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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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论授完。在最后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师遗发分了少许赠予普寿寺，以作未来寺院建佛像装脏之用，这也是为了构成一个宗喀巴大师教法在五台山重弘的缘起。同时，大师之一生以持戒清严著名，供奉他的遗发舍利也有寺院戒行清净的吉祥因缘。
除了以上所述的这些行程外，我偶尔也会回到南印度色拉寺母校中探访。母校的教育发展得很快，在二零零零年初，学僧数目已由最初的三百多个增至四千五百多位了。由于学僧的数目，色拉寺大雄宝殿及昧院的大殿分别增扩了，我在青海订制了两座大殿的堆绣佛画供养给寺院，母校僧众看到了这些精美的佛画都十分喜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弟子筹办了第一届的佛诞日千僧万灯大法会。自此后，每年的汉历佛诞日，我们便会延请色拉寺昧院的千多位僧众上殿祈求世界和平并接受供养，同时又在佛陀的生地蓝毗尼、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举行万灯供养法会。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现今成为了一项盛事，世界各地有不少人每年都会参与供僧及供灯。在二零零零年，加拿大弟子发起了资助昧院全体学僧接受肝炎防疫注射。本来西藏人对防疫的概念并不深，多认为生死有命，并不太关注注射预防病患之事，而且也根本没有钱支付疫苗费用。由于僧人很多早患肝炎，印度本身环境也不太卫生，加上学僧经常共用剃头刀，导致寺中学僧肝炎患病率极高。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年纪虽大，他的思想在这方面却比年青僧人开放进步，故此他率先带头接受注射。现在寺院中的肝炎病率已迅速减低了，学僧也开始增加了对保健的意识。
在自一九九二年开始、年复一年的巡回弘法中，我每天接触不少各式各样的人，见遍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现像，其中好的人事固然很多，但佛教中不健康的现像也常会碰上。在藏传佛教的洋人及汉人圈子中，不少人把密法与神通、风水及世间利益混在一起，对藏传佛教的中心精神毫无触及。东南亚的地区，有不少汉人以藏传佛教为名骗取名利，他们其实却只是没有传承的骗子。即使是西藏人，在去到台湾等较富裕地区时，有些也开始变质，利用佛法赚钱而不再依照传统做事，其中滥传密法以求名利的情况甚为普遍，甚至美名为寺院筹款而索性贩卖佛像及佛经者也大有人在。而在学法的人中，不少只懂跟其他人盲目地受灌顶、求加持，不懂观察师长，也不理解师徒关系之重要性。他们当中，大多眼中只有大手印、大圆满、大威德等法门，一味求‘大’的法门，对显学次第及加行基础修持从不重视，而且完全忽略了密法传统中之敬师修持，这样是绝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有的人则喜欢标奇立异，穿得像西藏人一样，身挂多串大颗大颗的佛珠，开口便说西藏，但这只是表面上学西藏人，与西藏佛教扯不上关系。这些人顶多只配称为‘西藏迷’，并非真的藏传佛教三宝弟子。有好些本来是正信藏传佛教的道场，因为财政支出庞大或为了筹建寺院，便在弘法中心贩卖佛像及佛经，或不断举行无上密法等灌顶以吸引信众，这也是一种末法的现像。他们辩说做这些事的动机是要令道场得以维持下去或甚至扩充，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论点！以违背佛陀教法的手段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到头来，这些道场虽然可能会建得十分宏伟壮严，但却说不上是在弘扬佛法，反而是带头令佛法衰败了。
在汉传佛教圈子中，我也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几点。很多团体过份热烈地追求寺院规模，反而忽略了僧材的培养。有些团体中的僧众全力投入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在法布施及个人修持方面却不太重视。对社会慈善事业，我们三宝弟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地应去做的，但出家人依传统上来说本应以法的布施为主，在家人则才以财布施为主，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有点儿本末倒置了。在出家众中，又有些几乎以修经忏为世间事业，这是很不好的一种心态。另一种出家人则不作经忏，只专心修持及作佛学研究，表面上似是很清高，事实上这个极端也不对。我们出家人固然不应把世俗生计放在心上，但却仍有照顾在家众的宗教需要之义务，否则就枉称修慈悲的行者了。在精进于精神生活的人中，往往又有修持派及学问派的对立，前者有不重视学问的倾向，后者则有只学不修的情况，两种极端都不健康。《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有述：‘一切佛法均为成佛之必需’，在家人因为因缘所限而只顾念佛持咒倒说得过去，但出家人不去多学闻佛法，则说不上正确。在佛教中，一切佛法之学问无非为了让人可以加以实修而成就，但我见到不少人只把佛学视为研究的对像，不知如何把学问与修持结合。此外，不少学者虽名声颇大，但实早已飘离佛教学者的正确方向。佛学的存在目的是让人实修而得到成就，并非世俗辩论游戏或文学研究的科目。在研学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历代传承祖师之见解为依归，但不少学者却喜欢自我发挥，创立新的见解，最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已不是佛陀所教的真正内容，而只是他们本人的见解了。有些学者心中并无皈依的心，只把佛学视为世间文学，又因为汉地并无像西藏古代判定论点的正确性之制度，他们常常把自己想当然的见解公开发表，大家也欣然地全盘接受，所以便常读到有人说大乘是后期佛教祖师的创见而并非佛陀亲口所说等等的无知胡说。这种说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谤法，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经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盘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确性。在西藏，持这种论调的人莫论成名，更会被视为不信佛法的外道。对密法，有些学者也持同类的见解，随随便便说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义的非纯正佛法。本来，任何人都有权持怀疑的观点，但作为佛教中的权威学者而弘传这种想当然的概念，是绝对违背对法宝的依止的，也证明他们心中并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说的是我这几年来就所见到的现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当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细述了。作为一个僧人，我当然希望借镜各地佛教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现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净。
