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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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种种原因未能奉行乞食之传统，但却不能不尊敬这种传统。曾经有一位台湾人向我说：‘泰国和尚天天在街上乞食，真丢佛教的面子！’，这正反映了他对佛教之无知。本师释迦牟尼本为一国太子，但祂在出家后一样沿户乞食，借此机会也令老百姓得以积聚功德。我们出家人要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修持，而非世俗上的面子问题。泰国僧人这种生活方式可令居士积累福德、令僧人专心修行，更避免了僧人为了赚钱谋生而以五种邪命谋生活之可悲现像！反之，藏传的僧人有些经营买卖维生，汉传僧人有些则以世俗生意之心态赶经忏，即使腰缠万贯、寺院建得大似皇宫，也并没有甚么意义！汉传及藏传佛教的僧尼，常常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施主的金钱供养，若果不留意自己的发心，很易便会积下极大的罪业。由于我自年青时便有入于深山苦修闭关的心，对南传佛教僧人的乞食及不理会世俗生计的传统，我是极为尊敬及羡慕的。
我们在说及大乘及小乘时，常常有人误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事实却并非这样。小乘佛法是大、小二乘发心的行者共通的法门，例如皈依、因果、四谛、十二因缘及出离心等的修学便属小乘教法，僧人的出家戒也是小乘教法的一部份。如果诽谤小乘教法，便等于不敬佛法，这正违背了对法宝之依止，这种见地之后果是很严重的。严格地说，小乘行者不承认大乘教法后果并不是最严重的，反而大乘宗派弟子不敬小乘教法则是最直接的谤法，后果不堪承受。
在香港，藏传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其中信众认真修学的也有，气氛较接近赶灌顶一类的也有。在第一次访问后，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后来又成立了大藏寺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公开弘法活动及捐血善举，同时亦长年倡办很多利益社会的善行。在这，我的弟子数目并不多，但他们都热心弘法及认真修行，所以师徒间的关系十分亲切。这八年来，我在香港多次主持精进闭关及公开说法，所以常常有机会与当地佛教界接触。由于香港分院弟子宁可甘愿面对财政困境，也绝不妥协而把密法作为招徕以求名利，渐渐受到了好些人的认定及尊重。
印尼的格律派弟子不多，但他们却对修持十分认真，多次邀请我前往说法，但我由于机缘所限只去了两、三次。印尼现在虽是一个回教国家，在历史上它却曾是一个佛法基地，其佛教发展甚至一度比印度还发达。我们格律派师承宗喀巴祖师，祖师却师承卡登派阿底峡大师之法流。阿底峡是印度孟加拉的太子，出家后曾随多位大师学法，他当时便曾为了求激发菩提心的法门而远渡印尼苏门答腊一带，依止金洲大师学习。
在弘法之余，我在印尼朝拜了浮罗布多大塔，花了三小时仔细地欣赏这伟大建筑上之释迦牟尼生平史传浮雕石刻及举行了会供。
为了我首次往加拿大弘法，当地的弟子（以前早在澳洲结交）很费心力地安排了较大型的弘法活动，在我说法时来了很多加拿大藉的汉人，同时也吸引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西藏人。由于当地并无常住的西藏法师，我的到访刚巧能照顾到这些海外藏人的宗教需要，我也感到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温哥华市，我重遇过故乡嘉绒藏区的原领袖。这位领袖曾与我同在成都参与观摩学习，他更是后来资助我在印度考‘格西’及举行登座的施主。这时大家在加拿大的重逢恍如隔世，大家都很感慨。
