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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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但是，大陆不是台湾，邓小平不是蒋经国。邓小平有足够的权威，但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来结束专制，反而加强了专制。是邓小平不如蒋经国开明、果断，还是大陆的民主化条件不如台湾成熟？也许兼而有之。但不管怎么说，邓小平这么高的权威，都没能结束专制，在他以后，中国还会有强人政治吗？还会有能够结束专制的专制者吗？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说所谓“北京共识”问题。有人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抗衡，提出了“北京共识”。说穿了“华盛顿共识”就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北京共识”就是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其实，在权威政治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有权力垄断下的市场经济。本书第七章已分析，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人们对它已深恶痛绝，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共识”。
　　权威政治加市场经济造就了腐败，有人不是归罪于强权，而是归罪于市场经济。进入新世纪，批评市场经济的言论日益强烈，新权威主义的声音又大了起来。由此引出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行政垄断性大公司左右中国经济；在政治上，加强政府权威，扩张政府权力；在意识形态上，加强思想垄断和舆论控制；在社会控制上，迷信警察，对不同意见实行镇压。有识之士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的危险，也是最令人忧虑之处。
　　事实上，自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中国再不可能出现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可能有邓小平、蒋经国那样的权威。进入中国最高层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他既没有在血与火的战争中获得功勋，也没有在非凡的政治风浪中得到荣誉，他走上高位又不是民意选举的结果。他们没有政治资本。想平地起高楼，通过宣传手段和组织手段人为地制造一个新权威，这是不可能的。硬要这样做只能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今后只能是常人政治。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一个既定的理念行事，他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
　　由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使得改革的结果和原来的期望扭曲，对改革成本的负担和成果分享扭曲。那些为改革支付成本大的阶层很少分享到改革成果，成为弱势群体；为改革付出成本小的阶层却享受到最多的改革成果，成为强势群体。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难所在。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发展民主力量，用民主力量制衡强势群体。对政治家来说，民意是最重要的力量，但中国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民意对领导人的进退不起作用。对领导人进退起重要作用的是他周围的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常人一旦成为领导人，就可能成为强势群体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所以，常人政治必须以民选为基础，否则，社会就会更不公平。
　　如此说来，中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只要民主力量发展了，在各种政治力量中成为一支强大力量，足以影响社会合力的指向。到这时，善于审时度势的掌权者就会因时就势，果断地作出决策，加速民主制度建设。
　　经济市场化是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一个条件。中产阶的壮大，某些政府行为逐渐回归社会，封建专制思想的逐渐削弱，契约关系逐渐代替行政关系，乡村选举的民主实践，党内民主化的逐渐加强，现代政治文明的传与普及，宪政思想逐渐变成施政行动，等等，这些都是民主力量发展和壮大的条件。当然，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伴随着种种政治斗争和曲折。
　　我并不期待再出一个蒋经国，用他的权威地位一下子将专制转向民主。我认为从专制走向民主可以分步进行。我曾多次说过，可以分以下三步：第一步，在中国共产党内加速民主化。如各党的领导人（直到中央总书记）由全体党员直选，党内先搞三权分立。第二步，党内派别合法化、公开化。不同的派别向全体党员亮出自己的政策，争取党员的选票。第三步：多党竞争，其中有些党派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派别发展起来的。
　　附录：
　　本书作者按：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访问越紫阳时，曾承诺在世纪内不向外透露访谈内容。我忠实地遵守了承诺。现在进入新世纪已有四年，赵老身患重病，趁他健在的时候我将三次访问的记录公布出来，给历史留下一个见证。
　　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时间：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９时至１２时１５分。
　　地点：北京灯市西街富强胡同６号。
　　这是一个复合四合院，由南院和北院组成，是赵下台后的住处。赵的家人住在北院。门窗油漆一新。门外有一个小牌，上写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院里有几个战士看门。战士们住在南院的南屋。
　　南院的北屋就是赵的办公室兼会客室。我们就在这里交谈。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散乱地放满了文件。写字台前后墙上各有一张挂毯。前面是草原上一群奔马，突出的是一匹白马和两匹赤马。后面是绿树丛中几只鹿。赵养了一只白毛狮子狗，白毛已经发灰了。我们走进这个办公室时，他把小狗抱起来，放在写字台前面的桌子上。我们谈话时，小狗一直蜷在那里。
　　赵红光满面，气色很好，动作敏捷，看不出老态，不像７６岁的人。只是头发全白了。他记忆力好，思维很严密。
　　就我提的问题，他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
　　赵的老乡宗凤鸣先生把我介绍给赵，并一起听赵的谈话。
　　问：中国共产党历任总书记下台都是要作检查的。而您下台却没有作检查。您能否结合您在“六四”前后的经，谈谈自己的想法？
　　答：关于“六四”问题，北京的老百姓都很清楚。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主要谈我在“六四”前后的经。
