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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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会上江青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逼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说：“对邓小平当然要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叶剑英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治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华国锋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９月１２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它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它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就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它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小张是指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９月２１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从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向有利于他们方面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两点种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它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为什么对毛泽东留下的文件进行“大战”呢？显然，都想争夺继承人的合法性。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谁得到了这些文件，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是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四人帮”等在这些老元帅面前，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他们在军队里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一个。丁盛听说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情，对上海是一个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听老帅的，就抓“第二武装”。所谓“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经过丁盛催促，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到八月底就发出了７万多件。９月２１日，王洪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办“第二武装”。实际上，几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３０００多万元，制造了大量武器。９月２３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４０万民兵，要有４０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９月２８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华国锋心里明白，江青已经有工作，何须再安排？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
第一个议题失利，他们又提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干部，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把他当亲儿子看待。１９６４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同他谈到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后来《毛主席同毛远新同志的谈话》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大学生传达。从这时起，毛远新的名字就被人们所熟悉。文化大革命后期，毛远新当了沈阳军区政委，成了东三省的实际上的一把手。毛泽东晚年，把毛远新调到身边，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他是能接近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在政治上站在“四人帮”一边。毛泽东逝世了，联络员无事可做了。“四人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江青很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等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召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份说：“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范硕：《叶剑英在１９７６》，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５，第２５９－２６２页）
在这一场斗争中，“四人帮”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如果说他们在战略上的错误是，把本应当团结的文革中的受益者推向了对立面，那么，在战术上的错误在于，在毛逝世后他们全都留在北京，在政治聚光灯下明目张胆地进行夺权。他们这样有恃无恐，也许真的有北京高层人士传说的那个遗嘱的名单。
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威逼，除了正面顶回去以外，也在密谋对策。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华国锋听了李鑫的话先和李先念通了个气，然后采纳了这样的建议。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四人帮”在政治理念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毛泽东晚年不见江青，都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一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汪东兴也知道，毛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江青，汪东兴很支持。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主管“大内”的一切，解决“四人帮”问题，有他参加方便很多。
需要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谁是主要的决策者，在很多记述中和事实真相有出入。有些记述说叶剑英元帅是主要决策者，华国锋是被动的。李先念1977年说：“去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311页）在收录这篇讲话的后面有一个注释（注157），原来也写成叶为主华为辅，为此李先念大发脾气，后来才改写成以下文字：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话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0月6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文集》1935－1988，人民出版社，第518页）２００１年３月，《李先念传》编写组发表了《一则重要考订》，“考订”中说，这条注解中的9月21日和月24日应为9月11日和9月14日。（载《党的文献》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７３页）９月１１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他离开毛主席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打电话：“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驱车到李先念家里，一进门就紧张地说：“我可能已经被跟踪，不能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那几个人的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即匆匆离去。当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商量此事。汪东兴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４，北京，第２３５页）
９月１４日，李先念借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二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过，互不摸底，经过一段交谈以后才转入正题。两人一拍即合。叶剑英也多次讲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领导的。
华国锋对他的老朋友张根生是这样说的：“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９月１０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觉察，李先念于１３日借去西山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去了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载《炎黄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张根生和吴德两个人说的时间和地点都不一致。华国锋让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吴德说是９月1１日，华国锋主动到李先念那里，张根生说是９月１０日，华国锋把李先念叫到自己家里。到底哪一个说的正确？我请教了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李维民将军，他当即打电话询问了《李先念传》写作组的朱玉，朱玉根据李先念当年的记录回答说：吴德的回忆是正确的。当然，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叶剑英事先做了很多酝酿工作。
叶剑英西山串联邓小平下台以后，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显得十分张扬。他们把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对务实派进行“狂轰滥炸”。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敌早就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事后披露的两件事可以看出，务实派和元老派对“四人帮”已经怒不可遏。一件事是王洪文、张春桥截取了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写给其女友的一封信。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罗、付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这里的罗、付是指罗瑞卿和付崇碧两位将军。“四人帮”看到这封信以后，十分惊恐，他们和毛远新商量，准备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另一件事是与纪登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儿子有关。１９７６年初，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其中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想通过新华社渠道反映到中央去。总社主持工作的解立夫把他写出的材料转给了姚文元。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它压下来了，再没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周明英为此成为河南省的重点清查对象。
以上，第一件事当时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第二件事新华社的老记者大都知道。
邓小平下台之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因病休息”，停止他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有合法的地位，加上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实际上还控制着军队的实权。他就很自然成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联的中心。叶剑英住在远离市区的西山。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辉，王诤，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