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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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中观一年级课程后四个月，我也因不适应印度生活及天气而患上了肺痨病。在病发后，我在半年间晚晚失眠，因失去胃口而不能进食，身体不断流汗，后来进入了弥留的状态。营中的僧人这时对我的存活已不存希望了，甚至有好心人在我的房外备妥木柴，随时预备办我的后事。堪萨仁宝哲因为曾力劝我参加毕莎的佛学课程而不顾护法的忠告，此时变得很担心，他认为自己必须对我的病重负上责任。有一天，我再次梦到护法向我显现。衪对我说：‘你赶快进医院，便绝对死不了！’。当时营中有不少僧人也患肺痨，国际上的救援慈善组织为我们安排了二十五个疗养院名额。二十五位病僧中的其中一位临时决定不前往疗病，我刚巧便补上了他的位置。
在二十五位病僧中，我的情况是最严重的。当时我无力走动，其他僧人把我抬到了公车站，一行二十五人坐公车到火车站，又再上车前往位于孟卖的疗养院。
孟卖距离毕莎很远，火车程要四天三夜才能到达。在火车上，我的身体弱至连颈项也承受不了头部重量，众僧便只好把我的头以绳子绑吊在车厢上方的行李架上。在一路上，我呼气重而入气少，身体感到很热，后来更陷入弥留状态。在半昏迷中，我心中一直在诵念祖师的名号。在差不多捱抵终站时，我吐出了很多血和黄痰，同行僧人一致认为我会死在火车上（卡车的管理员还经常来检查我是否尚在生）。在终于抵达孟卖火车站后，他们便找来了轮椅，十万火急地把我送到了疗养院。
这座疗养院规模很大，是由一位美国医生在世界各地创办的慈善医院其中一间，名叫‘华莱士医生胸肺健康疗养院’，在印度似乎颇有名气及好评。医院中有六百位印度病人及七十个藏人，其中包括三十位西藏僧人。印度的病人大多为前火车司机，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因为长期吸入有煤炭粒的空气而患上肺病。医院的医生中，有不少是曾留学美国的印度藉医师，偶然也会见白人医生来到视察。在医院中有一个大花园供休闲散步，病者则被安排住宿三人间。医院的食物等供应也很不错，但印度人却常常把医院配给中的最差部份留给我们藏人。我当时的同房是两个藏僧，现在他们仍然在生，一个在蒙古，另一个在加拿大。
在入院检查时，我已瘦至不似人形（此时我更患了哮喘病），体重竟然只剩下二十五公斤（虽然我个子不高，但本来一向比常人健壮得多，堪称为‘力士’）。在初入院的三天，由于过瘦及穿着病人袍，医生竟然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干瘦的女人，至第四天才猛然发现我原来是男性！在入院七天后，我的健康有些好转，慢慢便已可以自己走动。在医生为我注射药物时，因为我身上只余皮骨，针在扎入身体时感觉极痛，但病情却渐有起色，只是一直有便秘的情况。
在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排过丝毫大便后，医生说翌日将为我进行肛塞。我听到后吓了一大跳，第二天便向医生骗说已排便成功。这时候，我的下腹已变得胀大，而且隐隐浮现青蓝色，看起来很恐怖。有一天，我拜托同房僧人出外买回大量辣椒，迫自己把辣椒全吃下了肚子。在吃了辣椒后一阵子，肚子便开始绞痛，然后肚中便产生了便意。在排便时我发现粪便状况很怪，首先是排出一颗一颗极沉重、掉下马桶时竟会撞出金属声音的小粪丸。这样的小粪丸一共有好几十粒，随之而出的是极臭的稀粪液。在排完粪液后，我顿然感觉舒畅，身心都轻松了起来。我自幼对医学很感兴趣，依师与依书也学了不少医理，所以自然对我的怪粪感到好奇（这或许只是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可说是因为无聊）。我找来一个锡罐，用筷子夹了其中一颗粪丸放入罐中，它在跌在罐底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当’声。然后我又在罐中注入清水搅拌。在静候一回儿后，我见证了一个奇妙的现像，粪丸竟然发大变为一堆奇大的正常粪团！事后我分析认为自己肚中积累不出的粪丸，其实每一颗便是全月中之一整天或一顿饭的排泄物极度浓缩而变成的。
在那次排便后，我的身体便迅速地复原，不但感觉健康及胃口奇佳，连禅修也变得很稳定，后来更强壮得可以轻易举重一百公斤以上（自年青期，举重一向是我的强项），但院方坚持说我的病患未清，必须进行切除部份肺叶的危险大手术。
在手术当天（入院一年后），全院中的藏人都来打招呼，我们又聚在一起念经良久。进入手术室后，我刻意提醒自己务必趁此机会看清西方手术过程，同时又想观察自己在被麻醉后的心识活动现像。然而，在被注射后我便马上睡着了。在不知睡了多久后，我听到仿似由远方传来的叫声‘洛桑！洛桑！’（当时医生都以我的出家法名称呼我，并不使用‘祈竹仁宝哲’等尊称）。我勉力睁大眼睛，半昏迷中记得见到曾留学美国的印度医师、几位助手及同院僧人病者围着我鼓掌欢呼，然后我便又再次昏睡过去了。
我一共昏迷了三天之久，其间并未有一刻醒转。但在这三天中，我的心识仍有一丝清醒。我在心中迷迷糊糊地仍然能把每天必诵的功课经文诵完，又断断续续地默念祖师名号，对本尊等之观想亦能在心中进行。这些观想及念诵，是一个修行人弥留时必须进行的，如能做得顺利便能自主生死或往生净土。我在昏迷中虽然观想及持诵的次序有颠倒错乱，但却仍能靠过往的熟习而大致完成功课。在醒过来后，我当时心想：‘这次昏迷就是一次预演及试验，我的成绩看来还可以过得去。如果持续地熟习下去，将来在死时应该可以有把握！’，心中对自己的表现甚为欣喜。
在手术后我仍住在医院中疗养，这时我又偷偷地收养了一只猫及一只小松鼠。这两只小朋友为我的医院岁月添上了不少安慰。
我在医院中一共渡过了几近三个年头，其间堪萨仁宝哲天天受持大乘八关斋戒，一天只进食一餐少量的食物，以为我的健康祈福。自古以来，徒弟为师长发这样的大愿也不是没有的，但他可是我的老师！我在后来的日子中，每想起师父的恩德，我便不禁泪流满面。后来我常常对自己的徒弟说：‘我的性命，是堪萨仁宝哲的大愿及帕里的巴桑冒生命危险所换回来的！’。
在这近三年间，院方对我们藏人尤其特别照顾，允许我们自由外出散步（而对院中其他病者投诉不同等待遇时，美国医生说：‘你们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们西藏人却是身逢巨变呀！让他们散散步也许会使他们的心情较为轻松！’），又不禁止我们僧人进行闭关等活动。我们一众僧人把医院变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进行集体诵经，还按每月日期举行僧众羯磨诵戒法会，生活完全不似身处异地的一间医院之中。
