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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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也不能强人接受。利率既降，交易量既大。则灵活偏好自亦增加，故增
发新市满足之；持此新市者，也是自愿存钱，不愿低利出贷。更有人说，经
济繁荣之特征乃是资本消费（大概是指负的净投资），换句话说，乃是过度
的消费倾向。除非是把商业循环现象和战后欧洲币制崩溃时发生的通货逃避
现象混为一谈，否则事实完全相反。而且，即使此说是对的，那末要医治投
资不足，减低利率还是要比提高利率更合理些。总之，我对这些思想，完全
不能了解；——除非是加一个暗中假定，即总产量不能改变。但一个理论而
假定产量不能变更，当然不大能用来解释商业循环。
Ⅶ
早期研究商业循环者，尤其是翟文思（Jevons），想从起于天时之农业
变动中，而不从工业现象中找出商业循环之解释。从以上理论看来，从这条
路线来研究这个问题，倒是异常合理。即在今日，农产品存量之多寡，还是
一年与他年之间投资量所以不同之重要原因之一。在翟文思写作时代，这个
原因之重要性大概一定超过其他一切因素；他所搜统计资料，大部分比其写
作时期更早，故尤其如此。
翟文思以为商业循环之起，主要是由于农作物之收获量不定。其说可转
述如下：设某年五谷丰稔，则本年产物之移作以下数年之用者（即积谷）亦
常增加。此积谷增加量之售价乃农家本年之所得，农家亦视之为所得。但社
会其他各阶层之支出却并不因此积谷量之增大而减少，盖此增加量之售价出
自储蓄。换句话说，积谷量之增加乃本年投资量之增加。即使物价下降甚大，
此说仍能成立。同理，设某年为歉收，则将动用积谷作本年度之消费，于是
有一部分之消费支出并不构成农民本年度之所得。换句话说，积谷之减少乃
本年投资之减少。故设其他方面之投资不变，则在两年之间，一年积谷增加
甚多，另一年积谷减少甚多，此两年之总投资量可以相差极大。在以农立国
之邦，积谷增减这一个原因，较之任何可以引起投资量变动之其他原因，都
有压倒之势。故若向上转换点常为丰年，向下转捩点常为歉岁，自亦不足为
奇。至于是否有物理上的原因使得丰年与歉岁成为有规则性的循环，当然是
另一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
晚近又有若干学说，以为利于工商者，倒不是丰捻，而是歉岁。理由是，
若五谷歉收，则或者工人们肯接受较低的真实报酬而工作，或者购买力方面
有重分配而利于消费。不必说，我以上所说，用农作物丰歉现象来解释商业
循环，指的并不是这些学说。
但在近代，农业变动这一个原因，其重要性大为减少。理由有二：第一，
农产物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要比以前小得多；第二，自从农产品发展为世界
市场以后，世界各国之丰歉可以互抵，故全世界农作物产量之变动之百分比，
比之一国之变动之百分比要小许多。但在以往，各国大致都仰给于本国作物，
故除了战事以外，农产品存积量之增减要算是引起投资变动之最大原因。
即使在今日，要决定投资量之大小，还得密切注意农矿产原料之存积量
有什么变化。进入经济衰退以后，所以一时不易复苏者，我认为主要原因乃
在衰退期间存货逐渐由过多减至正常，——减少存货是有紧缩作用的。经济
繁荣崩溃以后，一时存货累积起来，故崩溃速度不太峻急；燃眉之急固解，
但也不是没有代价：以后复兴之速度也因之迟缓。有时存货必先减低得相当
彻底，然后经济才有复苏之象。盖若存货方面没有负投资，则若在其他方面
作某种数量之投资，或许已足产生向上运动；但若负投资仍继续发生，则该
投资量也许颇嫌不足。
美国实行“新政”之初期，可作好例。当罗斯福总统开始其大量举债支
出时，各种货物——尤其是农产品——之存货都很大。“新政”之一部分，
即在用缩减生产等方法竭力设法减少存货。把存货量减至正常水准是一个必
要步骤，必须忍痛为之，但在减少过程中，则在其他方面作举债支出之功效
亦大为削减；必须把这个过程完成以后，经济复苏才踏上康庄大道。
最近美国经验又可说明一点：制成品与半制成品二者之存货数量之变
动，可以在商业循环之主要运动中引起次要波动。制造商恒预测数月以后之
消费量，从而调整其今日之生产规模；但计算时总不免稍有错误，普通大概
是估计过高，一旦发现错误时，则在短时期内生产量又低于消费量，让过多
存货逐渐吸收完毕。这种步伐上一时抢前，一时落后，其对于投资量之影响，
在统计完备之国如美国者，很可以在统计资料上显示出来。
第二十三章 略论重商主义、禁止高利贷法、加印货币、以及诸消费不足
说
Ⅰ
约摸有200 年光景，经济理论家和实行家都深信不疑：贸易顺差对于一
国有特别好处，贸易逆差则有严重危险，假使后者引起贵金属外流，则危险
更大。但在晚近100 年内，意见却很分歧，大多数国家内，大多数政治家和
实行家还忠于旧说；英国虽是相反意见之发源地，但即在英国，政治家和实
行家之效忠旧说者还占一半。反之，几乎所有经济理论家都认为替这种事情
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之举，目光太短浅；国际贸易之机构会自动调整，凡
设法干涉此种机构者，不仅徒劳无功，还使本国贫乏，盖国际分工之利将由
此丧失。我们可以遵照传统称旧说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称新说为
自由贸易（Free Ｔrade），但此二名词都有广狭二义，读者须参照上下文解
释之。
一般说来，近代经济学家不仅认为国际分工之利，足以超过实行重商主
义办法所可能取得的好处，而且认为重商主义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头脑不清，
一团糟。
举一个例：乌歇尔①提到重商主义时，总不能算是毫无同情，但他从未尊
重重商主义者之最中心理论，甚至没有提到过他们论证中之真理成分。①至于
这些真理成分是什么，我在以下再讨论。同样，在当代论战中，经济学家之
赞成自由贸易者，虽然在鼓励幼稚工业、改善贸易条件等方面，肯对重商主
义者作理论上的让步，然而这些无关宏旨。本世纪开头25 年内，关于财政政
策有许多论争。在此论争之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承认：保护
政策也许可以增加国内就业量。用我自己写的东西，作为例证，想是最公允
的了。在1923 年那年，我还是经典学派之忠实信徒，服膺旧说，对于这个问
