（莫斯科时间），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国家安全保卫局长普列汉诺夫下令，对戈尔巴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当时戈尔巴夫正在克里米亚休假，安全保卫局长是专门负责领导人安全的。８月１９日６时零５分，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１２７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８月１９日６时２５分，亚纳耶夫、帕夫诺夫和巴克拉诺夫三人联名签署《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为期６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国家全部权力。8月19日６时３４分“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已走入死胡同。”决心“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新华社连发了三条消息：１、戈尔巴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务；２、摘要播发“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苏联人民书》；３、紧急状态委员会人员组成。新华社是继塔斯社之后，第一个发布消息的，消息发得很及时。整个下午，新华社很多办公室议论纷纷：“戈尔巴夫是不是被抓起来了？”“叶利钦怎么样？”“这件事对中国改革会有影响的。”年轻人说：“中国的正统马列主义者该高兴了。”……
１９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原计划访苏，新华社消息的草稿也写好了。现在访问计划取消了。
中央连夜开会。第二天传达上面关于对“八一”事件宣传报道的意见是：这是一件好事，对中国也是好事。西方对苏联施加压力，会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要客观报道，但也要有倾向（意即倾向紧急状态委员会）。报道不要太集中，不要让人感到我们喜形于色。他们（指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困难不少，西方制裁的考验，罢工考验，经济考验，今年过冬的考验。
２０日上午，在中宣部召开的一个宣传业务会上，中宣部长王忍之说：“苏联这次干得很漂亮，特别是舆论控制得很严。我们５。１９（指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９日实行戒严）就没控制好（说到这里他拍桌子：他妈的，５。１９以后《人民日报》一直和我们唱对台戏！）”。他批评中国青年报７月３１日报道苏共的一次会议，报道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平静，报道说“最轰动的新闻是没有出现轰动事件”。王忍之说：“说人家很平静。平静什么？在准备干大事呢！”但是，这个“大事”没有干成功。８月１９日１１时４６分，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莫斯科大批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叶利钦。紧急状态委员会出动坦克、军警和群众对峙。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站在塔曼师１１０号坦克上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反击政变。
支持叶利钦的人越来越多。乌克兰、塔吉克斯坦也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某些军队和克格勃部队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上演了三天的政变喜剧宣告失败。
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中国高层很多人表示惋惜。有人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手太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把叶利钦办掉。”戈尔巴夫复职以后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非法，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并解散其组织机构。在这之后，一些苏共党的负责人受到查处。几万名党的领导干部一夜间失了业，收入、看病没有着落，生活成了问题。不久，苏联解体。
苏联的剧变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不能不引起震动。陈云阵线借“六四”镇压的余威，以苏联“八一”事件为依据，加强了对邓小平阵线的攻势。“两种改革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这个提法的潜在意思是：陈云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的改革观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把“反和平演变”提到重要地位，这个作法的深层意思是：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等于对经济改革的全面否定。
“八一”事件以后，有人要求和苏联决裂，也有人提议发表新的“评”（注：“评”是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共中央组织人撰写的篇批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评论员文章）。当时的报纸上反复宣传，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苏联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实际上，苏联有很多和中国共同的地方，最怕苏联的事件在中国重演。在传达中特别强调苏共几万名领导干部失业的事，意思是反“和平演变”涉及到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因此，人们纷纷总结苏联教训。
苏联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当时一些权威人士的意见是：一是戈尔巴夫这类“叛徒”掌了权；二是国外敌对势力颠覆；三是政治上反自由化不力；四是对群众缺乏教育。当然，经济没有搞上去也是重要原因。
后来，不少学者对这四条提出了批评，说这四条只看领袖，不看群众；只看外因，不看内因；只重政治，不重经济。认为这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的确是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看成最重要的教训。同时把改革中的很多东西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改革面临挑战。当时的确有一股或明或暗的“批邓”风。邓小平当然不会让步的。
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２日，邓小平８７岁生日。在北戴河的生日聚会上，他谈到苏联问题。他说：中国还没有能力去管人家的情。即使有能力也不能管。戈尔巴乔夫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很笨。先把共产党搞掉了，他凭什么改革？苏联共产党一分裂，民族矛盾就要发生。这个局迟早要来，他没有办法收拾。苏联有苏联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他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改革策略有错误，没有把力量集中起来搞经济建设。苏联的教训证明，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个特色的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这一条什么口号也不灵。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发生动摇。
邓小平提出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后来，在十六个字后面加上了“有所作为”，成为二十字方针。
第2节南国卷起“邓旋风”
由于陈云阵线的抵制，邓小平１９９１年春节上海之行以及发表的讲话，不仅没有产生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还越来越高。改革开放还继续倒退。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危机感。但如何看待苏联剧变的教训，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
改革派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一党专政，在于没有民主，在于没有搞好经济改革。而传统势力则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在于没有防止和平演变。
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自陈云。１９８９年９月８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时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９月１６日，陈云致信薄一波、宋任穷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提出要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送上最近同李瑞环的谈话以及１９８７年同赵紫阳胡启立的谈话。（《陈云年谱》１９０５－１９９５，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第４２８页）
苏联剧变使得陈云的“大呼特呼”得到了更多的人响应。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反和平演变几乎成了主调。中央党校也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
在此期间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语录歌”又弥漫着社会空间，只是把原来那种战斗旋律改为轻松的旋律。这实际是改革受阻后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彷徨，而左派们却利用这个机会借尸还魂，重新祭起了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不仅在中央党举办了省部干部“反和平演变学习班”。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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