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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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民间正在发生的巨大政局变化，对我们在感觉上来说是很遥远的。
在距今约一百年前，大藏寺有一位名为‘卡华珠洛桑尼玛格西’的长老曾作预言：‘现在显得法务昌隆的此寺，将来会被毁灭荒废，再由来自远方的人重建。于重建后，僧人众多，僧舍遍布整个山头，于召众上殿时，现在以锣声宏亮著称的大铜锣仍不够用，到时要用上两个大锣分别在寺院前方及后方敲响才能令最远的僧舍听到召集。在那时候，寺殿比现在还大，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更会有黄衣僧人与红衣僧人一起学习经论。此时，我将会再来寺院，于后山建舍修持。于此之后，大藏寺将大弘正法，直至末法时代方息！’。在我年幼时，眼见寺院一片鼎盛之况，哪会相信这个预言！其他僧人亦没有在意流传下来的古老说话。没想到在今天公元二零零零年，大藏寺已经历了被毁及重建，这个古老预言至今已应验了绝大部份。始自一九九三年的重建工作，得到了我的各国弟子资助，甚至有新加坡弟子率队往寺院亲手建造部份工程，所以应验了预言中‘来自远方的人重建’的部份。重建后的大雄宝殿比以前的大得多，又先后建成供有十三米高弥勒像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及供奉五米高千手千眼观音像的大悲殿，此外还建成了大型僧舍、不动佛殿、居士住宿楼、闭关房、大型僧人膳堂及方丈楼等，甚至连新建的祈竹楼亦比我年青时所住的大了许多，应验了‘寺殿比现在还大’的部份预言。重建后的大藏寺，有一座宏伟的辩经院，又应验了‘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部份。至于‘黄衣僧人’，有些人认为是指来自五台山的僧人，但我却认为这一词在广义上泛指汉僧。以今天格律派的趋势来说，大藏寺未来的确极可能有众多汉僧来到与我们这些‘红衣僧人’共同学习佛法。寺院在重建过程中，一直留空了长老预言将于乘愿再来时建舍居住的后山地方（长老曾插杖为记），不敢使用该块土地。至于寺院是否能发展至‘僧舍遍布整个山头’，则要视乎创寺祖师阿旺札巴当初发了怎样的宏愿了，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力而为及拭目以待！
第三章──徒步走拉萨
在一九五三年，我近十八岁的时候，中国政府命各藏族地区的领导人物前往成都观摩学习。在这时候，四川嘉绒地区已由共产党管理，但藏人对政府及政策所知不多。我是大藏寺地区的精神领袖，自然也被邀请往成都学习，同行的有双亲（家父当时成为了政协代表）、舅舅等六、七个人。其他地区上的领袖、旧社会中的富人及具影响力的人物，全都在被邀之列，包括原嘉绒藏区的土司（地方领主）。
在当年春季，我家一行六、七个人骑马前往成都。路上除了汶川县有一个客店外，其他晚上都是在路上扎帐蓬而休息。一路上的风景很不错，沿途有大片的竹林（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多次回乡，在同一条路上却没见一根竹子）。这次的观摩学习，名义上我们是被邀请参加的贵宾，但我们心明白，实在上我们并无自行决定参加与否的自由。一路上，天性豁达的我尚有心情欣赏风景，父亲却是连日来失眠，对前途及自身安全很是担心。