在加拿大，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温哥华分院及卡加里分院，来学习的几乎全为汉人及藏人，洋人只有少数的几位，这情况与我在澳洲雪梨的情况差不多。其他的西方国家藏传佛教道场，多以洋人成员为主，但我似乎是注定与汉人较有缘份，即使身住澳洲多年，我的大部份弟子都不是白人。为了加拿大藏人的需求，我在这曾主持过一次观音禁语禁食斋戒精进闭关，参加的弟子都十分欢喜。
这些年来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访中国海峡两岸，得以一窥其佛教之发展状况及民生。台湾的佛教团体特别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团固然很多，把佛法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的组织却也比比皆是。台湾人对佛法大多信仰虔诚，非其他地区华人可比。他们的慈悲心很浓厚，乐于帮助别人，而且对资助佛教发展方面很肯出钱出力，令人敬佩。但在一般老百姓中，颇盛行见庙就拜的迷信风气，扶乩及乩童活动也很受欢迎，某些推弘‘三教合一’、‘五教合一’等的假佛教团体势力不比正信团体小。在当地藏传佛教中，普遍还处于趁热闹赶灌顶及求加持发财的层面，真正发心次第修学的人只占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日常法师多年来致力于弘扬宗喀巴祖师之《菩提道次第广论》，令不少汉地佛子对这部伟论心生敬仰之心，精进修学其次第内容，这是令我很觉欢喜的。此外，台湾在慈善方面做得很有成绩，我认为这很值得藏传佛教借镜学习。
在大陆，我几年来到过的地方也不少，记忆中包括北京、深圳、广州、福州、泉州、厦门、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及西宁。在这些地方，由于我持的是澳洲护照，所以身份是旅游者，并不能公开说法，但私下对一些友好谈谈佛法倒是有的。在这些地方中，福州、厦门及五台山留给我很深刻和良好的印像。
到厦门南普陀寺时，本来计划只是一次友好交流及我私人的朝圣，但当地佛学院一直奔走安排和热情邀请，我便临时对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和修学次第这两个主题讲了几座，同时也用了一些时间回答问题，澄清了不少汉地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原来我以为只会有十多人在我房间中、以聊天形式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结果在当天，到场的有上千位僧俗听众。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我应求传了《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口传传承。这部经是我自十岁起天天诵念而从未中断过的，经中描述的境界至为深妙，可说是佛经中之最深者。著名的大威德金刚无上密法门，便就隐现于经中的其中一短句内。在西藏，如果有法师说：‘我没有甚么学问，就只是在《妙吉祥真实名经》上面还可说是有少许心得。’，就便是在说他通达了一切显密佛法妙义。后来，我听说自此南普陀寺便有不少僧尼也发愿终生日诵此经。
由于我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在厦门及福州地区出现的藏传佛教法师，当地僧俗都十分好奇，天天有上百人求见，不少人对藏传佛教自此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消除了一向以来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及排斥。有两位来自东北的比丘尼多次求见，后来在我每年在大陆朝圣时，她们必会伴随学法。这两位尼师曾经往藏区的宁玛派寺院学法，但却因高山症而病得近乎垂危，只好打消长住学法的念头。当时有一位法师向她们预言：‘你们不必灰心，大可安心回厦门，日后会有格律派的师长到厦门，你们向他学习即可！’。两位比丘尼当时认为老法师只是在说些安慰她们的话，心想在南方地区绝对不会遇上藏传法师。她们在厦门遇上我时，便因为法师之预言而一心认定了我为师父，我心中也惊叹法师之预见能力。两位比丘尼后来在五台山以一步一拜方式朝礼了五个台顶，又勤修水供等加行，修持颇为精进。