住院期间，经友人介绍，一位善心的德国老妇成为了我的施主。这老妇文化修养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资供养连我在内的两位转世者、一个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弥尼。我们自此时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书信。她先后曾往印度探访我三次，又常常邮寄果酱及罐头食物与现金予我，对我有很大恩德。这老妇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说：‘我俩同为家族分离的受害者。我现住西德，我的家人却全在东德，一直不能见面！’。她后来死于谋杀，令我很伤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们僧人与院中员工依依不惜地告别。我与大约二、三十位已复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卖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回毕莎。在孟卖市中，我拍了复原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时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时的健壮。
在重回毕莎营时，相熟的僧人对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诧异，因为他们在三年前我离开时，早已认定我将命不久矣。当时住在营中的我派长老宋仁宝哲（SongRinpoche）打笑地说：‘哗！“死人”复生了！怎么你不是早死了吗？’。像这一类的玩笑持续了很多天，我几乎成为了营中的‘明星’。在营中我又再次见到堪萨仁宝哲，他对我的痊愈如释重负。在营中的昔日同班学僧，此时已完成了中观部课程，刚踏了俱舍部班级，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来的级组（同学已顺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观部，我却只读了五、六年般若课程及在入医院前修了少许中观部学业）。一年后，堪萨仁宝哲与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选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学中进修研究，我与好友赤巴仁宝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Loden）。在又两个月后，由于毕莎的热带气候，我的肺病又复发了，不断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难当，于是我迁往贴近喜玛拉雅山之北印度达拉候斯镇（Dalhousie）居住养病。
达拉候斯处于高山中，气候与西藏很相似，同时也有许多藏族居住。在搬到达拉候斯后，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时我又再身无分文，便只好变卖了我的仅有财物｜两盏油灯、一个内供皿及一套七只的水供杯。这些佛坛用品全为纯银质料，若在现今可以卖得二、三万卢比，但在当年我只换得二百个印度卢比。
达拉候斯有一所为藏族转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学校，其创办人是比迪尼师。这位沙弥尼全名是‘费达比迪’（FreddiBedi），她是一位英国女士。她随噶举派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学佛，在受了沙弥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传，所以并没有比丘尼）后，她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二位英藉尼师。由于她的信仰，她对藏人特别关心，这座寄宿学校便是她对藏族的一项贡献。学院教授英文、缝织技巧、唐卡绘画艺术及佛学，又提供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这间学院后，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画绘画技巧，但由于英语教师一直是走马上任、换来换去的义工，我没学得多少英语（当时我对英语提不起兴趣，没想到我后来竟然会向洋人弘法）。以其学问著称之格西达吉长老（GesheNgawangDhargyay）当时也住在同一镇中。我趁此良机求长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学课程中的内容，长老于是便很慈悲地为我天天讲课，在四个月的密集教授中对我讲解了五大部学科内容（这位师长后来在纽西兰圆寂，我由澳洲赶赴当地为他办理后事）。
在达拉候斯期间，我多次随僧众前往佛陀的生地蓝毗尼（尼泊尔）、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说法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体朝圣行，同时也是学法的活动，每次都有派中领袖在圣地作开示。我在这些朝圣活动中，多次依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正教授师铃仁宝哲及札什伦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LobsangSopa）受灌顶及传承法要。在这些盛大场面中，往往有数以千计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热闹。这类集朝圣及学法于一身的每年活动，我在迁往达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经多次参加，其间既得了不少传承及开示，也对大部份印度的佛教圣地遍礼过。
