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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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家在沉闷的生活中闹玩而已，双方绝对没有恶意，当然也不会真的伤害对方，但那一跤却令大个子两天上不了劳动岗位。从此他便常常开玩笑地向人说：‘别看这个人个子小小，其实他全身都是蛮力！’。
在劳动的空余时间，我偶尔也会偷偷地往各寺院朝礼，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我只可以低调地假装是去游览而已。在哲蚌寺附近，有一个莲华生祖师曾住过的石洞。历史上说祖师在此洞中修行时，因为没有水源，便以指插进一石柱中，施神通由石柱中变出水来。我在洞中朝礼时，以上臂触拭了石柱一下，回家后竟然发现手臂渗出水份。这奇妙的现像一直持续了两周，甚是奇妙殊胜。
在劳动中，我与一位拉萨的宁玛派转世者成为了好友，常常在一起用午饭，又经常互相往对方的家中作客。我和他这两个年青人当时很幼稚，一同做的事现在想来也实在无聊可笑。有一次我往访他家，他指电源插口向我说：‘你把手指插进去试一下，我试过了没事！我看这“电力”看来不会伤害修行的人。这种叫“电力”的东西说不定还利于通气脉呢！’。当时我俩还年少无知，对科技也不太了解，我便真的天真地把手指插进了电源口，登时感到五内俱焚、心脏好像快要爆炸的感觉。这友人见势色不对，马上不知用了甚么才把我的手移离电插口。在我埋怨一番后，友人誓神劈愿地说：‘没骗你，我真的亲自试过了而没事！’。那个年代的电力供应是断断续续的，现在想来当时友人在试验时可能正适逢电力中断，他才以为自己触电而没事。在当年的生活中，像这类的无聊事便是我们唯一的消闲娱乐！由现在回想当年，我们两人也的确既无聊又愚笨。如果运气差一点的话，我或许当年便已命丧当场。
在一九六零年的藏历新年，布达拉宫中的达赖喇嘛辩经侍读师查杰仁宝哲师父（原大藏寺僧人，在拉萨色拉寺时期我曾向他学法）在政府批准下来到拉萨市区，又特别召见了我。仁宝哲命我为他把脉，我起初不肯，但在他坚持下我只好从命。一把脉之下我大吃一惊，师父手上完全没有脉像，一摸之下便就像为死尸把脉一样。我急请老师进我的房中，正欲马上修怖畏金刚法，老师却说：‘不必了！我对生死自有把握！现在我将往生香巴拉净土，你在我死后修一座度母四曼荼罗仪轨便可！’。我问老师：‘师父你还会转世回来吗？’，老师答：‘暂时不回来了！我准备在香巴拉净土住上一段日子！’。在见面后，政府派了马车送仁宝哲往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隔了没多久便传来师父圆寂的消息。在师父圆寂后，中国党政府倒给予了算是很高的礼遇，不但让许多僧人参与悼念法会，更派了汉族干部前往致祭。
在劳动期间，有一天我们一众五十人在掘土时，见到荒野中有一个祭祀土地公一类之小祭坛。我们的小组领导贾波便喊起口号：‘这是旧社会封建迷信！别害怕！让我们打倒迷信！’，便率众砸了祭坛。在破坏坛基时，地下跑出了一只巨型的蝎子，大家都心感有异。领导大叫一声：‘去死吧！’，便用铁铲把它当场打扁了。当晚，贾波突然害病，痛苦地惨叫了良久。后来，他更在哀号：‘仁宝哲！仁宝哲快救我！’。在此之前，贾波从未以‘仁宝哲’尊称叫过我一次，但这时他眼见自己必死无疑，便又相信佛法之力量了。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我如果为他诵经，便会被视作搞封建迷信，下场会十分惨。在贾波求救之初，我只推说不懂修法及不搞宗教法事，但他苦苦哀求。到后来，贾波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身体更开始变冷，看来是快死了。我心想：‘如果现在修法救他，我自己恐怕会惹上极严重的麻烦！在这个年头，搞“封建迷信”是会没命的！但我们僧人天天念要救度众生，难道见死不救吗！’。我在思想挣扎了一阵后，便豁出去了，马上便燃香修对治的法门。没多久后，贾波便没事了。这修法之灵验，可能是源出于佛力及我真心不顾自己安危而欲救他的真诚发心之力，而并不是我个人有甚么神奇的法力足能起死回生！
在第二天早上，可幸地并没有人告发我，而贾波也并没有反面忘恩，反而对我变得很友善。他建议我向他告病假，然后便可去拉萨（当时小组在郊外长期劳动）渡假休息，我如他所说地交上了请假信，他便批淮了病假。在到了拉萨市时，我便到医院报到。在随便安一个病症名堂后，医生会施一些药便差遣我离开。在一出医院后，我便随手把药丸丢了，便自己回拉萨的住所。自此以后，我便经常性地请病假，贾波也次次都批准，从此我便不太需要参与劳动了。但在休假时，我却并非闲没事干的，经等，做一位转世者或反而要天天为求访的人偷偷地主持法事及诵一个僧人应做的事。
