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女知青-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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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吃得完呢。
　　　　“方便的话，就往省城捎上两千斤去，也让你爸你弟吃些鲜面。”
　　　　她就遥望南边。那边是省会郑州的方向。当然她看到的只是黄黄爽爽的田地，灰白茫茫的麦海。然在她的心深之处，自不消说，她已经灵犀到近千里之外省会郑州。无论岁月和命运对她如何苦口婆心，想让她彻底忘却那方生养之地，实则是胜于蜀道之难。尽管父亲和弟弟，都曾经对她的生活有过诘难掣肘。回想过去，毕竟父亲对她有过养育之恩；而弟弟，也毕竟是一奶同胞。
　　　　除她之外，知青们全部返城那年，春节她回到省城过年，张老师作为一位知音，将她送到镇上的车站，又忽然想把她送往洛阳。偏这时买过了车票，她又说天元，我这一走，如在郑州能找个临时工做，也许就不回了，你就忍心在这和我分手？他就把她送到洛阳，买了火车票，又在洛阳呆了一天，同游了龙门石窟。第二天才搭上往省城去的过路客车，到家时已近黄昏。父女二人见面，少不了各自哭了一场。家里住的是父亲单位的一间一分为二的老民房，建于解放初期，在屋内能看见太阳月亮和点点星光。所谓的两间房子，共是十三平方，父亲、弟弟各住一间，她回去了，便将弟弟赶到了父亲床上。这样三朝两日尚好，过完春节，还没到初五，弟弟便忽然问说：
　　　　“姐姐，你什么时候走？”
　　　　“去哪？”
　　　　“四伏牛山那个张家营子。”
　　　　“我不想走了，那儿的知青只剩下我一个。”
　　　　“真不走了？”
　　　　“真不走了。”
　　　　“天呀……”
　　　　听说自己真不走了，弟弟差一点惊叫起来。那时候，弟弟已经参加工作，因家境贫寒，工种也不甚好，仅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车工，连大集体的工人也还不是，却又偏偏谈了一个模样不错的对象。且对象还是一家银行的出纳，上班时总穿一套配发的绿色制服，胸前别着“中国人民银行”字样的徽章，向所有遇到她的人们宣布，她是全民性质的工人。这样力量悬殊的对比，弟弟自然要对人家敬如尊神。
　　　　她说：“人家真心和你好？”
　　　　弟说：“我这样的人她去哪儿找？郑州城也只有我一个。没结婚我连她的袜子都洗了。”
　　　　她说。“你是男人，腰杆要直着谈恋爱。”
　　　　弟说：“谁让咱家条件不如人。不瞒姐说，她妈她爸的衣服我都洗。”
　　　　少不了替弟一阵难受，可又无可奈何。一句谁让自己条件不如人，道出了弟弟多少辛酸泪水。晚上躺着，听着一板之隔的那边，父亲和弟弟睡在一张床上，父亲说你往里边躺躺，我都睡到了床下。弟弟说你没看我是挨着墙睡，也不能让我睡到墙缝去吧！于是吵了几句，父亲就索性不睡，坐在床头彻夜地吸烟。弟弟霸占着床，睡了一觉，动起恻隐之心。自己到大街上彻夜未归，把床让给父亲，这样熬到初七，弟弟索性家也不回，睡到了对象那儿，只吃饭的时候回来待上半个小时。
　　　　父亲说：“你小子真是不要脸啦！”
　　　　弟弟说：“姐姐不走你让我睡到哪儿？”
　　　　她开始找同学们以叙旧为名，晚上就住在那儿，白天则回家里给父亲、弟弟烧饭。同时，一方面请求以父亲的诚实厚笃，到父亲单位换回一份同情，给自己找一份工作，哪怕是煤厂的搬运工人也成；另一方面，夜间向朋友诉苦，看是否能在哪儿弄出半间房子。类似的努力，耗去了她许多心血，到头来唯一的收获，是父亲在工厂的车间头上，钉了半间油毡棚子，搬出了这间老房，给她和弟弟备让出一张床来。父亲搬走那天，她暗自哭了一场，说：
