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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ィヒ淮薄�1996年揭露的山东泰安市委，1998年揭露的广东湛江市委，1999揭露的宁波市委书记犯罪案、2001年揭露的厦门走私案、沈阳市政府慕马案，等等，就是整个领导班子集体犯罪的典型。
由于权力缺乏制衡，由于民众对政治和经济决策参与度太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坛的腐败是空前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the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1998年9月22日在华盛顿发布了1998年国际腐败洞察指数。这里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共权力来为私人谋利”，这个指数是10多项调查的综合，得分越低，腐败情况越严重。得分在6。0或5。5以下的国家都是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中国大陆1998年得分3。5分，在他们所调查的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比1997年排名倒退了11位。中国香港地区得分7。8，排名第17位，中国台湾地区得分5。3，排名第29位。
1999年99个国家腐败洞察指数中，加拿大9，2分，澳大利亚8。7分，英国8。6分，美国7。5分，法国6。6分，以色列6。8发，日本6。0分，等等，6分以上的有26个国家，约占四分之一。中国得3。4分，排在59名，比1998年倒退了7位。
2005年10月，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腐败洞察指数，调查显示在159个受调查的国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贪污盛行。
最清廉的国家是冰岛，在亚洲国家中贪污情况严重的是中国，印度，越南和印尼。中国排在第78位，上一年是68位，比上一年又倒退了10位透明国际组织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是一位外国研究腐败的学者运用了多变量计量分析的方法，对50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作了比较研究后完成的。这项成果有以下三条结论：（1）国家的个体经济自由度越大，则腐败程度越低，或者说，国家对经济控制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高；（2）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的民主价值越弱，则腐败程度越高；（3）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则腐败程度越低。由此看来，“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最容易腐败。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善于捕捉商机的人，有经营才干的人，将自己的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人，他们会先富起来。这些人先富起来，老百姓是口服心服的。人们难以接受的是那些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聚敛财富的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红顶商人”（杨继绳：《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所谓“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市场制度又很不完善的情况下，“红顶商人”的出现是必然的。“红顶商人”中的多数人自己并没有“红顶”，有的利用金钱收买官员的“红顶”来敛财，有的利用父兄的“红顶”来敛财。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红顶商人”的父兄是坚定的保守派。
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聚敛财富共有四个高潮：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高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在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把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１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高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３５６９亿元，占当年同民收入的30％（胡和立，1989）。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如果上述双轨价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格时得到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银行贷款的取得，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也是“红顶商人”一次聚敛财富的良机。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给个人所有，多少价格比校合理？盛行一时的“管理层收购”实际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卖自买，是明目张胆地瓜分国有资产。
“红顶商人”在以上四个时期（其中有的是交叉的）聚敛财富一次比一次多，胆子一次经一次大，手段一次经一次更高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了百万元财产，就被人称为“百万富翁”。到了新世纪，超过100万美元财产才能进入富翁的行列。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2004年全球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比上一年增长了12％，达23。6万人，这些人的总财富为9690美元，每人平均资产41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400万元。美林集团亚太副总裁马蓉说：“中国富裕人士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亿万富翁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机会中产生的。
国外有些人士把“市场经济加权威政治”说成是“中国模式”，并且加以肯定和张扬。他们隔岸观火，不知道这所谓“中国模式”的深层有多少危机，多少苦难，多少无耻。而国内的有识之士对此却洞若观火。所谓“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而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腐败和混乱。
前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主任是赵紫阳）安志文，亲自参与领导了中国８０年代的经济改革。９０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的岗位上，一直致力研究中国改革。他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前景深表忧虑。现摘引他2001年8月22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不敢说话，党内生活不正常，社会问题就多。没有党内民主，就很难实现社会民主。
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在战争时期可以，在建国时期不行。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20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过去说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不对的。政改不搞，经济改革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经济可以发展，但带来的社会问题很大。
权力腐蚀人，在台下本来很明白的人，上了台就糊涂了。当权的要自觉地改难。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上到下的改就改不动。他们接受国内外情况多，应该知道这个常识。但当了权就维护权力。为维护权力搞稳定不是个办法。
权力垄断、舆论垄断不仅给事业造成危害，也危害一代人。
如果权力不受监督，处分多少人也不行，也治不了腐败。这些都是常识问题。但不知道当权者怎样想。
对这么复杂的局，靠一个人的头脑、靠一个声音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再伟大的人物也非犯错误不行。
我是赞成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挑战共产党。所以，要先通过搞党内民主来搞社会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救自己的唯一出路。社会民主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讲了一些话，他说，我三十年不讲共产主义、不讲共产党。
写共产党宣言时，社会主义太滥，所以我们讲共产主义。第一、第二国际成立后，我们就不讲共产主义了。我和马克思当时对欧洲革命形的估计有错误。认为资本主义问题很严重，革命快来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是错误的。
《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世时就完成了，就印了，后来停了，发现经过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快了，这是新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时期的手段。革命胜利了再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行了。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适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适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适性的，这是不行的。
不能说哪个地方搞得好都是执行了“三个代表”。我不认为“三个代表”有什么问题，但我对这种造舆论的方式有意见。这样搞危害很深。我很反感这样做。我不是对江泽民个人有意见，这是制度问题。斯大林搞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个人专政。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讲民主，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他的行为和说的不一致。邓小平的实践是两句话：经济上放开，政治上收紧。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经历，他的环境，他的制度，他周围的人，都不允许他有所作为。
现在本来是个转机，但却搞起了个人崇拜。新一代领导人靠这个吃饭不行。现在每天都在捧他的人，不一定是五体投地地佩服他。
对前途我有一定的忧虑。政治体制不改革，市场经济就要走上邪路。现在的作法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提出讲政治（当时还没有“三个代表”），我还没弄清楚。当时我去薄一波那里，讨论“讲政治”的问题，薄说：“现在讲政治就是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江泽民的权威。
”新左派、新儒学都有他们的主张，但他们的思路是行不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还是要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怎么办？经过社会民主主义来解决更平稳一些。从实践上讲，中国实行民主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和平过渡是上策。经过震荡来改，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利益多元化以后，取得一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还是可以有共识的。不要把一切学说，一切思想都打上阶级烙印，否则，永远走不出去。
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４年，我和安老的几次接触中，他进一步重申了他上述看法。有这种忧虑的，不仅仅是安志文一人。在北京，我接触到一些８０年代改革的领导人和积极支持改革的学者，不少人持这种看法。
第八章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
第1节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世时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自1978年开始，中国经了近20多年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达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不再分钱、分物、分人。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到跨世纪期间，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平衡。
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放开。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还仍旧处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滞后。银行利率固定，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全部存款的70％以上，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呆、坏账，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陈宗胜、樊纲、王小鲁、李晓西等经济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下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供参考：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五”估计可达到45％，“十五”预计达到65％；（注：”五”即第个五年计划期间，即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０年；”十五”是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五”为45％，十五预计为60％；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五”末达60％，“十五”末达75％；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五”末可达65％，“十五”末可达75％；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45％－50％。由此可以估计，“五”末达到55％，“十五”末可达到65％－70％。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等行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地位。一些高干子弟和其他有权力背景的人，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专政还在坚持，但已经松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行还是像过去一样给以打击。但打击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血腥。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对不同政见的人是用“杀、关、管、批”的手段；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种种技术上（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会的出版版范围”等）的藉口处罚出版社。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然经常批评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