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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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藏族的藏传佛教弟子来说，阿旺札巴的大名似乎比较少听到，大部份人对宗喀巴大师的另外两个弟子（即贾曹志及嘉察志大师）比较熟悉，这是因为阿旺札巴大师在格律派形成的早期便已遵师命返嘉绒弘法、并未在拉萨地区活跃之故。事实上，阿旺札巴是宗喀巴的心子。在宗喀巴大师的多种传记中，阿旺札巴被称为‘宗喀巴之最初四徒’之一。在我派中极为重要的著作《道之三主要》、《常啼菩萨传》及《成就怖畏金刚十三尊仪轨》，都是宗喀巴特别为阿旺札巴而着造的。在《道之三主要》中，宗喀巴大师还少有地表露亲切情感，称阿旺札巴为‘吾子’，此乃大师对其徒阿旺札巴亲切的称呼，大师从未对其他弟子以同样的字眼称谓。在另一著作中，宗喀巴应允于自己圆满成佛后，把‘第一口正法甘露’授予阿旺札巴，由此亦足见大师对阿旺札巴之钟爱程度。
时隔五百多年，我们已无法考究阿旺札巴是否的确曾建立一百零八间寺院之数。但无可置疑，他的确曾建立许多寺院，对佛法的贡献极大。我们嘉绒地区的人，对阿旺札巴及另一位在当地广弘佛法的大师毗卢遮那最为尊重，至今未变。阿旺札巴大师虽并无依祖古转世之方式再次化生，但我的根本师公柏绷喀大师（PabongkhaDechenNyingpo，一八七八｜一九四一）被视为他的化身之一。
柏绷喀大师生于一八七八年，在他出生时有许多吉祥的兆像。在幼年时，大师能忆记其前生，他常常爱与其他小孩玩抬轿的游戏，并向人说他的前生有一顶汉地皇帝御赐的黄缎轿（这是指章嘉国师之轿）。大师的父母把他带至第一世萨巴仁宝哲前，询问仁宝哲的意见（萨巴仁宝哲与我一样是嘉绒人，他年青时只是一个农夫，但言行怪异，午饭时常独自往山洞中。有一次，其他村民跟踪他入洞，竟见到仁宝哲午睡时身旁有天女为他奏乐。仁宝哲在近中年时才出家，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权威长老，当年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所在的大任便是由他担当的）。仁宝哲在观察后，便指出大师是汉地乾隆皇的上师章嘉国师的转世化身，但因当时汉藏关系紧张，便只确认大师为柏绷喀寺方丈之转世，低调地处理他真正的身份，又命他入色拉寺嘉绒僧堂出家。在西藏寺院传统中，僧堂长老必须照顾其徒的生活所需，而长期照顾一位转世者则更需钜额的金钱。由于大师家境并不富裕，僧堂中的其他长老不敢收这位转世者为徒，只有一位住色拉寺嘉绒僧堂的大藏寺老僧肯承担此任，大师便就此入了色拉寺，与寺中来自大藏寺的学僧共同生活。由于这种关系，大师虽从未到过大藏寺，但也被视为大藏寺僧人。
年青时的大师处境很贫困，师徒甚至试过吃从路上检回来的食物。在毕业时，大师的成绩只是中等，但后来却逐渐成为了西藏中部最高佛法权威。
大师虽然被视为章嘉国师的转世，但他同时也是阿旺札巴的化身。大师在晚年已是一代宗师身份，而且章嘉国师在世俗名位上可说比阿旺札巴风光得多，所以大师绝对没必要为了甚么好处而自称为阿旺札巴的转世。但在大师自己的说话中，便曾出现过多次承认自己是阿旺札巴转世的内容。