第九章──回到起点
随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陆逐步开放改革，荒废了数十年的大藏寺获准重新开放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开始计划极小规模的重建。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西藏僧人，只要并未参与政治，可获准回乡探亲及在大陆各地旅游和朝圣。因此，我的家人、大藏寺与霞渡寺僧众及嘉绒区的人民开始积极要求我回乡探访，他们的信件自八零年代起便每月多封不断地寄来催促。本来在一九八九年我已准备回乡视察，但当时却碰上了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我倾尽了仅有的金钱为他办理后事，于是便没有旅费了。迟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启程回乡。
我在到达成都时，简直认不出这个四十年前曾住过十几天的城市。一路上，乡人对我热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感慨。在到达马尔康县城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前来迎接我，陪我一同回乡及上大藏寺。同时，我的俗家亲人大批大批地来访，其中大部份年青的亲友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五妹疏南拍姆与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时到拉萨后才出生）。与我一起长大的三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动，见到我时只懂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重遇四十年前带我徒步走到拉萨的舅舅时，双方也是不知应说甚么。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时，我则感到重遇至亲一样。当时的气氛，令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流浪多年后回家的乞丐一样。
在到达大藏寺时，有数万群众跪在路边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毁，但第一眼亲眼看到它的现况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况，在我脑海中就犹如昨天一般，但现时眼前见到的却只剩下几道破墙。这种震惊，加上几十年来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难，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在我年青时，大藏寺有几百位僧众，但现时剩下的才四、五个左右。寺僧为我安排了向来朝的数万在家人说法，但因已无殿堂可用，我们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讲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极强，即使经历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故乡的在家人仍然没有放弃信仰。在这数万人中，大部份都未见过我。四十年来他们只听说被视为宗教领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来他们便默默地天天向三宝祈求我早日回归。我现已记不起当天的说法内容了，我相信这几万人当时也没有听清楚，因为大部份人都激动得泪如雨下，我当时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是说法者才强忍不让自己下泪。
大藏寺当时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务的最高决策者是寺中的法台转世世系，日常的寺务才由方丈负责打点。这位方丈在接任时，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三十多年来，为了在意义上坚守寺院制度及方丈的岗位（事实上，在他任内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并无实际的寺务及僧务可供打点），他受了极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闹得最厉害的年代，寺院已变为在家人的粮仓，并没有僧人、佛像、经书及任何宗教活动。他之所以坚持在被批斗下仍不肯放弃这已沦为象征性意义之寺职，只是为了让寺院制度不中断（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义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灭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亲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给我带来了一条哈达及口讯，向我说：‘仁宝哲您终于回来了！我马上快要死了，故无法亲自前来见您，但我很高兴在死前终于等到您回来寺院。我在任内尚算未丢了寺院的面子，未来的寺务责任现在我交还予您啦！’。我命寺僧带我上山，与方丈见了一面。在我离开后不久，方丈便圆寂了。后来我听说他的眼珠火化不坏，化为舍利，其肉身亦烧出了不少舍利。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朝圣了敦煌、青海塔尔寺宗喀巴祖师生地、甘肃拉卜楞寺、萨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这些圣地都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在拉萨，我也朝礼了各大寺院，这些则大多为我年青时常去的圣地。
