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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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国光发表这些新论之前，他还说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还未尘埃落定”，对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质疑。
刘国光新论一出，多年沉默的老左派一时十分活跃，他们和新左派合流，开展了对市场经济、对新自由主义的齐声声讨。
改革派也不示弱。被左派视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高尚全（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现在中国改革研究会会长）向中央领导人进言：“如果按照刘国光的意见办，必然会出现灾难性后果。”《财经》杂志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题为《改革不可动摇》。文章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文章列举了当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后说：“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1991年，因老左派批评改革“姓资”，“皇甫平”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皇甫平”这次发表文章，在网上却招来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中国当前存在很多新问题，和1991年情况大不相同，“如果再简单化地以当年的“皇甫平”笔下来理解今天的“皇甫平”所评，以为中国又有保守干部在反对市场经济，恐怕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除了这些说理的批评以外，网上还有不少对“皇甫平”侮辱性的咒骂。
2005年以来争论的激化，有人称为中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是关于中国改革方向和道路的大争论。第一次争论是1981－1983年，最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告终；第二次是1989年－1992年，最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告终。当然，前两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争论的统一，而是政治权威的折衷。第三次争论比前两次复杂得多。不管持什么观点的人，都承认中国存在着严重社会问题，都承认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和如何解决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看法。
上述不停息的争论表明，中国人对近30年的改革认识还不一致，对中国未来走什么路的认识也不一致。这预示，中国的未来还存在变数，中国前进的道路还会很曲折。
第4节关键在于壮大民主力量
当前，中国要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解决在中国特有的改革路径中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的改革的特有路径，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或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使制度始终保持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劳动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流落街头。最近几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这里有一个怎样驾驭资本的问题。自１９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年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都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
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
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也提出了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要民主政治制度。
当前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与缺乏民主制度相关联。
中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的发展，成为权贵资本主义；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
走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现在显得相当紧迫。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当前两种思潮的交锋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是两种倾向不同思想的争论，还没有发展为政治斗争。我们应当寻求这场争论的积极意义，从中找到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因此，我想，能不能在各执一词的论战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找到更多人能够接受的正确东西？
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天平上的两个砝码。对这两种目标的追求是社会前进的两翼。二者缺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公正。只有去其二者之极端，相互兼容，才可以二者兼得。人间没有理想国。无论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国还是集体主义的理想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以后，吸收了自由主义中不少内容，并把自由的观念和社会平等、正义的原则结合起来。马克思批判了“兵营共产主义”，他理想的新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个性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把使人摆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放在首位，力图创造尽可能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社会（暂且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更是大量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如公正、平等原则，没有社会主义的营养，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繁荣和稳定，20世纪并不是哪一种文明胜利的世纪，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合理因素的共同胜利的世纪。
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两极状态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会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体主义会抹杀人权，也会导至总崩溃。而中间力量占主流的国家，则比较稳定。
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深刻变化。在新的变化面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二元对抗的思维转向多元并存、互补、互转、互通的新思维。新思维使上述两极已经有互相融合之势。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就不是极端的左翼。这温和的两翼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想。现在，在这温和的两翼之间很难看出明显的界限。
当然，个人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集体主义（以及与它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两极的融合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至今因没有完全解决而被高度关注。1998年度诺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给其得主阿马蒂亚。森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他澄清了使个人价值得以集结到集体决策当中去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集体的规则不致于损害个体权利的重要部分。”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把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争论梳理为新左派同自由派的争论是一种简约。实际上，参与争论的学者很少有纯粹的自由派或纯粹的新左派。“我赞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认同的那些价值，而反对他们都反对的那些价值。”（秦晖）持这种态度的人在争论双方都有不少。当前的思想是多元的，交叉的，互混的。这种多元思想的交叉和互混表明有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可能。从上面我介绍的双方争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点：都需要市场经济，都不迷信市场，都不要市场霸权；既要反对“不公平的伪竞争”，也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平”，而要公平的市场竞争。
都需要行政权力，都反对行政权力过分扩张，都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既反对垄断精英控制政治权力，也反对政治权力妨害经济自由；都主张建立民主制度，既反对把民主当成少数精英谋取利益的工具，也反对把民主变成多数人的暴政。要把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由理念之上；都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也都看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对中国有利有弊，尽管双方在利弊的权衡上各有轻重，但都在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都呼唤社会公正。不公正的原因既不能单纯归结为改革前的旧体制，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正在完善的市场；从解决方法上既不能完全坐等市场制度的完善，也不能发动底层群众来与精英阶层对抗，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都主张多元化。既不能实行资本霸权的一元化，也不能实行政治强权的一元化。
等等。
还可以到出更多的共识。当然，分歧会更多一些，上述共识中也包含着不少分歧。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抛弃自立门户和党同伐异的学风，对不同看法大度包容，对批评对象思想本质良性把握，对批评者新思想的吸收，激烈而不敌对，鲜明而不偏激，深刻而不片面，共识就会越来越多。
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不同思想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融合的，如专制和民主，只能后者取代前者。自由和公正只能在民主的条件下兼容。近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这声音起源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新着《第三条道路》。应当注意，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是指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奉行民主政治，是排除专制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专制的地位。“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北京，第４１４页）从政治常识来看，权力不能同体自授，权力制衡也不能同体制衡。为什么不能同体制衡？这是简单的力学常识。为什么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因为他手使再大的劲也是内力。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既然要搞民主政治，民主国家近百年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应当拿过来为我所用。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新闻自由，军队国空化等。
那么，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怎样走出专制、建立民主制度呢？不少人推崇晚年的蒋经国的民主化的果断作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件成功的例证。
晚年的蒋经国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了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蒋经国意识到，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谁也阻挡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１３５名反对派人士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他们提议建立新党，起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消息传到蒋经国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以后，才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派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一笑了之。事后他对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对于蒋经国晚年的这一历史性的果断，中国知识分子写下了不少赞美的文字。戴睛女士写道：“乾纲独断，以专权雷厉风行”，恐怕正是十年、二十年前蒋经国的模式，也未尝不是我们今天的模式。蒋经国已经离世，他的灵柩所过之处，数万人沿街恸哭，世界上闻名的产花地鲜花销售一空。为什么？他安排了蒋家王朝统治的终结，他安排了党禁报禁的废除。“不错，我是一个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个，我以专制保证民主制度的开端……”以中国之国情，专制只能在专制者手中结束。（戴晴：《从林则徐到蒋经国》）
由这里引出了新权威主义的论题。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吴稼祥曾写文章鼓吹新权威主义。他写道：中国大陆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政治强人，就类似于近几十年来在东亚诸国和若干地区产生的那种政治强人。……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不是政体，而是领袖。民主政体可以产生有权威的领袖，也可能无法产生。专制政体也是如此。事实上领导一个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的伟大领袖人物产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选举的，也有继承的，有任命的，也有政变上台的，从世界近代史上我们可以找到相应的实例。……新权威主义不仅强调领袖人物，还强调与领袖人物配合默契的决策集团，强调英明的见解、果断的行动、排除任何障碍的力量以及高超的应变能力。
（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赵紫阳在他家中同本书作者也谈到了新权威主义这个话题：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