柏绷喀大师是二十世纪弘法事业最广大的高僧之一，其弟子包括无数转世高僧、方丈、贵族、藏族要人乃至汉地将军等，其著作《道之三主要释义》、《普善德根本释义》、《独勇怖畏金刚仪轨导修讲授》、《那洛空行母仪轨导修讲授》及《菩提道次第讲授｜掌中解脱论》等现今皆被译为多国文字及广为研究。柏绷喀大师有四大弟子，即达札、铃、赤江及康萨仁宝哲，其中达札仁宝哲、铃仁宝哲及赤江仁宝哲分别荣任达赖喇嘛尊者的剃度师、正教授师及副教授师。我的根本上师是赤江仁宝哲，但我也有幸从铃仁宝哲处得受《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许多法要的传承。康萨仁宝哲的弟子中有一位汉僧法号‘能海’。他后来把格律派教法带到汉地，摄受了无数僧俗弟子，由他建立的道场多不胜数，甚至在今天，在成都、北京、上海、浙江、山西五台山等地仍有很多他的再传弟子。柏绷喀大师的一位汉僧弟子法尊法师，则把宗喀巴大师之钜着《菩提道次第广论》译成汉文，亦对格律教法在汉地广弘有极大贡献。此外，柏绷喀大师之另一位徒弟昂旺方丈又曾遵其命于康定大弘正法，对汉地格律派之弘扬影响至今不衰。
现今在世界各地弘法的格律派法师，传承无不直接或隔代源自柏绷喀大师。所以，今天我们喜见格律派在汉地及西方大弘，乃至今天有许多洋人、黑人及汉人在格律派中出家修学，全都是因为柏绷喀大师的事业之延续，故亦可说是源自阿旺札巴大师的恩德。现今大有一些人认为柏绷喀大师独尊格律派而敌视其他派别，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误解。我的一生与大师关系密切，大家属同一僧舍，大师亦被视为与大藏寺关系密切的僧人；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又是大师的亲传心子；再者，我也曾在大师的私人寺院吉祥法林住过一段日子，所以我对大师的生平有颇深的了解，足以对以上的误解作一些说明。大师是一位摒弃门户之见的宗师。在他的寺院中，便有专房供奉莲华生祖师圣像，也有很多宁玛派的法典，这些都是我亲眼见过的。在大师的一生中，更可说是对宁玛派僧人有很大的恩德。大师时常对一些持戒不太清净的宁玛派行者开示，教导他们戒除饮酒的习惯，更叫他们要严守戒律，以兴莲华生祖师的教法。对自派的僧人，大师又常嘱咐他们必须尊重他派，不要自许为唯一的正法宗派。在后来，大师的一些弟子曾为了某些事情而与一间宁玛派寺院不和，的确也发生过一些捣乱事件。然而，大师的弟子少说也有十万个，把某些弟子与某一间寺院的争执视作大师仇视他派的证明，明显地是不公正的故意毁谤。
第一世的柏绷喀大师在一九四一年圆寂，其转世是我的同寺、同僧堂、同僧舍和同班的学僧，但他在很年青时便不幸圆寂了。第三世的柏绷喀转世仍然隶属色拉寺昧院嘉绒僧堂阿底僧舍（大藏寺学僧之僧舍），很年青便考得了头等‘格西’荣衔，他与我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在印度期间，我的依止师堪萨仁宝哲同时也是他的老师。
说回当年阿旺札巴的选地，即大藏寺所在地，它的山形如一头躺卧的巨象，寺院建在象的肚部。此外，附近山势如同环绕中央，自然形成一座十三尊大威德金刚坛城之排列。在寺院中心可远眺东、南、西、北各有一峰，这是坛城的四方护法。距寺院数小时的马程外为一圣湖，形如法螺。这个圣湖甚为灵验，凡有世俗上之事需要帮助，寺僧便会在湖边山上供养湖区的地灵，每每即时应求得助。到这个湖的人，如果大声喧哗谈笑，湖的上空便会马上降大冰雹及雷电交加，所以在湖边的人从来不敢放声谈笑。
寺院由当初阿旺札巴所建的十多座殿堂，在历代以来发展至过百间建筑物，如同一座小城。寺僧在寺院全盛时代超过八百人之多（但在文献上一般记载为五百之数，乃取自佛教史上五百罗汉之吉祥数目之缘故）。