拉萨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十年前变化不大，但甘丹寺则已完全被毁，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达拉宫，由于受到重点文物保护，看起来也与当年一样，所以我在朝礼它们时心中仍有与当年一样的感受。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山脚，有一座石窟龙寺，寺内有一面石墙自然浮现出本师释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个预言，其内容说在末法时代之尾声，大昭寺之释迦牟尼十二岁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圣的佛像，造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并由衪亲自开光，后传至汉地，又由文成公主带至拉萨）将沉入地底湖中，这是因为世间众生再无福报得见最神圣的佛像之共业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药王山石窟之石墙自现佛容。相传这石佛经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极微慢速渐渐显现出来。在衪完全显现全身时，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来此寺朝佛，现在重回旧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见之显现程度清楚得多了。当年我见到的石墙只有佛面显现，像是石墙上之半立体浮雕一般，现在眼前的佛像之双耳却清楚可见。以这样的前后对比预测，看来佛像全身显现而脱离石墙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远了！
在重返色拉寺时，由于它的变化，我几乎已认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时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为寺僧不多，与当年近万位僧人学法的盛况完全没丝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并无一丝感慨或激动，反而只有一种类似观光陌生地方的游客心态。在我原属的嘉绒僧堂，则还有两、三个老和尚是我相识的，我当年的师长之同班同学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兴的。在这，一位喜欢收集旧照片及图片的和尚给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张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学时，因为思乡而依记忆所绘出之大藏寺全境图。这份图画绘得极像寺院之全盛时代景像，骤眼看来我还以为它是一张旧照片。这是历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纪录，所以僧人答应把画送赠予我留存。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里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当年把我由拉萨带至印度国界的恩人。由于曾协助我到印度学法，她在文革期间被打断背骨。此时的她，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仍然很好。我们感慨地细说了当年的经历及几十年来大家的遭遇。我为她带去了一些礼物，但我心知不论怎样好的礼物也不足以回报她对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又曾数次重返故乡，并与当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这期间，柏斯的吴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众多徒弟和友人不断为寺院重建出钱出力，小徒林聪更曾多次单独前往寺院视察工程。在寺院地区，原属大藏寺辖下分寺的尼玛仁宝哲率领当地居民出资出力协助，政府的一些干部也给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当中，丹正桑布和札巴坚赞肩负起重建工程之监工责任。这两位僧人是堪称为为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们与另一位脚有残障的人在求得沙弥戒后，心欲成为具足戒比丘。当时在嘉绒区是无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们三人便骑自行车，沿途席地而睡，经几个月艰苦才到了拉萨求戒，这才终于成为了比丘。这几年来，大藏寺重建便是由这样的年青僧人负责的。此外，丹正桑布的舅舅夏加一家人，也为寺院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及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寺僧数目也同时渐渐多起来。
为了重建寺院工程中的佛画、壁画、建筑及佛像项目，寺方特地延请了青海省画师多保家族及浙江的汉族雕刻师梁志福远赴而来负责。他们的高超工艺令后来到访寺院的香客大为赞叹。
重建成的大藏寺，有金顶大雄宝殿一座、供有十三米高弥勒佛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供有五米高之千手千眼观音像之大悲殿、供有鎏金不动佛像之不动殿、重建的祈竹楼、重建的堪康仁宝哲楼、方丈楼暨寺史文物馆、辩经学院、佛学院、大型僧舍及集体用餐所用之食堂。在弥勒像及宗喀巴祖师像中，供奉多套《大藏经》、佛陀舍利、阿底峡祖师遗灰、宗喀巴舍利发及历代大师之圣物等无数。在寺院的外围，又建造了装有一千个转经轮的围墙及供朝圣绕寺转经的小径。在不久的未来，寺院还希望能提供藏医学及西藏佛教工艺的教育与为当地民众服务之藏医、西医流动义诊车及义诊站。
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又再回到大藏寺，这一次却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汉、藏、蒙古及洋僧俗徒弟陪同。我的好朋友澳洲天主教高伦神父为了这次寺院重建竣工大典，也赏光应邀而来参加。高僧贡唐大师本来也应允来访，但却在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