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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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说过“四人帮”这个词，但他说的“四人帮”，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子，团结更多的人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恰恰当在这一点上，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他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但他们不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如华国锋、李德生、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陈永贵，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和倪志福。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子，排斥这些人，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伤和恐惧。
在９月１８日的追悼会开完后，新华社的电讯稿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江青同志敬献的花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先下手为强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元帅通过代总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版社，北京，１９８４，第８６７页）
先下手为强。这不仅是聂荣臻元帅一个人的想法。华国锋、叶剑英也准备这样做，并作了周密部署。据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原广东省委副书记张根生说，促使他早下决心的，是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张某到坦克6师进行活动。
张某是张春桥的弟弟。
粉碎“四人帮”中，李鑫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鑫，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都有要职。“四人帮”想在中央警卫团找一个自己的人，张春桥看上了李鑫。因为李鑫是康生的秘书。张春桥把李鑫引见给江青。李鑫表示：“我一切听从江青同志的指挥！”江青和张春桥向他了解中央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情况，政治局委员的居住地点和警卫布置情况。并交待李鑫每天用红机子向江青报告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李鑫表示同意。江青和张春桥十分满意。江青赞扬张春桥选上了一个忠诚能干的人。可他们没有想到，半个小时以后，李鑫把江、张同他谈话的内容全部向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连夜报告了华国锋，促使华国锋利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这以后，李鑫利用“四人帮”对他的信任，继续和“四人帮”保持联系，并把得到的情况向华国锋这边报告。１０月４日早晨７时，李鑫向华国锋报告，毛远新从沈阳调来的两个师已经到了山海关一线，如果北京有情况，一天就可以赶到。其实，他们不必担心。叶剑英早就把２８军调到了塘沽一带，封锁了入京的水陆交通。叶剑英得到李鑫的情况以后，还是立即命令李德生把这两个师火速调回原地。
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１０月６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８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和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静。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７时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主要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它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７点５５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正襟危座、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巍然直立、满脸怒气的华国锋。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经成了阶下囚。他正要申辩，只听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旁边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扭着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象一头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因为双方离得太近，汪东兴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他早希望开这个会。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宣布的。（华国锋1999年3月9日对张根生说，姚文元也是他宣布的决定）他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是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领一个行动小组，来到中南海万字廊２０１号。行动小组里有两名女警卫。江青看到几个不速之客，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张耀祠向它宣读“隔离审查”的决定。
江青听后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然后慢慢地站起来，从腰间解摘下了一串钥匙，再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启”，把钥匙装在里面，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在同一时间内，在毛远新的住处颐年堂后院。毛泽东的卫士李连庆出现在门口。他和毛远新是老相识了。毛远新的妻子在辽宁，这里只有给李纳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顾他的生活。李连庆来时他正在一个人看电视。他看到李连庆穿着军装，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感到有些异样。他问：“老李，有什么事吗？”“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不要住在这里了。”李连庆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要带点东西。”“不必了，什么也不带，现在就走！”这时毛远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站起来质问自己的老熟人：“啊！你来抓我？”“不是我来抓你，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接着，李连庆向毛远新宣读了对毛远新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毛远新没有反抗。几个军人搜出了他的手枪，把他带走了。
解决了江青和毛远新的消息很快回报到怀仁堂。叶剑英高兴地说：“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还对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刘庆棠、庄则栋实行隔离审查。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等首先控制了广播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月6日晚，华国锋把耿飚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电台和北京电台。耿飚连夜赶到中央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办公室，广播电视部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飚拿出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编办公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飚要他们交出直室的钥匙。耿飚对邓岗说：“你执不执行我的意见？你如果不执行，还可以给姚文元打个电话。”邓岗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说：“不必了，我想原来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当时直播室的钥匙由办公室主任杨兆麟保管。他不敢轻易交出。
耿飚说：你不交出来我就派战士守在门口，谁也不能进去。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杨兆麟马上把钥匙交出来了。与此同时，耿飚把北京广电台的党委书记赵正晶找去，一切按中央广台的作法办理。耿飚是带着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他们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一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兴汉（康生秘书）。10月7日李普吃午饭时电话铃响了。李普夫人沈容拿起电话。一个陌生的声音问：“这是李普家吗？”沈容说：“是的，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39局，中组部＊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李普接过电话说：“我正请病假在家。”对方说：“我们知道，请您今天下午到紫光阁开会。”李普到了紫光阁，会议由纪登奎和苏振华主持。纪登奎先让大家看了“你办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来”两个复印件，向他们透露了对“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交待了接管新华社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派迟浩田等人接管了人民日报。
１０月６日晚，“四人帮”刚一解决，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号楼开会。晚１０点，人已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１１人。第二天凌晨４时才散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１０月７日，上海的马天水到北京开会，一听传达，认为这是“宫廷政变，右派政变”。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得到消息后，在８日晚上开会，准备动员“第二武装”和北京进行军事对抗。１２日，中央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由政治局出面，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集体谈话，让他们回去做工作。１３日他们回到上海，不再讲武装斗争，而是讲“搞合法斗争”。后来，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上海接管了权力。邓小平一家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如何呢？毛毛在它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它的丈夫贺平从外面得知消息后的情况：１０月７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采的场面，我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２０００年，第５２３页）
１０月１０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有希望见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