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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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很能够容易调动起来，一旦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就可能成为冲击理智的破坏力量。他们警告，不要轻易玩民族主义这把耀眼生辉之“火”。
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谴责，学生上街抗议美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十分活跃，有的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估计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只是幻想，有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有的提出大幅度增加军费以扩充军事实力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力度。他们批评自由主义者近几年来对西方的“权威和物质的新的臣服”，“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反而在堕落，投降兴趣和维持会情结反而在高涨。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这种可鄙的情趣搭上了西方物质主义和伪善的自由主义的合法班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编者的话）在这种上纲上线、潮水般的批评面前，有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出现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发表了忧虑的言论，这些言论立即就遭到新左派的声讨。甘阳发表文章，将质疑北京反美大游行中出现暴力行为的知识分子称作“败类”、“奴才”，说他们“随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做的就要紧跟”。一些自由主义者顶风反驳，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资中筠在文章中说：“不知哪里忽然冒出来一些‘战略家’占据舆论要津，头头是道地‘分析’，给人的感觉似乎又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新清算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至少是外交路线，由于涉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势必也涉及国内建设路线。令人大惑不解，也令人担忧。”在这样开篇之后，她有针对性的一一陈述自己的看法：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不能因一颗炸弹就改变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去搞军备竞赛；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外搞霸权并不能否定他们国内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呼声不能被民族主义淹没，不能让带有排外性质的民族主义抵制向现代化方向的改革；把“主权高于人权”绝对化是逆潮而行，是难以作为普遍的原则“占住理”的等。
对美国9。11事件，新左派中有些人鼓掌叫好。自由主义者普遍同情。
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族主义的逻辑来讲，是应当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的，但有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在这一点上却与自由主义者一致：人权高于主权。
自由为先还是民主为先？双方都赞同民主。但二者各有其出发点。自由主义者关心的是自由精神的发扬，新左派关心的用民主来制衡市场权力。新左派的批评指向精英垄断，希望通过民众的政治参与制约市场霸权；自由派的批判指向行政强制，希望通过经济自由来提高效率。
民主制度在对公共问题作决策时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意志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意志。在这里，民主和自由发生了矛盾：对于民主来说，通过表决，少数人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服从多数人的判断。而自由主义不必因此而服从，他们唯一合法的手段是说服。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原则和自由原则不是一回事。自由主义者认为多数人可以决定许多公共问题，但是，到了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界限，就得“行人止步”。他们认为，民主如果同自由主义相结合，就是自由的民主，即使由多数人来行使权力，也要受到法治和宪政的限制。民主也可以同极权主义联姻，即行使权力的人不受制约，这就是“极权民主”。所以，自由主义者申明：“自由高于民主。极而言之，前者是植根于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后者不论何等崇高，毕竟是此岸世界的东西。就经验而言之，‘民主’之运作，非有具备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能成功。‘民主’是不可能存在于我们当中的，故其可以争取之；‘自由’则从未不在我们当中，故其只可发扬之。
‘自由’是一种精神，一种不受到现象界约束的‘超越现象’的精神；‘民主’其实是一种运作，但真正的民主是在一种精神支配下的运作，那种精神就是‘自由’。”（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
甘阳批评自由主义者“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分子的自由，亦即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把自由归纳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够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第一原则”。甘阳批评上述倾向是“中国知识界集体道德败坏症”。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甘阳还写道：“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同上）新左派主张“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即“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的决策和安排”。他们还认为，“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陈燕谷：《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自由主义者把政治权力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新左派把市场力量的无限膨胀看成是奴役民众的力量。
自由主义者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并且两眼盯着政府的缺陷，新左派主张限制市场力量并且两眼盯着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对市场完全放任，他们认为限制市场已经包含在市场经济之中，例如，反垄断法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必须具备的因素。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在政府之外的私人经济领域、自愿结社和社会运动。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个人（特别是底层百姓）之间的政治表达空间。
如果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就可能造成政府和民众的直接对抗。中国目前底层人群的政治表达一是寄希望于新闻媒体，二是上访，三是民间社团的表达，四是非秩序行为，即通过闹事来引起政府重视。
新闻媒体控制过严，很难表达底层的声音；上访的效果更差；民间社团的表达渠道也不畅通；非秩序行为常常引发暴力对抗。所以，公共领域的问题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对这个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