在五十年前，大藏寺有三座弥勒殿、宗喀巴大师殿、大雄宝殿及护法殿等六座佛殿，又有祈竹楼及堪康楼各一座作两位法台历代驻锡之处。各殿均有圣物及珍贵经书无数，弥勒殿供有几十米高的未来佛圣像。大雄宝殿之楼顶为鎏金铜瓦顶，乃汉地皇帝所赐。即使是最普通的僧舍，每间楼中俱供有全套《大藏经》（在藏传佛教中分为‘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份），每间房的墙壁及天花绘满了记载佛陀及历代祖师之生平史传的壁画。寺院后山上有一座闭关院，供寺僧禅修闭关之用。在寺院前方，有一座三十米高的佛塔，内有无数珍贵圣物。
在历史上，由于其悠久寺史及其规模，大藏寺被尊称为‘第二札仓’（即‘第二大僧院’之意），其地位仅次于格律派祖庭甘丹寺。在明、清两代，寺院备受历代帝皇及朝廷尊崇，长期得到历代帝皇的供养，其中包括法物、印章、黄金、宝物、布料及僧人日用所需。大藏寺现今仍保存乾隆皇所赠象牙印章一枚、少许乾隆所供织锦布料、御赐天衣及五佛冠（当年有五十套之多，价值连城）散件、历代圣旨及诏书多函及明代大将军所供铜锣一面。这面铜锣是大藏寺之宝物，其锣声异常宏亮及美妙，远近知名。在后来的一个有关大藏寺的预言中，亦有提及此明代古物。在十九世纪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一书中所载，大藏寺又曾供有宗喀巴大师、第八世达赖宗座、大成就者纳卡哇、第二代至第八代甘丹掌座（宗喀巴大师为第一代甘丹掌座）及甚他无数圣者的舍利遗物等，又供有由第七世达赖宗座派遣工匠建造的弥勒像及印度珍贵响铜佛像等，圣物数量之多难以计算。在《安多政教史》一书中提到的大藏寺圣物，我因当年年幼而印像不深。后来寺院被毁，书中所载的这些圣物及宗喀巴大师之手稿等亦不复存在，但寺院至今仍保存有不少极为珍贵的古老小佛像及佛画等。除来自明、清两代历代帝皇及西藏中部的无数珍贵供品外，大藏寺在历史上亦得当地十八土司的支持及供养，成为川北一带的佛法权威与中枢。
大藏寺在古代向与拉萨色拉寺昧院、拉萨下密院及甘肃拉卜楞寺有密切关系，寺僧如离寺赴拉萨进修高等佛学，多入色拉寺昧院嘉绒堂成为学僧，我年青时亦进入了这间僧堂修学；拉卜楞寺则因曾保护大藏寺免于某年代的苯教势力侵占，而与大藏寺从此结交，其两位法台贡唐仁宝哲及嘉木漾仁宝哲皆曾当大藏寺的方丈。故此，大藏寺在佛学教育上隶属色拉寺昧院体系，又同时因曾受拉卜楞寺的保护照顾而与其有密切交往。若论寺院之历史，大藏寺却建于色拉寺及拉卜楞寺创建之前。在全盛时期，大藏寺本身又有多间属下寺院。
虽然大藏寺历代僧人在进修高等佛学课程时，多会前往拉萨色拉寺成为学僧，但大藏寺本身也有其整套佛学教育制度，涵括中观、般若、因明、俱舍及戒律五部，并有完善之密部学修体系，主修大威德、密集及胜乐三部无上密续。大藏寺僧的勤奋好学向来广为人知，历代以来大藏寺僧在拉萨色拉等三大寺中成为头等‘格西’的甚多，以致西藏三大寺的僧人每见有来自大藏寺的新学僧加入时，便会笑言：‘又来了一个“拉然巴”（即‘头等格西’之意）！’。在西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传奇性的高僧达勒方丈，他正是大藏寺的僧人。这位僧人在大藏寺期间，并非甚么大师之辈，只是一位出身贫困的普通僧人，身上只穿麻质僧袍。有一天，他在挑水时被一阵怪风把他卷走了，风停时他竟已身在当年路程要走好几个月的拉萨甘丹寺，身上仍扛挑水的水桶！达勒方丈（当时未称为‘方丈’）就只好在甘丹寺留下来修学。大藏寺的其他僧众发现他失踪了，便四处搜觅，在他失踪的地方发现了几块石头，每块石上清楚印有驴的蹄印。在该年代，甘丹寺蒋孜院的方丈职位并非由民主选举所产生，而是由一种奇怪的方法选出的。在需要选新方丈时，寺僧会齐集殿中向该院的护法吉祥天母（PaldenLhamo）祈求，然后便全体离殿，在殿门及窗户上都封上印条。第二天，大众在官员及长老的监督下开封入殿，会发现方丈法座上有一个坐垫。