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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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吴宓这样的大师，只是从毛泽东着作中知道了值得我们清华人骄傲的闻一多和朱自清。
中国的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掌管者，他们把当权者的政治目标从上到下地贯彻到整个思想文化空间，左右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官僚中有些人本来也是知识分子，他们被委以管理意识形态的重任以后，就不再从事知识创新工作，本人也放弃了独立思想（实际上他们中的多数人本来就没有独立思考的品质和能力），转而专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监督，牢牢地掌握着知识分子产品的发布权。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谁发表不同的意见，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独立思考也会招来横祸。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和身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
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构成一座庞大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某一层金字塔的一个网眼中。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改革以前是一种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身份一经确定就很难改变。它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身份是对既有的利益、地位的固化。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在“以阶斗争为纲”指导思想下的政治身份。在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在城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城市贫民、店员、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高级职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等。此外，在城乡还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另外还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在口头上就把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可教育子女、知识分子排成一个系列。知识分子名列第，自嘲为“臭老”。其中“可教育子女”是指“走资派”的子女和“地富子女”。这种身份系列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下等身份的人得不到官方和公众的信任，人们不敢与他们亲近，上、中等身份的人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一旦发生了什么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常常是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长达20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连未成年的孩子也有严重的自卑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发动身份好的批判和打击身份不好的，身份不好的总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从而更加强化了不同身份之间的政治界限。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有的还有继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比农村户口享有很多的优惠：就业优惠，城市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划成两个等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是不通婚的。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的人。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别的城市调动，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就非常困难。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要乘满5万节火车厢，挤满10万辆公共汽车，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和公路，此外，国家一年还要支付23亿元。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服役期满只能“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过去企业分为局企业、处企业、科企业，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当时的看法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形式。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配下进行生产的。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愿意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的。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也可以称之为“软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国家是阶斗争的工具，是镇压的机器；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逝世之前，正是“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受推崇的时候。所以，在无形制度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着重要作用。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起作用。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第2节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毛泽东逝世后争夺继承人的斗争，实质是在毛泽东身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坚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破冰前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如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接班人是顺理成章的。北京高层人士间的传说不能说没有根据：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毛远新当然也是一颗有实权而且有更大前程的新星。这个班底恐怕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梦想，一定是符合当时最高权力的意志。当时不仅没有人敢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报刊上每天都在宣传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务实派没有话语权，他们虽然心里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说不出口。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这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脸上显得十分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在哀乐缭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想把权力抓到手。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但是，在他们内部，看来还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此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所以，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