在福州，我也碰上了与厦门一样的情况及场面，又向上千僧俗讲述了藏传佛教的次第修学内容，听者也显得十分欢喜。
五台山不但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是四个名山中唯一在佛经中有描述的圣地，所以历来深受藏传、汉传及蒙传佛教所共尊。在五台山台怀镇上，有一座显通寺，这是佛法传入汉地后所建的第二间寺院，建寺时间仅迟于洛阳白马寺。在塔院寺，则有一座巨大的白塔，内藏一小佛塔乃印度阿育王当年得‘非人’等之神通助力、于一夜间建成的八万四千个塔之一，其中供藏本师释迦牟尼之舍利。在同一寺中，另有一座小塔叫‘文殊发塔’。在很久以前，五台山奉行佛教无遮大会的传统，每年中有一天开放寺院为来自各地的僧俗供斋，不论贫富的人皆可应供。有一次，一个穿得很滥褛的老妇拖一只脏小狗，带两个小孩应供。在布施供养时，由于妇人贫穷，便只剪下了一束头发供养，僧人便胡乱把头发丢在一边，给她提供了一份斋食。妇人说：‘我带的小孩也应有一份呀！’，僧人又另供了一份斋食。妇人又说：‘我抱的小孩呢？’，僧人不奈烦地又向她赠了又一份食物。哪知妇人又再要求：‘我的小狗也应该有一份食物呀！’，僧人只好又再送了一份餐食给贫妇的小狗。这个贫妇却显得仍不知足，还再说：‘我肚内也有一个娃娃，应该也给他一份食物！’，这时僧人终于忍不住了，便破口大骂。这时候，妇人突然飞上天上化为文殊大士之相，小狗变成了一头狮子，两小孩变成了一对天童。文殊大士向当时在目睹此变化而吓呆了的僧俗，在空中宣说了几段开示修平等心的偈文，便飞离去了。此时，发脾气的僧人自知见到文殊而不识，后悔莫及，欲自毁双目以忏有眼而不识菩萨之过。众人劝他倒不如建塔立碑以忏罪，他便建了一个小石碑，上绘贫妇飞升图，同时刻上了文字，劝世人要修平等心，不要像他这样因世俗心态而致错失了恭敬菩萨的机会。贫妇所供的头发，被藏于文殊发塔内供奉。这是一个著名的文殊大士应化事迹，也教导我们必须视任何遇到的人为佛，不可以分别心待之。我们西藏某些地区的人，到五台山有个特别的传统，对第一个前来提出要求的人，绝对不会拒绝，这也是因为深信文殊大士肯定会化身为当地中的凡夫之原因。
五台山对格律派来说，同样有甚深因缘。早在格律派初成形时，我派的大慈法王（色拉寺的创办者、宗喀巴大师之亲弟子、汉地册封的国师）已来到汉土五台山说法，当时说法之地似是现今的圆照寺所在。清代的国师章嘉大师又曾在五台山住锡，掌管多座寺院，弘扬格律派正法。章嘉国师曾在五台山佛母洞闭关，在洞内成就了内在的净土，他在出洞时见到的世界便俨然已是一个清净刹土，不再有凡俗之分别。国师是乾隆皇的老师，他在汉地住了很长的日子，其遗身舍利塔便是乾隆帝在五台山镇海寺建成的。先世的祈竹仁宝哲也在北京紫禁城中住过，与乾隆甚有渊源，想来或许亦与章嘉国师有交情。再者，由于我的太师公柏绷喀大师被视为章嘉国师之化身，我对章嘉国师的尊重便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感情在内。
在五台山普寿寺所在地，是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说戒的地方。现在这地成为了一座著名的尼众律学院，十分注重戒律，想来这或许也与宗座曾在此地说戒而种下之吉祥因缘有关吧！
我的一位已圆寂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的先世，也曾在五台山大弘正法，弟子极多。据我所知，在五台山有一座他的纪念塔，甚至或会有年老的出家人当年曾在他的座下听过法。