　　这个发言海外报纸去年都发了，你可能看到了。现在再谈，也没有这个发言详细、准确。
　　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讲事实过程，讲我处理这件事的过程和争论。
　　我去朝鲜访问前没有明显的争论。当时提的方针，包括不激化矛盾的方针，邓是同意的。李鹏同志内心可能有想法，但我去朝鲜前也没有表现出来。争论出在我从朝鲜回来之后。
　　我去朝鲜前学潮是向缓和方面、平息方面变化的。学生之所以集会，主要是悼念胡耀邦。我主张不要干涉学生悼念活动。学生悼念的要求不能说不好。他们在外面悼念，我们在人大会堂里面开追悼会。追悼会开完后，耀邦的灵柩顺利送到八宝山了。学生没有理由再闹了。我认为，只要我们以后的工作不犯错误，事件可以平息。因为我觉得不会出大问题，可以走了，才放心去朝鲜了。
　　李鹏送我到火车站，问我有什么交待没有。我说，就这么几条：一是耀邦追悼会结束了，要恢复正常秩序，要复课；二是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动武；三是打、砸、抢、烧者例外。李鹏没有讲不同意见。李回去后，他把我的意见向邓汇报了，邓说，就照紫阳的意见办吧。
　　我去朝鲜后的第二天晚上，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提出要向常委汇报。说情况很严重。常委开会听了北京市委的汇报。正如人们说的，谎报军情，把很多事情集中起来，说学生要搞全国性的大串联，要建立组织，大事不好。我去朝鲜以前北京市不跟我讲，也同意学潮实际在平息。当然，他们在常委会上讲的情况不是没有，但他们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了。李鹏主持常委会，听汇报后，他总结，说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
　　第二天，他们去邓那里汇报。有李鹏，有杨尚昆。小平一向对学生闹事反感。如果我去汇报说学潮正在平息，他也会点头。他听李鹏一讲，就觉得问题严重。就发表了“４。２５讲话”，给学生运动定了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李鹏立即通知各单位传达。北京市开了几千人的大会传达。
　　“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十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
　　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援，那么多人担忧。
　　“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势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邓推到前面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
　　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
　　“五四”我要发表一篇讲话。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我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我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加上了这一段。
　　“４。２６社论”各方面反映都不好。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包围我，影响我，要我坚持“４。２６社论”。开始我没有讲话。李鹏到我家谈这事。我说要让学生复课，有问题可以对话。我看了公安部４２７游行的录相。费孝通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找我。费孝通态度很明朗，说要想法挽回。我找北大和北师大的两位校长，两人的态度不一样，但反映的情况是一样的。耀邦的事基本平息了，“４。２６社论”把学生激怒了。“４。２６”社论发出后，学生冲出校门要上街。学校领导和党团组织出来阻止。因为“４。２６社论”态度很强硬，学校怕学生上街后真会发生流血事件。但４２７游行什么也没有发生，学生胜利了。这时学校的领导和党团组织感到灰溜溜的，感到以后的学生工作更不好做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很不好办。有小平讲话，又发了社论，学生怕秋后算帐，要求收回社论。而李鹏、北京市委坚持“４。２６社论”不能退，还拿邓作牌子，说４２６是邓的话。事实上，是他们定性在前，邓讲话在后。我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骚乱、动荡、风波，都是讲规模，没有讲性质。小平讲动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动乱。动乱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敌我矛盾。问题就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定性上，在５月１７日常委发生争论时我是这么说的。
　　当时常委大多数人认为可以采取逐步缓和、逐步淡化的方法，不再说４２６社论了。５月４日，我接见亚银时，就根据这个精神发表了讲话。提出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办法解决问题，提出学生和政府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八个字。这个讲话反映很好。北京７所大学复课了（当时报纸有报道）。这又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是耀邦追悼会完毕）。但这时学生还不放心，认为我讲的是空话，没有落到实处。这时如果继续对话，加紧做工作，形势就会好转。
　　但是，不知有什么背景，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会上说：“赵紫阳的讲话和’４。２６社论’的精神是一致的。
　　他的有些讲话是他个人意见。”他实际否定了我的亚银讲话。我想这一定是有背景的，他不可能发表这么大胆的讲话。
　　何东昌的讲话正符合大学党政干部的口味。因为４２７游行后，学校党委灰溜溜的，他们也希望死守“４。２６社论”这条线。何东昌讲话传达下去后，人们普遍认为，我的讲话不代表中央。
　　这时，学生要求对“４。２６社论”有说法，而另一些人坚持“４。２６社论”不能退。他们还收集一些有剌激性的材料往邓那里送，发表一些剌激学生情绪的话，两面挑。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和学生没有联系。两面都不买我的帐。学生想要“４。２６社论”的结果，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而这边邓的决心也越来越大。
　　李鹏对我说：“你主张不激化矛盾的缓和办法没有效果嘛！”和学生对话，对一次和学生闹一次。他坚持只和学生会对话，不和闹事的学生对话。我说，和学生会对话等于和自己对话，没有用。现在另一方是闹事的学生，要和他们对话。
　　戈尔巴乔夫访华，学生占领了广场，连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也没有，大丢面子。也给李鹏他们以口实。我在和工人对话时劝告学生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学生没听懂我的话。我这话的意思是，你们闹得越激烈，有人越高兴。
　　学生闹得越来越厉害，李鹏和北京市委对小平的影响就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