我曾先后朝礼鹿野苑多次。这是佛陀成佛后初转法轮、向最初五比丘说四谛之圣地。这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婆罗门教修士。婆罗门教中也分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仪和洁净，这一点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义当然并非佛法。鹿野苑一带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却属裸形外道。他们留长发及胡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体，长期进行各种苦行。在佛教史上，释迦牟尼曾以辩论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灭后，佛教与这类外道亦不断有法义及神通上的较量。虽然在古代佛教于比试中多获胜利，曾令不少外道转皈三宝，但这些外道的神通却的确有一定的份量。时至现代，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与友人在街上散步，这友人突觉后脑一热，像是被人泼上沸油一般烫痛，但肉眼却看不到有表面的异样。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强或挑战的意思。我们没有加以理会，只静悄悄地继续走开去了。在当地，又常有外道术士施法行骗的情况，不少人都曾吃过小亏。
其中一次朝圣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个月，这期间认识了后来与我亲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历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领袖，为蒙、藏佛教各派尊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称为‘日光大皇帝’，可见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历代法王为《时轮密续》、《度母密续》、《弥勒密续》及甘丹派耳传施身法（正确译名为‘断法’）的持传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觉囊派祖师、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与圣者多罗那他（Taranatha）之传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创建者绛央措杰（JamyangChoje，宗喀巴的弟子）、宁玛派初既嘉善大师（ChokyiGyaltsen）、噶举派达玛旺竹大师（DharmaWangchuk）及萨迦派贡噶左竹大师（KungaDrochuk）。在法王转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时，生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四世班禅喇嘛核认为圣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号（意为‘蒙古地区之依怙主’）及许多传承。在汉地，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汉地皇帝的尊重，被册封国师。此后，历代转世法王时现僧相、时现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来多次受到历代达赖喇嘛及汉地皇帝的册封，成为蒙古地区中的政教领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变动之时。苏联的共产党军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宫殿，把法王叫了出来。法王在连鞋也没穿好的情况下，被军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处决了。当年外蒙的寺院规模极大，西藏地区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们的深山小庙规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当时正有三万位僧人正在诵经。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僧众，把他们中的大部份当场打死了。有少数修持有证量的僧人，不论军人怎么开枪也没有中弹。军人心感怪异，便放过了他们。此后，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苏联政府倒并未把寺院、佛像及经书毁去。
现世的法王生于拉萨，四岁时即被当时的西藏摄政者热振仁宝哲（认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者）认定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当时外蒙已为苏联所管辖，法王的身份并未被正式公布，也没有举行升座典礼。在七岁时，法王以普通学僧身份入学于哲蚌寺，渡过了十四年学僧生涯，同期亦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学法，又依顶果钦哲仁宝哲（DilgoKhyentseRinpoche）、卡卢仁宝哲（KaluRinpoche）及萨迦崔仙法王（SakyaTrizinRinpoche）学宁玛派、噶举派及萨迦派传承。在二十一岁时，法王离寺以瑜伽士身份进行了多次施身法闭关及往各地朝圣。于二十五岁时，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法王随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后一直为居印的西藏人开示佛法。
我大概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