此外，汉地大师法尊法师及能海法师的舍利塔也都在五台山。法尊法师是柏绷喀大师的弟子，也是柏绷喀之其中一个徒弟的弟子，他为格律派的汉地弘扬作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译出了汉文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能海法师则是柏绷喀之高足康萨仁宝哲的弟子（康萨仁宝哲可说是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之师兄，但赤江仁宝哲同时也曾向他学法，所以双方同时亦有师徒关系），但他亦曾直接在柏绷喀座下学过法。在自西藏回到汉地后，能海法师曾巡回弘法，在汉土各地建立了很多道场，其中五台山的清凉桥、圆照寺及广宗寺等便正是他的弘法地点，成都的昭觉寺和铁像寺、北京的居士林、上海的金刚道场及浙江的多宝讲寺等所修的也是他的法流。
我在第一次到五台山时，恢复了的寺院并不太多。在第二次到访朝圣时，喜见佛教在当地正渐渐恢复起来。在第三次到访时，当地佛教已开始有兴盛的迹像，令我心生欢喜。有一次，我遇上了整批远由内蒙及西藏而来的虔诚朝圣者，又见到了一个不良于行的青海人一步一拜地拜到了五台山，可见往五台山朝礼文殊大士的传统正在迅速地恢复。
每次到五台山，我都会在大白塔及文殊发塔前勤修顶礼，同时绕拜多圈。有好几次，我延请当地的蒙、藏僧人在塔前进行盛大的会供及燃点上千盏酥油灯，又对僧众作了供养。我心愿五台山这个圣地可以重复当年的佛教盛况，所以每次朝礼时都特别刻意小心自己的戒行，同时多次自受大乘八关斋戒，希望尽一己的微薄力量，为五台山的戒律重弘先积聚一点吉祥的因缘。
在一九九八年的朝礼中，我在普寿寺应邀开示了《妙吉祥智德赞》，与该寺的数百位尼众结了一个法缘。普寿寺的当家师是一位很精进及有魄力的比丘尼，师承能海法师的弟子萨莲老比丘尼等，所以我们说来也算是同门。在汉地极有名气的梦参老法师，是普寿寺尼众的师长。后来我听说老法师曾入藏学法，师承我的恩师赤江仁宝哲。由于这段听回来而不知真假的资料，我一直很想拜见老法师，但至今仍未有法缘能遇上他老人家。
说及普寿寺，我也想提一下一次我的所见。有一天，我在五台山的宾馆中望出窗外，刚巧见到普寿寺数百位尼众排班前往附近的寺院参访。整个数百人的队伍俨如军队操练一般，每位尼师都静静地随队步行，绝不东张西望，情面很壮观及威严。当时我心中生出很大的赞叹，心想这恐怕能比得上本师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僧团之威仪，同时也暗中觉得五台山之佛教发展看来会有很好的前景。
在1999年，我有幸应五台山的一些出家众请求，在一间小寺中传授了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与讲解。当时接受传承的只有五十多位出家人，一共说了两、三周，每天讲授十多个小时。在此之前，五台山已有半个世纪未曾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而讲解方面则曾有能海法师的弟子一度弘示，但最终亦未能完成。在我的大半生中，由于先世的名声，曾多次在上万人的场面上说法，但这一次在这个圣地对这几十位出家人讲解及传予《菩提道次第广论》口传，却是我心中感到最有意义的一次。虽然听法的人不多，但这却是几十年来在五台山的首次，可说是起码种下了一个吉祥的因缘，令宗喀巴大师教法重弘于五台山。我们西藏人十分重视缘起，这次的活动我认为正是一个好的缘起，所以我很认真地说法，这段期间天天都很是欢喜，心中认为自己今生中总算对佛教的弘扬起了一点作用，可说对得住我身上披着的袈裟。佛教中的经论口传传承，事实上是由法师亲口一字不漏地读诵原文一遍，接受传承者一字不漏地仔细听，这便完成了传承的授受。在这种仪式中，听者往往不明白所受传承经论的内容，因为讲解经论一般是另行进行的。这种传承仪式的意义不在于理解，只在于由佛陀或论之原作者一代一代地、一字不改地把原原本本的教法传下去，这是佛教弘扬中很重要的一环。为了这次口传，我特地取来了当年我从拉萨带至印度的那部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口传一段落、讲解该段落、再口传下一段的形式把全论授完。在最后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师遗发分了少许赠予普寿寺，以作未来寺院建佛像装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