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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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处境和政治态度怎样呢？
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０日，江泽民奉调秘密进京。十三届四中全会（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２４日）上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替了赵紫阳的职务。江泽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荐的（李先念先征求了陈云的意见。实际上陈云最中意的是邓力群。他电告邓力群从上海赶回。但邓力群锋芒毕露，很难被人接受，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邓小平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是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的一种妥协。十三届五中全会上（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邓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了江，但留了一手，让他信得过的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让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这说明邓小平对陈云阵线提名的江泽民，还是有一定保留，还想看一看。
杨尚昆不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在军队里也有很深的关系，杨尚昆和邓小平１９３２年相识，６０年来关系一直很好，深受邓的信任。早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经邓小平提名，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任命的前一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军队的问题较多，你到职后，要多调查研究，把军队建设理出个头绪来；要拟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内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什么样子，以后又怎么办。
”可见，从１９８１年开始，杨尚昆就替邓执掌军队。
１９８２年９月，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军委不设常委，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杨尚昆在军队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继续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１９８８年４月，杨尚昆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份量更重了。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辞去军委主席，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军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次会上，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委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江泽民虽然是军委主席，由于资历浅，又没有军中的经，只能听命于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是听邓的。也就是说邓虽然不当军委主席，但对军队还有控制力。
江泽民的地位既然是邓、陈政治妥协的结果，一旦妥协的条件改变，政治妥协就会变成政治对峙，江泽民就会夹在两座政治山峰之间备受煎熬。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已经清楚的摆在他面前。在北京政治风波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临危受命是很危险的。对突然升迁，他家里没有喜悦和兴奋，却有无名的恐惧。据接近江泽民家庭的一位记者对我说：“江泽民奉调进京时，夫人王冶平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时的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把他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只能权衡左右，在两个山峰的斗争中见机行事。哪边的力量大，就倾向哪边。在“六四”以后，左边不仅力量大，而且十分活跃。江泽民就说了一些左边喜欢听的话，做了一些左边喜欢的事：对一些私营企业主的某些违法行为，他提出的处置办法是：“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他几次重提毛泽东过去说的、多年没有人说的“这两把刀子不能丢”的话。（注：“两把刀子”是毛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毛泽东批评苏联“修正主义者”丢了“两把刀子”，强调中国不能丢。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北京，第３２１－３２２页）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０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的讲话中重提阶级斗争，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知识界对这句话有不寒而栗之感：按他这么说，“资产阶自由化”再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焦点”了。
他在中央党校开办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他同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湖南搞试点。
他赞同“在军阀时代，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中国；在现代，谁掌握了国有企业，谁就掌握了中国”（出自《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的论断，一度在国企改革中持保守态度（三年以后他放弃了这个态度，对国企改革他比朱熔基激进）。
等等。这些有的并不是他的主意，但必有他这位总书记的同意和支持。
江泽民的这些表现，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
“两个基本点”这架天平过度向“左”倾斜，使邓小平深感不安。在他８８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定采取大的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把“改革”这两个字深深地铭刻在他身后的史上。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他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１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党内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
的那种思潮，反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并且警告他们，谁想改变这个方针，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举世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十三届八中全会原来说是要讨论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弃了原来的议题，重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南巡时邓小平对左派发出警告之后，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为改革者壮胆。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说“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主要是防“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谈到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都会不一样。
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记得，当年陈云批示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把经济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并提；大家也记得，当年邓小平要多搞几个开放城市，陈云提出了不要“口子开得太多”的限制。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我的一个大失误”，是明批自己、实批陈云。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忠于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杨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军事按纽。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香港《大公报》１月２３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１月２７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见面》，１月２８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参观电子公司游市容》。如影随形，２月１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报刊的着意宣传，是显示邓的力量，显示有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护航”。在这期间，杨白冰又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一说法虽然使杨家得罪了很多人，改革派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但对于反对邓小平改革思路的人来说，不能没有震慑力。
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广东、从香港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传阅２月４日（壬申年春节）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
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２月２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当作喜讯来传。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邓在南巡讲话中有批评江泽民的内容。１９９２年４月邓小平在视察首钢时讲到，朱熔（金＋容）基懂经济，不服气不行。还说对朱熔（金＋容）基用晚了。人们猜测邓是打算用朱换江。江当时也感觉不妙。５月，他到玉泉山看望十四大报告起草班子时，起草者看到他情绪不高，面色不好。他还对起草者说：“报告一定要写好。不管十四大谁来作这个报告。”他是总书记，还会有别人作这个报告吗？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江泽民话中有话，他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但是，邓“换马”的想法在老人中得不到支持。陈云明确表示：“江李体制不能变。”薄一波说：“事不过三，你已经换了三位领导人了”（注：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面对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江泽民不得不重新权衡左右的力量对比。江泽民最终还是站到了邓小平这一边，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２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１９９２年２号文件下发到县团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３月９日至１０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全体会议。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３月１１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这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当时人们猜测，这次会议结果不是以会议公报形式，而是以新闻形式发表，是不是还有保留呢？
第3节改革发起派全面反攻
１９８９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起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１０５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衣补加乃）、季崇威、戴园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１０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１１月１６日）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天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么强烈的反映，按过去通常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