在较接近成都的地方，我们到达了可行车的公路。官方派了大货车迎接由各地而来的参加者。我们被送上大货车的车仓部份，人挨人地站，双手必须紧抓车边以防被抛离车外。这条公路当年十分崎岖（这是我多年后的观点。在当年，我根本未见过其他公路，所以无从比较），沿途又多次碰上塌方及滚石流等凶险，又因为所有人都是初次乘车，同车的老人家都十分害怕，但我却只感到新奇，尚可说是乐在其中。
整个会议历时十五天，约有三百多个来自青海、果洛及嘉绒等藏区的重要人物参加。官方安排我们入住成都的民族招待所，楼高两层，外有花园，记忆中似是三个人一间房。在这十五天中，政府安排我们参观火车站、飞机场、寺院及刑场等，行程颇为紧密。在初次见到火车时，我觉得极为新奇，但火车的气笛声却令耳朵很不舒服。对初次见到的飞机，照说我应该是同样好奇，但记忆中当时我却反应不太雀跃。在参观解放后的佛教寺院时，官方安排我们前往一座成都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僧一再向我们重覆宣传：‘解放后宗教信仰自由，与以前的日子相比，只会更好！’。当时我在成都街上看到不少精美佛像，这些都是在各寺院被封后被丢弃或偷出的佛像。本来值一千元的精工佛像，此时只卖几块钱，我当时也请购了两尊。在参观刑场的一天，我坚决不愿出席，后来听说其他参观者被安排观看五、六十人同时被枪决的‘盛况’。在开会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记忆中当天有一位极高地位的苏联领导人也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上，除了连日来多次看过的歌舞娱乐外，也有烟花表演及阅军仪式。我记得当时我一面惊叹这些高科技军备，一面也怀疑人类花这么多心血及资源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凶器之逻辑性。
在这十五天中，官方一再要求我们天天洗澡及洗脚，或许是认为我们落后民族十分肮脏吧！每天早上，饭堂桌上会预早放好了五碟小菜，稀饭、馒头及面条则在厨房中多少任取。午餐及晚餐，大致也是差不多。这些食物，猜想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在每一次用餐中，我都注意到好些来自果洛及青海游牧藏区的同桌者不懂用筷子，所以他们吃得很笨拙。我们嘉绒区的领主用筷子十分灵活。我则由于自少习惯汉人的文化，也不致出甚么洋相。在其中一餐，桌上有蛇或某种鳝类菜式，我见到后吐了一大场。
会期中的每天早上及下午，全体都要参与观摩活动。在一方面，政府希望透过观摩学习，令我们知道现代化的进步及了解共产思想，以藉我们影响各自地区的百姓。在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两周中却在我们各自的家乡中大力推行反阶级思想教育，要求民众认同共产主义、反对旧势力及思想。我当时只是一个年青的僧人，对政治一向并无一点兴趣，十分乐于做一个普通的和尚。故此，我对这些活动既不反对，也并不热切认同，所以对开会交流自然不太热衷。有一天，我与父亲在开会时间前散步，我提议自行往市中心看一看，但父亲却不太敢自行活动，最后只无奈地同意。父亲很担心我们认不了路回头，但我却多番保证自己的辨向能力，怎知在走了二十分钟后，我便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在最后找到回招待所时，当天的交流会早已结束，官方领导对我们两父子很生气，不留情面地提醒我们到成都学习的目的。那一次后，我学聪明了，每次上街闲逛都带红线，凡在转弯的时候便在路边的水喉绑上一条标记，自此便天天逛街，并未被政府官员再次发现我偷走出外的情况。在另外一次交流晚会中，气氛有点异样，全体又在会前被命低头沉默了几分钟。原来当天斯大林逝世，全体必须默哀纪念（在当时，我自然不太感到一个苏联人的逝世与我们这群藏族乡下人有甚么关系）。