不论坐垫的主人是谁（每位僧人常年在殿中都有固定的座位及坐垫），这个人便是护法显灵选出的新一任方丈。在达勒方丈读至佛学低级一年班时，寺院举行了方丈选举，他的坐垫竟然被护法显灵放于方丈法座上，于是他竟便成为了新方丈。在举行升座大典时，由于他的学识极低，大部份僧人不甘心向他顶礼，便改向甘丹寺宗喀巴大师灵塔顶礼。这时候，方丈座后的一尊宗喀巴像竟然开口说话：‘我在这！’，于是大家被吓倒了，只好向佛像方向（亦即方丈所坐方向）顶礼，此后便对新任方丈生起了尊敬之心。自此，这尊像被称为‘曾说话的祖师像’，至今或许仍在甘丹寺。由于这位大藏僧人才在读一年班，后来便被称为‘达勒方丈’，即‘一年级方丈’之意。达勒方丈虽无奈地成为了方丈，后来却的确学有所成，并在其长达四十五年的任内为该院作出了甚大的贡献，他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个美谈。当年的大藏寺僧人，在发现失踪者竟然神秘地到了拉萨，又成为了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当然目定口呆，此时才惊觉那几块石上的蹄印，必定为甘丹寺蒋孜院护法吉祥天母座骑（吉祥天母骑驴）在带走达勒方丈时所留下的。大家都认为吉祥天母一早就因为某种因缘，而认定了该僧人为未来方丈的适当人选，所以把他以神通在一刹那间由大藏寺带到了甘丹寺（由大藏寺至甘丹寺的路程极远，我当年走路就用了多个月的时间）！这些有驴蹄印的石头，现今在大藏寺仍保存一块，蹄印清楚可见。
达勒方丈在晚年回到了他的生地，曾建一佛塔，并把自己的佛珠放在塔内。这串佛珠后来长出了柏枝，穿透塔身而出，村民都喜欢取柏枝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物，我童年时听说这些护身物十分灵验。在入住大藏寺年间，我曾经去过距大藏寺一小时脚程的达勒方丈所生村落，并亲眼见过这座佛塔。这座塔后来在文革时被毁，后来在一九九三年我曾经捐款重修佛塔。现在该村中仍有达勒方丈的家族后人居住。
有关大藏寺的历史，还有一段重要的事值得一提。大藏寺的右方有一座小石碑，上刻观音大士之形相，这是纪念第六世达赖喇嘛到访的一个石碑。第六世达赖喇嘛一生十分富传奇性，他喜欢扮作普通僧人，甚至乞丐的形相，在藏地云游四方，有说更曾到过汉地五台山。在他的自传中，亦提及曾到访大藏寺之事，而且对寺院之规模及僧人修学之勤奋甚表嘉许。在大藏寺时，尊者秘密地躲藏于护法殿中修持，本来未为人知。有一次，他在现在石碑所在地被一位曾到过拉萨晋见他的老寺僧认出了。尊者嘱咐老僧代他保密，但老僧坚决要求他留下一些驻锡大藏寺之纪念，尊者便说：‘在我走后，你在现在我俩见面之处立一个观音大士石碑。见碑者如同见我本人！’，于是老僧便在该地立了石碑，至今尚在，藏民在绕寺时都会在此碑前顶礼。此外，尊者又于护法殿外墙写了一些文字，但该墙在近年维修时被忍痛拆除，只好在新墙上同位置依旧照片拓上原来的字迹聊作纪念。
大藏寺中的僧人生活日程很紧密，除了过新年的三天假期及结夏安居后有一周假期外，全年都要诵经、修学及负责寺务。在一年四季中，每季都有其固定的宗教仪式，凡僧人不论是方丈或长老都必须参加上殿、年复一年地循环举行与拉萨下密院一模一样的周期法事。除了有重病的僧人外，全寺必须参与这些诵经活动，在殿中不可谈天、走动、站立或倚墙而坐，连吃东西时也不可发出任何声音。在座位排列上，僧众必须依出家先后而坐，长幼有序，丝毫不得弄错，这其中只有法台及转世者是例外。大藏寺历来由湛康仁宝哲及祈竹仁宝哲这两个世系的转世者所住持，所以我在殿中有一个较高的法座，而且坐在前方。另一位法台湛康仁宝哲也有自己的法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