题，曾经毫无保留他说过：“假使有一件东西，保护政策束手无策的，那就
是医治失业？ 。赞成保护政策之理由甚多，其中有若干，因为基于可能得到
的、但可能性不大的种种利益，故无法作简单答复。但若保护主义者认为保
护政策可以医救失业，则保护主义之谬误，可说是到了最荒唐最赤裸裸的地
步”。①当时关于早期重商主义理论，也没有好书可读，所以追随先辈，相信
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说。经典学说之支配力，真是达到了无孔不入，绝对压
倒的优势地位！
Ⅱ
让我先用自己的话，说出（我现在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面含有的科学
① 若对消费倾向在时间上之分配作某种假定，则即使其收益为负数，投资仍属有利，——意思是指，就社
会全体而论，该投资能使社会之满足成为最大量。
① 相反方面也有若干理由，参阅本章第六节。假使我们对于现在所用方法不能加以彻底改变，则我亦同意，
在某种情形之下，在繁荣时期提高利率倒是两害取其轻的办法。
① 参阅马歇尔：《工业与贸易》（Industry and Trade），附录4；《货币、信用与商业》（Money；Credit and
merce），第130 页；《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omics），附录1。
真理成分，然后再拿来和重商主义者实际所用论证相比较。当然，实行重商
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于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当一国国富正在急剧增加时，则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此种愉快状态，
可因从事新投资之动机不足而告中断。设决定消费倾向之社会政治环境以及
国民特性皆不变，则根据前述理由，若要国家继续进步，此种投资引诱必须
充分。投资引诱可来自对内投资，又可来自对外投资（后者包括贵金属之累
积）；二者构成总投资。设总投资量之多寡，完全由利润动机决定，则国内
之投资机会，在长时期内，定于国内利率之高低，而对外投资之多寡，须看
贸易顺差之大小而定。故设在一社会之内，国家不能直接从事投资，则政府
在经济方面，关切国内利率以及国际贸易差额二者，自颇合理。
今设工资单位相当稳定，不会自动作大量改变（这个条件几乎总是满足
的），又设灵活偏好状态，就短期变动之平均数而论，亦相当稳定，更设银
行所遵守之成规也不大变更，则利率之高低，须看国内有多少贵金属（用工
资单位计算），可以用来满足社会之灵活偏好。在一时代内，既无大量国际
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
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在当时，政府当局关切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
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
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
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
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之戌就亦受两种限制，不可忽视。若国内利率降低，投资
量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若干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则国内成本增加，对
于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
归失败。其次，若国内利率下降，比之他处利率为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
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愈大，
其国际地位愈重要，则受此两种限制之危险性亦愈大；盖设每年贵金属之产
量相当小，则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即他国有贵金属外流，故设重商主义政策
推行过度，则不利影响之由来，不仅起于国内之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亦起
于国外之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之国际贸易，可以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则有
15 世纪下半叶及16 世纪之西班牙经济史，可供参证。20 世纪内，英国在战
前之经验则可以说明：若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则往往使
得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若一国之灵活偏好太强，以
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使利率下降、真实财富增加，故该国常
在贫乏状态，此种实例则有印度在。
虽然如此，设有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之国民特性、以及
灵活偏好三者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
金属数量之间常保持一固定关系，则政府当局为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
意贸易差额。若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则颇有鼓励作用；若为逆差，则可
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愈严，则国际贸易之顺差愈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颇重