会议结束前的一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大转捩点。我自十七岁以来，早有往尚未被解放的拉萨学法之意。依大藏寺的传统，僧人中凡有学习能力的，都要往拉萨色拉寺或甘丹寺学法进修。我身为寺院的法台，去色拉寺学习进修是很自然的路向。在十七岁时，我虽然已出家住大藏寺中好几年了，父母却一直仍不舍得我离乡别井，一直以来只嘱我等待至较年长时才往拉萨入学。在成都会议结束前的一晚，我与家人在房中作了一番长谈。我再次提出要往拉萨学法的心愿，但父母却说：‘你从少娇生惯养，而且现在还年轻，对外面的世界你完全不了解，而且人又长得笨，最好还是先好好考虑一下！’，母亲更是哭成泪人，多番挽留。其实当时我内心也挣扎得很厉害，心中犹豫不决地想：‘现在的政治形势中，恐怕未必能留在大藏寺继续过僧人的生活，去拉萨却也是前途难测，如何是好呢？’。最后我才痛下决心地说：‘往拉萨固然是命运不可预知，但在现在政治变动中留在大藏寺学法似乎却是绝不可能的了，我看还是去闯一闯看吧！’，然后一家人整晚都在互拥痛哭，最后舅舅答应亲自送我到色拉寺。
在离开成都的早上，我们一家向政府官员表示欲往峨嵋山朝圣，官员也并无阻挠之意。在成都的近郊雅安，我与父母到照相馆拍了我生平第一张照片，这也是我今生中与父母唯一的合照。在拍照后，爸妈必须上车向峨嵋山方向进发，我与舅舅便在路边告别他们。家母哭说：‘你虽看似有小聪明，事实上却是村中最笨的小孩！从今你要学懂提防别人，不要随便相信人。钱要省用，好好保管。这年头，为了钱连亲人也会害你呀！’。告别时，大家都心知以政治情况发展来看，此生恐怕不会再见上一面。我并没有说甚么话，只懂得流眼泪。母亲在此时早已泪如雨下，父亲却强忍，不发一言便急步走上了车中，留下我与舅舅两个人无言地站在公路旁。在这时，我心知今生中难再见到父母（后来他们在文革中被隔离，父亲所受的批斗尚不算太坏，母亲却受尽折磨，骨折多处，两人最后在八十年代病逝。当时因政治局势，我无法回乡送别。大藏寺则在我离开后不久的日子中遭殃，僧人被逼还俗及回乡劳动，寺院被完全毁灭）。
我的舅舅比我年长五、六岁左右，人比较聪敏，又能说多少汉语，而且比我来说是较富‘江湖经验’的。在藏族文化中，舅舅与外甥是极为亲密的亲戚关系，所以他便负上了照顾我前往拉萨的任务，同时他也想在到达拉萨后才决定自己的去留（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绝大部份人都不知何去何从，只抱见一步就走一步的心态）。
就这样，我与舅舅便开始往拉萨行进。我们带少许食物、一些开会期间获派的汉成药及少许黄金，我自己又有一百枚藏区通行的银币（这种银币称为‘袁大头’，是民国初年时所发行的货币。在当时，这种铸上袁世凯容貌的银币在拉萨及好一些藏区通行，但在共产党势力范圈内则绝不可公开使用，人们多只偷藏备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财物。我们走了一段路后，便在一个驿站住下来，本欲等待看有没有可乘载的便车。在等了一周之后，我便豪气万丈大地向舅舅说：‘学僧往拉萨求学，依传统应是步行前往的，我们倒不如徒步前进吧！你看好不好？’，舅舅在考虑后同意了我的建议，两人便开始靠太阳辨向，背驮木造的行李架，一路往西行走。
在走了只几天后，我便开始后悔当初豪情地建议徒步上路的决定，但此时我们已是骑虎难下了，只可硬头皮继续走下去。在习惯了每天走行长途后，难受的感觉方开始减弱。有好几次，我因为负荷太重而欲丢弃那一百枚袁大头银币。这绝不是因为我有甚么清高的气节，而只是因为它们的确太重及我自幼家境富裕而从未捱过贫困的原因而已。舅舅是见过一下世面的人，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我的决定，结果是我们协定轮流把这些银币带在身上。一路上，我们有时入住驿站，有时在荒野中席地而睡，的确捱了不少从未受过的大苦。
