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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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法王随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后一直为居印的西藏人开示佛法。
我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在鹿野苑认识法王。当时，法王被噶举派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延请至鹿野苑梵文大学，出任噶举派教义课程的总代表，刚巧住在我的邻房。在相识后，我们很自然地便结为比世俗亲兄弟还亲的法友关系。他当时大概三十六岁，生活颇见佶倨。哲布尊丹巴的为人乐观，不论甚么大苦都能欢喜地承受，更把苦难视为自己的宿业而从不抱怨半句。在多年相交中，我特别敬佩他的定力。不论是在印度早期面对极度的清贫境况或后来在蒙古数十万人夹道欢迎顶礼的场面，他的言行及心境绐终仍一样地从容自在，仿佛苦难及蒙古民众的热情崇拜都与他无关似的。自童年起他就视钱财如粪土，在穷困时从不向人诉苦，在收到供养后他转手便又布施他人。在他未登座前的贫苦时期，每次我到访，哪怕下一餐便会没着落，他都会倾囊请客。虽然我也负着一个转世者的名位，但地位却与法王差天共地。然而，由于他对金钱不屑一顾，财政状况往往比我还差，以致我一直以来有很多机会供养法王。在后来九零年代，外蒙古在苏联解体后独立，达赖喇嘛才正式册封他的法王地位。法王在首次往访外蒙时，在半年间其居处门口长期有着数以万计轮候让他摩顶加持的人。法王在那次一共见了近一百万信众，总共得到五百万元供养，但在离开外蒙前他却把钱悉数布施予穷人及慈善机关，没有带回一份钱，回家后仍然过佶倨的生活！近年来，法王向我说他正在撰写自传，大家以后不妨一读这位大德的生平。
在一九六七年，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昧院方丈。这时候我正在达拉候斯居住。在同年，堪萨仁宝哲来达拉候斯探访我，又嘱我早日返毕莎营考取‘格西’学位。本来我在色拉寺只学了七年多，在印度断断续续地也跟着同班学习，但照说并未正式学完课程中的一半。然而，前面已交代过我在达拉候斯补学的情况，所以此时我对五大学科已有大概的认识，又因转世者向来可以被通融跳班及当时西藏的变幻政局，堪萨仁宝哲才有了命我考试的主意。此时我无可无不可，心想学位也不过是个虚名，重要的只是实学真材。但基于对师父的服从，我便动身返毕莎，暂时结束了在达拉候斯的生活。
再一次回到毕莎时，许多相熟僧人已因不适应气候等原因而往生了。这时候的毕莎，共有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在他们的见证下，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六佛陀为母上天说法后降凡纪念日中，依照传统答辩三场及在长老前应考背诵。在早上我依传统举行一次供养，在午餐时又再供养了一次，一共用了二千个卢比（这是当时因政治原因流亡印度的嘉绒前地方领袖所代付的。在前章中我曾提及这位领主。他后来定居加拿大，我在每访该国时必会往访）。在同期还有另两位僧人应考，我和他们都十分紧张，表现说不上很好。幸好这种应考实为毕业之仪式，并非真的在评分，我才顺利得到了一个三等‘格西’学位。在同一天中，我又补办了早应在一九五三年入学色拉寺前进行的登座法会（当时因贫穷而推延并未举行），终于才正式成为寺方注册的色拉寺昧院转世者成员身份（世事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在入学色拉寺时，我无法负担登座的仪式。在十七年后身处西藏境外、印度难民营中，我才反而终于进行了色拉寺升座典礼，正式得到了转世者学僧身份，更在同一天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成为了一个三等‘格西’后，我又回达拉候斯住了一年，此期间仍然继续在寄宿学校中上课。