在一九六零年秋季前后的一天，我在拉萨市一个房子中修供养护法的仪式法事，突然门板传来‘啪！啪！啪！’之打门声，此时我的心中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怪感觉。我马上打开门，向正在行经门前的一位带女儿的中年女人问：‘是你打门吗？’，她表示只是刚刚路过而否认打过门，我便与这女人聊了起来。这女人名叫‘巴桑’，是来自一个叫‘帕里’之边境小镇的富户，我现也忘了她当时为了甚么事才来到拉萨。她向我布施了一些酥油。酥油本来是藏人日常的必需食品，但当时我已几近两年没吃到它了，我顿时眼睛如见黄金。在她向我顶礼及布施后，我不知从哪来的念头而直接地向这个陌生女人说：‘你帮助我去印度好吗？’。早在近两年前，有大批藏人跑到印度，我当时听说在印度的人可以继续做僧人和学佛，所以我对出走印度求学早已兴念，也曾与前述那位宁玛派转世者友人商量过许多次，但却从未有过具体的计划或行动。我这时冲口而出的要求，不单使这陌生人呆在当场，就连我自己至今仍不明一向少话的我当时怎么如此唐突。在当时火红的年代中，我和这女人心中都知道得清楚，协助我这位陌生人可能会令她家破人亡。女人呆坐了十分钟，在这当中我们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然后她打破了沉默低声地说：‘明天来找我吧！’。我当时并估计不到，她的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为她后来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巴桑因为曾协助我出走而遭批斗，背骨被打断了）。在那时的时势气氛中，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为另一个陌生人作出她那样的冒险决定，也不可能提出我所提出的唐突要求！三次的神秘打门声、我失常的要求及巴桑毅然的决定，显然又是护法冥冥中的安排（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我在修持退心时，我便会这样想：‘我的命不属于自己，是护法令巴桑拼了命、受了大苦而换来的，这必定是为了要我好好修持及弘法的目的。如果我对佛教不能作点像样的贡献，恩人的苦便白捱了！’。每当这样想时，我便很自然地含泪收拾心情，重新又投入修持及弘法中）。
在巴桑答应后，我便马上往访宁玛派友人，邀他一同出走，但友人说：‘唉！我家人都在这，现在暂时是走不了的！’。在一周后的一天（一九六零年藏历七月底），我在大清早先去了大昭寺告别佛尊，然后便与巴桑一起离开拉萨。在这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位宁玛派友人一面。在七十年代文革中，友人被拉到大昭寺前枪决，同时被枪毙的还有另外六个人。我的年纪、背景身份及性格与这个好友很接近。如果当年我没有出走的话，想来大昭寺前的尸体极可能就是八具了。
由拉萨至帕里，我们一共用了三天坐车前往，途中在后藏札什伦布寺停了一晚，顺便也朝礼了该寺及江孜佛塔。
帕里是邻近印度锡金（但当时锡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一个西藏边境小镇，邻近便是亚东镇，这约有五百户人家。巴桑的家族是当地的富人，一向以来是著名的卓摩格西仁宝哲的施主，家中也接待过赤江仁宝哲及萨迦派法王萨迦崔仙等大师。在我到达时，帕里是个冰天雪地。巴桑在回家后便开始生病，身体近乎瘫痪。我作为一个受恩者，便在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天天为她诵经修法，后来她慢慢便复原了。在藏历十月廿五宗喀巴纪念日，我到了附近的一间寺院朝礼，顺道也应求而为巴桑作祈愿及供养。该寺的日常法会当时已中断两年。由于当天是宗喀巴纪念日，寺中的老僧一再要求我率众修诵宗喀巴祖师会供，我心中虽感到危险，但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我们燃点了三百盏油灯，很认真地举行了法事。在法事后，当地的地区干部来寺查问：‘你是哪的人？来这干甚么？是不是搞宗教崇拜？’，我答说：‘我是来泡温泉疗病而已！’。在查问一番后，干部便放我离开。在寺院附近的村屋中睡至半夜时，我越想越不对劲，便与巴桑的弟弟连夜走路回到帕里镇。我在凌晨四点到达帕里巴桑府，甫一坐下尚未喝上一杯热茶，便有军人上门查问巴桑。他们似乎已猜到我的转世者身份，而且又收到风声说我曾在附近寺院主持法会。巴桑坚持说我只是一个老朋友，又力证我已不失所踪，军人便只好收队离开。
由于当地已开始注意上我这个外来者，镇上居民又开始在纷纷讨论我的失踪（我当时藏痔巴桑家中），我眼见情况不太妙，一周后便动身跨越边境，行程是要翻过喜玛拉雅山脉到山对面的印度。
我换上了乔装用途的衣物，与一位老僧人随同赶骡的边境商人上路。在路上，我们不断听到别人谈及‘失踪的喇嘛’之传闻。由于局势不妙，老僧便与一龑骡商先过境了，我则在路上躲了几天。在几天后，我穿上了破衣，面部涂上炭灰，带佩柴刀及绳索乔装为樵夫上路。在行至第二天，我到达了印度边境，印方边境守卫问我：‘听说近日在边境的另一边正嚷要寻捕一个有点名气的喇嘛，这可能就是说你吧？’。在我承认身份后，他们便予以通行。我在长叹一口气后，踏上了印度的领土。这时候，我身上只带一副望远镜、一袋加持过的石粉（这种石粉可供修过禁食闭关的行者食用）、一向永不离身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及一本沉重的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
第六章──印度岁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位于印度边境的甘托克镇（Gangtok，当时属锡金王国领土）。这个地方与西藏的民风及气候差不远，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个尼泊尔人家中住了近一个月。这个人年约四十五岁，从很年青时他便修持宁玛派的法门。他对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给我。在这个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两年来未感受过的轻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历年初四，我启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伦堡（Kalimpong），车程要一整天。噶伦堡邻近以产茶著名之大吉岭（Darjeeling），位于喜玛拉雅山脚。这里虽属印度领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这年代又有更多来自西藏的人涌至，所以在这的生活便与西藏一样。我在噶伦堡有父系的亲戚，在到达后我便暂住在他们的房子中。