视这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觉得，若把目光放远些，则贸易限制
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19 世纪中叶英国所处之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
怕是最足促进当时英国之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论，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
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这种种理由，所以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我将主张何种实际
政策。贸易限制，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的确颇可
非议。国际分工之利，经典学派虽然过分夸大，但到底是真的，很可观的。
而且，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
明了这点），故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
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
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①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
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之困难等等原因，
结果可能和原意背道而驰。
因此，我的批评之要旨是说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
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
适度水准，故关切贸易差额乃是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
失失之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之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无以复加
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
样一来，国内利率就无法再和充分就业不悻。因为事实上不能不顾到国际支
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
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晚近伦敦银行界得了许多教训，我们希
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蹈以往复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提高
利率，引起国内失业。
经典学派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之行为，以及解释雇用一特定量资
源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方面，自有其贡献，不可抹杀。在这几方面，不利用
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
之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点。但政治家所关切者，乃是整个经济体系，
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在这方面，16、17 世纪之经济
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之一鳞一爪，而季嘉图之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
而把此一鳞一爪先遗忘，后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
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数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若国内货币数量，
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原因，②过形不足，则不惜诉诸
货币贬值以恢复之。这种种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
Ⅲ
也许有人会说，早期之从事经济思想者，只是偶然获得了些处世智慧，
并不太了解背后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须把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的建议，
都作一番简短检讨。这件事情现在容易办到， 因为现在有海克雪尔
① 他对于重商主义者之看法，都归纳在原理第1 版第51 页脚注中：“在英德二 国，对于中古时代之论列
货币与国宫之关系者，曾经作了很多研究，大体说来、我们最 好说，他们因为对于货币之功用缺乏清楚了
解，所以思想不清；倒不是因为故作假定，认为要增加国富，只能从增加该国贵金属之数量着手，所以误
人歧途。”
② 《民族与图书周刊》（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1923 年11 月24 日。
（Heckscher）教授之大著《重商主义》，把两个世纪之经济思想提纲挚领写
了出来，供经济学上一般读者之参考。以下所引，主要皆录自该书。①
（1）重商主义者从来没有以为利率会自动调整，达到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