自由主义者看重正在发育的中产阶，认为他们就是将来市民社会的主体，有了这样一个经济的市民社会，就会产生对公共事务的要求，进而就会发展出公共政治表达空间。而新左派把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正在发育的中产阶层看成垄断精英，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公正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是垄断精英的利益而不是民众的声音。通过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底层的政治表达空间。新左派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空间不一定要有市民社会，甚至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有人还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没有市民社会，也有公共政治表达空间，如“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三结合）。鉴于“四大”已经被邓小平废除，新左派很看重“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作用。自由主义者希望从未来的中产阶层中寻找公共政治空间，新左派从传统政治领域寻找公共政治空间。
对在改革中崛起的垄断精英阶层，争论双方都怀着忧虑和警惕。垄断精英阶层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争论双方都担心，如果任垄断精英阶层发展，这个集团不仅得到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还会左右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私有企业在受到传统体制的压制时，学者们支持它（特别是自由派）；当他们已经发展起来、并与官员私下结盟时（大款“傍”官员，官员“傍”大款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时，学者们呼吁社会防止发展为黑金政治。如何防止，争论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新左派主张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对现行体制要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有制度化的，又有非制度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官商私下结盟的主导方面是政府官员，只有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才能防止黑金政治的产生。
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在经济政策上，新左派强调平等，自由派强调效率。在这里，不少人将平等和公平划等号，又将公平和公正划等号。如果把公正和效率放在一架天平上，毫无疑义的是公正优先，因为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准则。这方面的争论有些概念混乱。
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能者、强者的积极性。为此，就得保护私有财产，就得为强者和能者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实行“经济平等”的口号之下，没收个人财产，将所有众人的生产资料交由一个政治组织来掌管，其结果是政治权力进入了个人家庭生活，进入了个人的闲暇，也切切实实地控制了个人的肠胃和头脑。这样，所有的个人必须仰承权力的鼻息以求生存，个人独立存在完全消失。所以，“消灭私有财产”实行“经济平等”、“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
新左派强调经济平等。他们认为强调效率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出现垄断精英阶层对底层的奴役。
在平等和效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担心政府以平等之名无限扩张的权力，可能造成政治权力对民众的奴役，新左派担心市场力量的无限扩张，可能出现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经济寡头对民众的奴役。
在这场争论中还出现一些小插曲。例如，新左派上演话剧《格瓦拉》，舞台上下齐声高喊“打倒资本主义！”“铲除私有制！”（《格瓦拉》中的台词），多数自由主义者冷眼旁观，也有人写批评文章。
进入２００４年，中国的主流意识开态发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几次重大斗争显示，它是以西方资产阶自由主义为武装，以全盘西化为目标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他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为了深入批判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仅组织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还出版了《新自由主义评析》一书，并为这本书举办了隆重的出版式和研讨会。《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报道这次研讨会说：“专家学者数十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的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可能导至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又刮起了刘国光旋风，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引向了一个新的高潮。82岁的刘国光，原来是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他是中国经济学界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但在学术观点上摇摆不定。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为此在1983年受到批判。受批判后他很快转向。“六四”镇压以后，1990年他发表题为《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的文章，倡导把陈云的“鸟笼经济”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对当时的改革产生了负面影响，连日本蓍名经济学家石川磁（Ishikawa）也感到震惊。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他急忙转弯。沉默了几年以后，2005年7月15日，他又说出了系统的看法，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
他说：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
他说：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
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他批评教育部门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他批评“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他批评教育界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他质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他强调，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大声疾呼：要确确实实地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
刘国光一再强调，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
在刘国光发表这些新论之前，他还说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还未尘埃落定”，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质疑。
刘国光新论一出，多年沉默的老左派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