在行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到二郎山。要往拉萨行进，必须先越过这座高山。由于不懂山路，我们花了几近一周才沿大路抵达山顶。一路上细雨不停，辛苦难忍。我们饮的是冰川水，睡的是冰冷的露地（有时会帐蓬），但沿途风光倒是很不错，能见到麝鹿及多种禽鸟。这条路上在古代有很多山贼横行，但在我们经过时的年代，山贼早被共军消灭了，所以我们一路上都相安无事。
在抵达二郎山顶时，我的双脚已是磨烂多处，我前往拉萨的决心曾一度动摇，兴起了改道返乡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重新鼓励自己继续初衷上路。
在下山时，我们踫到了好心的当地居民指点，沿山边捷径下山，没多久就到了二郎山的另一面山脚了。
在翻越二郎山不久后，我们两次遇上了边防军人。第一次是在过桥的时候，守桥军人见到我襟上佩带纪念成都开会的毛主席佩章，便质问我：‘你们既然是政府的贵宾，为甚么不是乘坐官方的客车前来？’，舅舅以汉语回答说：‘祖国的风光山明水秀，我们舅甥二人特别要求官方让我们徒步，好看一看祖国的大好山水，让我们回乡后也好向同乡介绍祖国之伟大。’，军官对这个答覆显得很满意，便让我们顺利过关。在两天后，我们又碰上另一个边防军人。这个军人把我们的背包打开了，仔细搜查包中的财物，尤其是对我用来供护法的供皿甚表怀疑，眼看就要把我们扣押的了。舅舅不愧为脑筋灵活的‘老江湖’，他施施然地取出了一张毛主席照片在地上竖好，又把供护法用的茶供皿放在照片的前面示范说：‘我们藏族以前封建迷信，习惯在佛像前供奉茶水以表敬意。现在我们思想搞通了，不再弄那一套玩意了。我们现在天天在毛主席前供上一杯茶，以表达我们的感恩。天天不忘毛主席！’，军官的态度马上从严峻冷漠变为亲切及感动，口中连连说：‘好！好！这个好！’，不但答应放行，还热情地把我们带到他的值班室中招待饮茶。在过了这一个关卡后，我们便算是到了当时尚未为共军驻守的藏区地带。
在行至康定前的一晚，我们入住一间小客栈，房中连床铺也不供应。舅舅不知从哪为我张罗到一块肮脏床垫。我看床垫颇为肮脏，但人在路上也无法期望甚么了，只好委屈地睡在其上。当晚，我发了整晚的怪梦，梦到空中飞来了轰炸机，放下了无数毒虫，毒虫直往我身上叮。在翌晨一觉醒来，我猛然发现全身长了很多红点，痛不欲生，寸步难行，想来是床垫肮脏所致的。舅舅扶我一步一步地勉强行走，到了康定便住上了三、四天，顺道朝礼当地一间由大藏寺祖师阿旺札巴所建的安觉寺，但病况丝毫没有消退的迹像。这时候，我们遇上了一批正要前往甘孜的商旅，便向他们租了一匹马，我忍痛骑马随队行进，舅舅仍是徒步，在一周后到了塔公，我们又住上了二十天养病。塔公有一座萨迦派寺院，内供一尊被视为与拉萨大昭寺释迦像无异的神圣佛像，所以我们去参拜了。在这地方，我们听说山上有一位性情古怪的宁玛派隐士，当地百姓都劝我上山求他加持。由于早听说隐士脾气古怪，又常常放狗咬欲来访的人，我便叫舅舅走在前面，不良于行的我跟在后面。在恶狗真的冲上来攻击时，舅舅在惊慌中却忘了手中持有手杖，反而用衣袖猛挥，举止惊惶失措，很是笨拙。老隐士在见到舅舅的可笑动作后，被逗得大笑，便把狗叫回，乐意在他在雪地中扎的白帐蓬中接见我们两舅甥。这位隐士叫做‘萨喀喇嘛’，他只穿很少衣服，长有长长的白胡子，活像画中的‘寿星公’。他对我说：‘你的家乡情况不太妙了！你既决意往拉萨求学，便要打定不回头的决心！在拉萨你大可放心地学习七、八年，我也会常常为你向三宝祈求加被！’，同时又送赠一本他的证道歌集及一些钱给我作盘川。我向隐士追问外公之转世（当时我家中的新弟弟被确认为外公转世再来，亦即第七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