在我成为‘格西’一年后（一九六九年底），印度政府在南印度给了三块地，供移居印度的色拉寺、甘丹寺及哲蚌寺僧人在印度重新建立三大寺（在拉萨三大寺中，早已停止‘格西’课程，僧人数目也被限制于寺院正常情况下的十份一以下）。原属三大寺的僧人此时约有一千多个在印度，原属色拉寺的则有三百多位。我们所有僧人对能在印度重建三大寺及其教育制度感到很激动，纷纷由各地赶回毕莎集中，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三大寺的僧人被政府安排分批由毕莎送往南印度，最先撤走的是哲蚌寺僧，最后的一批是色拉寺的三百多位僧人。由毕莎到南印度，车程是四天三夜。坐了多天火车后，我们来到了南印度迈索尔（Mysore）地区的森林中。
印度政府批给色拉寺的土地，是迈索尔地区森林中的二百亩荒地。迈索尔盛产世界上最佳的檀香木，气候不热不冷，是一个好地方。
在跟着下来的三年间，我们三百多位原色拉寺僧人同心地开林建寺，生活既艰苦又愉快。僧人全体合力建成了色拉寺措钦大殿，然后原昧院僧人及原志院僧人便分别各建自院的分殿及僧舍、僧堂等，同时学僧也继续学习传统课程，实在忙得交关！我当时被分配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只是监督修建工程，不似其他僧人需要动手脚开林建屋。在第一年中，全体僧人生活在印度政府提供的帐蓬内，条件比较基本。
在当年迈索尔的森林中，有很多野象及毒蛇。成群生活的野象一般会远远避开人类，较少对人伤害。但曾经被人劳役而后逃脱的大象，则多会独自生活。这些单独行动的大象因曾与人类共住，所以完全不怕人，常常会在遇上人类时活活把人踏死。我们僧人中虽幸而并未有被象踏死的情况，但附近的俗家藏人则有许多死在大象脚下。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残暴的大象也有灵性。在不幸与它们狭道相逢时，只要谦卑地跪下，它们便会绕道而过，并不加害。有一次我与一个年纪相仿的‘格西’相约往森林中找檀香树，本欲取些最优质的檀香木自制佛珠。在入林五分钟后，我们遇上了一头巨象。我见势色不对，在第一时间便逃了，但友人却持一把小小的开山刀呆在当场，吓得忘了逃命！我们两人如临大敌，一个逃了，另一个手持一把小得可怜的刀自卫，但那头巨象却只懒懒地斜眼瞄了我们一眼，便继续走远了。最后我们也没取得檀香，只吓得狼狈地逃回寺址，后来再也不敢入林。这个‘格西’在多年后到了澳洲协助我弘法。在一次漫话昔年的这件事时，大家都笑得眼泪直流！
迈索尔的蛇类亦十分可怕。在林中既有多种品种的无毒巨蟒，也有一刹那间便能致命的眼镜蛇。在开山建寺的最初几年，我们几乎天天与这些蛇打交道。尤其在下雨季节中，青蛙纷纷跳入我们的简陋帐蓬中避雨，许多毒蛇就会尾随而来捕食它们。后来我们僧人已见怪不怪，一见毒蛇便只冷静地以木杖轻打它们头部，它们自然便会离开帐蓬另去他地。在几年中，可幸没有任何人被毒蛇咬死。
在寺院基本建筑竣工后，我们都十分高兴。在这时候，哲蚌寺及甘丹寺也分别在南印度的另一边建成了，附近也有在印度重建的宁玛派大寺，其主持是宁玛派的贝诺法王（PemaNorbuRinpoche）。
寺院建成后，整个色拉寺教育旧制亦告恢复，有不少新沙弥入寺学习。在每一年的春、秋二季，僧人下田耕种及收割，尽量做到能自给自足的目标。原拉萨色拉寺的僧人对新建的寺院及欣欣向荣的新景况十分满意，许多老僧人都常常叹说此生已死而无憾。在现今二零零零年，在当年建成印度新寺的原拉萨色拉寺三百多位僧人中，只余连我在内的十五位仍然在生。