在噶伦堡的日子中，因为我长相像汉人（我也的确有汉人血统），又常常面露欢容，与绝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产生了对比，以致有些人总暗中怀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间谍人物，这使我在欢喜中也有少许感到委屈。在此时期，我一度兴起报名入读英式学院的念头。在参见一位以与护法有密切宿缘著称的法师时，他却表示护法命我甚么俗事也不要再顾，反而应往深山中禅修终老。我在梦中亦见到护法示现，说的也是相同的话。这个命令其实暗合我向往的心愿，于是我便下了决心预备往喜玛拉雅山中闭终生的关。没多久后，我在色拉寺时的学兄堪萨仁宝哲（其实他在后来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后，方被尊称为‘堪萨仁宝哲’。但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便以此贯彻称呼。‘堪萨’的意思是‘退任方丈’。这位堪萨仁宝哲因后来身份而被以此名号尊称，与在我童年时为我授沙弥戒的师父退任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并非同一人），也从西藏来到了噶伦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绒地区距大藏寺不远的地方，但却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时，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绒僧堂同学。堪萨仁宝哲不赞成我入山终老。他对我说：‘入山专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年青僧人必须自觉地在西藏以外肩负延续佛法的担子。现在拉萨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续下去，就要看我们了！’。仁宝哲的志愿并不符合我的私愿，但我却点头了。我的同意一半基于学弟必须服从僧腊较长的师兄之传统，另一半则因为仁宝哲所说的话的确合理。
在此同时，堪萨仁宝哲向当地藏人解释了我的背景（我对政治从不参与，既非中国间谍，也并非因反共而出走。我赴印度只为了求学，别无其他原因），这马上便消除了噶伦堡的藏人对我身份的存疑。
在结束了在噶伦堡为期一年的逗留后，我与堪萨仁宝哲坐了一晚火车，来到了印度毕莎（Buxa）。
毕莎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地方，地处印度及不丹王国交界。这里的气候对西藏人来说很不习惯，以致有不少人病死营中。印度政府安置我们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暂时住在荒废了的牢狱建筑物中（这些营房是殖民地时代由英国人所建的，圣雄甘地及尼鲁总统也曾被英帝国政府在此处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筑物此时用作西藏尼众临时居住点；曾囚禁尼鲁的牢房则变成了僧人临时居所）。在这里，此时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单单来自西藏三大寺的学僧便有一千二百个之多，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色拉寺同班级学僧。我的同学大部份早在一九五九年出走，此后便在印度期间继续学业，此时已读完我尚未修毕而因政治变化被迫中断的般若部课程，同班级中的中观部课程也已开始了。
这时候，我心念身在西藏以外，原来的依止师及教授师都不在身边，便对堪萨学兄供上了哈达及五个印度卢比，顶礼三拜，求他成为我的依止师及教授师。堪萨仁宝哲欣然答允兼当我的两种师父的责任，高兴地收起了我的五卢比小供养。此后至今的年间，仁宝哲便一直照顾我，师徒关系很亲。我当年所供的五卢比，仁宝哲至今仍收藏着留为纪念。仁宝哲嘱我重回原来色拉寺的班组，直接追学现在已进行至中观班第一年级的课程。原来的同班学僧，当然很高兴又再见到我。
毕莎的营房虽然也是囚狱的间格，但在其中居住的感受当然又与我身囚西藏狱中时大为不同。在这里，不但重遇老同学及相熟的长老们，而且眼见僧人学风很盛，与色拉寺并无分别，我庆幸佛法在西藏境外总算也延续了下来。我随身由西藏带来的简单行李中，最沉重的是一部宗喀巴祖师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论涵摄了一切三藏法要在内，是我派最重要的论典之一。一般人在逃走时都只会带世俗上的贵重财物随身，我带的这部论成为了毕莎营中唯一的一本《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