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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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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邓激怒了。我说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可以缓和下来。我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否则就不理解青年,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万同意我的看法,说:“对呀,李瑞环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太软了,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李瑞环不对呀!”他也认为,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我们还是老思维方式不行。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说反党,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
  鲍彤有什么事?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说,有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
  ”他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都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练,紧张得了不得。二是议论了戒严。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随便就可以加上。审判鲍彤连证人都不让出庭。现在说是把他放了,但还不给他自由。天天讲法,这是什么法?
  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和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查索洛斯基金。索洛斯是匈牙利人,是个大富翁。他出资金支持体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我不知道。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背景,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公安部1987年7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索是个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比较慎重。我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当时安是体改委党组书记),让体改委和这个基金脱钩。我的意思是社会上对体改委的议论已经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议论。
  鲍彤的事是先入为主。李鹏对邓说过鲍彤是坏人,说我受了鲍彤的影响。在老人家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他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中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二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发改变的。
  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
  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
  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
  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吴江讲的几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实。说耀邦赞成邓退休,就让他下台。耀邦决不会说“我举双手赞成”,邓也决不是在这件事上对耀邦有意见。耀邦下台前邓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他退不退的问题。外国记者问我邓退休问题,我从不回答。
  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和陆铿谈话。
  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86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
  “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最后到完全不信任。
  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这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也懂。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五一三”讲话。我不愿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让别人当总书记更不好办。
  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这里。再这样搞10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
  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
  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候吗?又想搞市场经济,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么办呢?这是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还是舆论一律。
  杨问:听说1975年您去四川时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谈话。1976年您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他。这是他后来起用您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有这回事?
  赵答:1975年我去四川时小平是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是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那时派贾启允到云南,小平也和他谈过这样内容的话。在批邓时贾启允慌了,沉不住气了,把这段话说了出来。“还乡团”就成了邓的一条罪状。我当时觉得这是口头谈话,就没有说出来。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
  杨问:前一段时间外面传说,杨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还在,把“六四”问题搞清楚,他可以承担责任,有这么回事吗?赵答:这不可能!
  附录三:三访赵紫阳
  参加人:李普,杜导正,杨继绳,肖宏达。
  时间:2000年5月28日(星期天)上午9时半至11时40分。
  地点:北长街44号,肖宏达家。
  肖宏达原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在中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在广东工作时是赵紫阳的朋友。这个小院紧靠故宫西护城河,小院绿化得很好,两棵高高的雪松郁郁葱葱,散发出清新的气息。肖说,可惜前两年在护城河底下铺了水泥,隔断了地气,把好好的护城河弄得不行了。
  8点30分,我们3人到达肖宏达家。杜导正拿出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买的新录音机给我。我不会操作。正摆弄间,赵紫阳和其夫人到达。赵夫人由一位随行的小保姆搀扶。赵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他身板挺拔,红光满面,白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身穿灰色夹克衫,显得很精神。他说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很成功,现在看东西不成问题。杜导正展开他夫人续大姐赠给赵紫阳夫人一幅画――《宠物保护神》,宠物是一只猫,杜夫人作画,杜导正题词。意思是赵紫阳是赵夫人的宠物,赵夫人是赵的保护神,博得大家一笑。
  笑谈间我问他的小白狗。他说已经死了。这只可爱的小动物也随着赵被软禁,终于在软禁中死去。
  赵紫阳说:你当记者这么多年怎么不会用录音机?他说,他夫人不敢碰电器,连电视也不敢开,逼得他学会了。
  赵调好录音机把它放在茶几下面,他说,工作人员进来看到录音机不好。赵很小心,他说,他的警卫人员每天要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这是他们的工作,不能怪他们。他举起自己的一个黄色小皮包说:出门时我考虑是拿个塑料袋呢还是拿这个包?这就算公文包了,会引起人们的,但今天不管他了。
  我们谈话间赵夫人由肖夫人玉华带到内屋休息。谈完了,送走赵以后,肖夫人说,今天很不容易,先是中央警卫局把北长街的汽车都赶走了(北长街小学星期天有补习班,小汽车很多),接着北京警卫局又派几名警察来守卫,后来派出所又派警察来加强保卫。赵来时还有几位中央警卫局的陪同,赵进来后警察站在门外。大家分析,今天这么重视,大概是临近“六四”之故。
  赵紫阳说,7年以前,我怕有些事情忘记了,曾经把“六四“一些事写过一些东西,留下一些记事啊,就算记事。
  我跟他们讲是随便的,现在为了方便起见,我就照这个材料讲。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一些前因后果搞清楚。把六四事实本身搞清楚。有些事情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讲了,但有些事没有讲。
  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叠稿子讲了起来。由于这次谈话他从头说起,所以很多内容与前两次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些重复。
  第一个问题,学潮的起初阶段学潮的起初阶段是围绕着悼念耀邦逝世开始的。耀邦是4月15号逝世的,广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有自发地上街搞纪念活动,随后发展到上万名学生上街。4月18,4月19,晚上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4月22日,举行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学生几万人。当时所谓学潮就是这么回事。学生上街人数越来越多了,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不恰当的话,但总的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什么有**的事。那时我调录相看,那时公安部有录相,从录相当可以看到,18日夜晚发生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叫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边的人,围观的人往前挤。学生几百人,外边围观的人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见什么人哪,后面往前涌,往前涌往前推的时候,前面的学生还喊,要守纪律。后来学生自己总结经验,在他们的周围自己组织纠察队,把学生队伍和围观的人隔离开了。
  至于4月22日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前几万学生集会是经我们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设上高音喇叭,外面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当时,“4。26社论”之前所谓学潮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个是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大量的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意;第二是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对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认为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冤,鸣不平。第三个原因就是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来,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不满意,所以,学生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大体上当时情况可以这么分析。上街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常委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多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对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和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后边讲的三条是我去朝鲜以前说的。我记得追悼会结束,我们一同下电梯时我对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个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可以说,在我去朝鲜之前,对当时的学潮,常委中没有发生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冲新华门,你知道不?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说,石在第一线,分管政法,他在第一线,有各种预案准备着,他会应急处理的。随后我把李鹏的电话告诉了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大部分学生都走了,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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