在一九七二年底，眼见新寺已走上轨道，我便兴起了闭关专修的念头。依严格的佛教传统，闭关必须选用曾有先贤修持有成的地点进行，一些宗喀巴、密勒日巴及莲华生祖师等大师曾在其中修行的关房及山洞更是修行者最佳的闭关地点。在最低限度，行者也应选无人烟之静处，并且要肯定当地在过往中从未发生过僧团分裂等情况，否则闭关便难以有成。当年我因为情况限制，并未能往曾有先贤住过的山洞等圣地中闭关，所以便选择了距印度色拉寺约两小时脚程的密林。在入关前，我依传统对地方的‘非人’供养，以祈请这些‘非人’不作干扰，同时我又依法加持关房、安立代表护关的四大天王之四块结界石头等等。在打坐的座位下，必须放上吉祥草及百节草。前者有清净之表义，后者则有长寿之缘起。在释迦太子临示现成佛前、到了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正欲上座时，曾有一人向祂供养了这两种草敷座而坐，太子便在这两种草上坐下修持，最后成就了佛境。闭关者坐在这两种草上，正表义效法佛陀修持的决心、纪念佛陀本生及具有修持有成的吉祥缘起。有关以上传统，我在入关前先后一一严格地办妥了。
我的关房位于无人活动的森林中，环境应可说是颇利于专心静修。在关房附近并没有危险的迹象，但却有很多毒蛇出没。在闭关期间，我只能在结界的四块石头以内范圈活动。每周中会有一位预先安排好的色拉寺僧人来为我送粮食及木柴，但我们并不交谈。
闭关期中的每天凌晨三点我便上座修持，至六点下座用早餐。在八点我便修第二座至正午时份，然后下座用午餐及另行修诵我一向以来的日常功课。在下午二时是第三座，一直修至下午六时，然后又下座而把中午未诵完的日常功课诵毕。一天中的尾座是晚上七点至十点，修完后便睡觉。在闭关修持的每一座中，所修内容只可以是一早决定好的本尊专修，所以日常功课必须在一座与另一座之间的空档余暇中进行，并不能占用座上的时段。我的日常功课有三百多页，每天即使马马虎虎也至少要用上两个小时才能修毕。这样一来，关期中的每一天我便一共修持十六小时以上。在仅余的时间中，除了用餐及睡觉以外，我也会在关房外至结界之间的空地走动一下权作放松运动。
在初入关的大概半年中，我依次完成了十万遍皈依偈修诵、十万次顶礼及十万次水供等各种前行。完成加行后，我便正式开始修本尊法门。在关期中，我大概每一周便会在梦中梦见师长，这可说甚为吉祥。这种天天如是的专修生活，无信仰者可能会视为苦闷及不能忍受，但我却觉得很写意、很充实。
在四年后，我顺利完成了心目中的目标。在进行了护摩火供等圆满法会后，我便结束了为期四年（一九七二年藏历十一月廿五至一九七六年同日凌晨）的闭关生活。在出关后，我感到自己在智慧上有了显著的增长，心中感到十分高兴。
我是印度色拉寺建成后第一位进行大闭关的僧人。因此，我的闭关变成了对其他僧人的鼓励。在我出关后，陆续便带起了新色拉寺僧人闭关专修的风气。
在回到印度色拉寺后，我便担任起僧堂中的长老前辈的责任，对僧堂中的年幼学僧教授、管束及照顾他们的生活饮食所需。在此前后，我的师长堪萨仁宝哲刚完成了印度色拉寺昧堂方丈的十年委任（由退任起，他才被尊称‘堪萨’），于是他便在色拉寺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怖畏金刚密法专修闭关，我便在这下来的三年中负上了更大的责任。除了印度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全体年青僧众外，堪萨仁宝哲的三个徒弟及我自己的十五个小徒弟全都要由我照顾。身为嘉绒僧堂的转世者成员及长老，我必须在有需要时为僧堂的共同利益出力，对堂中的大事有时也必须参与处理，但这比起照顾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的小徒弟来说，只是很轻的负担。在寺院中，绝大部份僧人都是堪萨仁宝哲的徒弟，但他们各有所属僧堂及其他长老师长照料生活所属，并不需堪萨仁宝哲个别照顾。我所照顾的小徒弟，是指堪萨仁宝哲及我自己亲自管教及共同生活的亲徒。他们大多是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最小的是五岁。此外，管教在印度转世的第三世萨巴仁宝哲也是我的责任，这时他只有六岁。这些小孩子很难管教，他们在白天喜欢到处玩而不愿学经，在晚上又哭着叫妈妈。我在堪萨仁宝哲闭关三年时，直至一九八六年赴澳洲弘法间，一直在同时间中担任师长、监护人乃至小和尚的爸爸与妈妈等身份，所感到的痛苦恐怕不低于坐牢及被判劳改时所体验的！在小僧病时，我要日夜不眠地照顾，夜里更几乎是没时间睡觉。在他们顽皮时，要打又怕下手太重，打得轻他们却完全不改，这令我很是为难。在这期间，我才明白到年幼时我的管教师长之苦处，心中对他的感激又再加深了一重。
到了七十年代末，印度色拉寺的新僧人数目已达一千个左右。除了藏族学僧外，此时寺院中也有来自西班牙及美国的洋转世者，又成立了前所未有的洋学僧僧堂，后来又来了一个黑人学僧。在我所属的嘉绒僧堂中，来了一个美国学僧。这学僧毕业于美国名大学，是曾得美国总统召见及赠以奖牌的高材生。他的藏语说得与藏族一样，学习成绩也不错。后来他又为昧院的扩建及日渐增多的僧众而经营钻石生意，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世界钻石业内的知名人物，但同时仍继续学业，最终成为了历史上首位美国藉‘格西’。在近年，他在外蒙古弘法，甚至被邀在电视直播中说法。由于他是洋人而又具有藏传佛教中的‘格西’学衔，他在外蒙古受到了日益崇洋的年青蒙族刮目相看，纷纷重投外蒙古的传统佛教信仰。故此，他在外蒙古的影响力甚至比派中许多长老还大。
在一九七九年初，色拉寺昧院命我代表院方到锡金甘托克办事，所以我便前往该地。在甘托克，我一住便住了两年多（由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一九八二年），其间为当地藏民开示及授予延寿随许加持等。
在一九八零年一月，我收到了回乡老父逝世的恶耗，便为他修持忏净法，又与暂住常地的几位上密院僧人每七天修法一次，更把家父遗骨请宗座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加持超度。对家父的逝世，我并不感到太悲伤，反而汏为家父在死后能得这么多的大师亲自超度，而感到安忍。自此，我便在日常功课中加诵一千次观音真言，以这功德每天回向予父亲（几鴾后，家母亦相继过世了）。
咺托克是一个殊胜的圣地，而且是宁玛派莲华生祖师修持之地。在返，我的心境的确较住在其他地方时平静，就连梦境亦特别清晰与吉祥。于甘托克居住期间，我几乎每晚都有吉祥的梦兆，其中有数次我在梦中见到自己在汉地身为领袖的过去生。
在离开锡金后，我又回到了南印度色拉寺，继续担任照顾堂中年青僧人的工作。
在一九八二年，有一位只有十八岁的澳洲青年格顿（KritonGleen）成为了我的长期施主。这个年青的洋人自幼跟一个韩国人学武，同时以打理练武道场的工作及杂役代替他所不能负担的学费，因此很得其武术师父的赏识，对他更授以针炙等东方医术。在他的师父死于交通意外后，他便继承了其师之武术学院及医馆。由于格顿自幼便接触东方文化，又曾与其武学师长建立了东方式的师徒关系，他渐渐便对东方的宗教文化感到兴趣，于是便成为了我的施主，把每月仅用剩的少许钱供养我。这个施主后来成为了唐手道武术的大洋洲总教头及美国一些官方单位的特种部队教练。在他的武学道场中，学生上课前必须静坐修心，又要学习培养慈悲心及武德，与其他的澳洲武术学院很不同。在依止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