　　　　“我还回到乡下去吧。”
　　　　父亲说：“都已经住下了，回去干啥。”
　　　　弟弟没吭。可父亲搬走的第二个晚上，弟弟却把对象领回家住。一间房子，木板一隔，两边各设一床，他们说笑到深夜，她说弟的对象，我们一块睡吧。人家却直言不讳，说姐呀，你在乡下辛苦，自个儿一张床睡吧，我和他挤在一张床上，反正我俩早就想结婚了。那个时候，省会再也不是她熟悉的省会，随着时势的急剧开放，西方文明洪水一样东渐，使这个大都会城貌虽然依旧，然人的精神却日新月异。市内出现了几家不售舞票的舞厅，终于转得使青年人有些疯癫的状态。影院上演日本的《望乡》和墨西哥的《叶塞尼娅》、《冷酷的心》等片子，创下了建国以来罕见的票房收入。据说，有的待业青年，在本市连场看《望乡》，可以通宵达旦，甚至追着片子，到一百多里外的古城开封去看。面对这种景况，你能说些什么？弟弟说他对《望乡》没怎么看，只陪着对象看了六场。他这样说时，有一种对《望乡》被政府禁演了的遗憾。又说其实《望乡》是很健康的，不过是中国人少见多怪罢了。少见多怪，他说得多么有理有据。那个晚上，他和对象睡在里屋，先是嘀嘀咕咕说些啥儿，压着嗓子，还惟恐她在外面听见。就连对象的笑，也压成了一股细泉。再后来，也许他们以为她睡着了，开始无所顾忌起来，把床铺弄出天崩地裂的吱吱嘎嘎；连彼此喘息的声音，都仿佛暴风骤雨一样穿越隔板，哗哗啦啦浇注在她的内心，
　　　　她一夜未睡，也未敢在床上动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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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便感到喉咙里有团别人吐进去的粘痰，恶心得不行，弟弟和对象一夜的火山爆发，将她的情感烧成了灰烬。在这大都市里，她连燃烧情感的力气也没了。直到天亮时分，弟弟的气喘吁吁，和那女孩儿欢乐的窃笑，还叮叮咚咚响在她的耳畔。真怀疑那一张老床，被他们折磨得会四零五落。一夜未眠，也不能忘记弟弟和人家还要上班，赶在早上七点半钟，烧好一锅稀饭，买回了一斤油条，又慌慌去胡同口的四川菜铺，买了一袋榨菜，回到家里，弟弟和那女孩儿都已不在，十根油条，被风卷残云，还有两根无奈地睡在案上；锅里的稀饭，倒完整无缺。看看老式挂钟，已是七点四十五分。他们骑车上班，路上最少需要二十分钟。然那个时期，中国刚刚实行奖金制度，努力先在形式上赶超西方和日本的生产与经营管理，超过八点钟没有进厂，扣掉奖金不说，每月超过三次，被开除工职，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走进里屋看看，床还是如样在那，可床上的被子却未及整叠，枕巾落在床下。犹豫一阵，想到自己是个姐姐，是在家闲吃闲住的下乡青年，只好决心去收拾床铺。在叠被子时候，却看见被子下有好几个避孕的皮套，还未及收藏起来。那避孕套儿是枯黄的颜色和素白两种，本来装在精致的纸盒里边，现在被他们一夜的天翻地覆，将盒子揉成一张烂纸，套儿便金黄洁白躺在床铺上。且，单子上虽然无血，却有斑斑点点花色云图。究竟下去，她虽大弟弟几岁，恋爱也谈得如醉如痴，就连这次返城，还和天元在火车站偎了一夜，可他们却是一点恶念也不敢产生，充其量便是拥抱亲吻，还要择时而宜。而他们，弟弟和未来的弟媳，竟敢在姐姐身边大开杀戒。做完了事情，也不加以收拾。当然，说她对此完全感到不可思议也不诚实。毕竟自己到了这般年龄。毕竟知青点有人流产，甚至还有私生子生活在这个都市。可毕竟自己还是清白检点的女子。弟弟他们也老大不小，若不是家里没房，若不是做姐姐的不仅没有返城，而且对象也没最后闹好，也许他们早就结过了婚。不要说都市的大小商店和药店，都摆着不收钱而任你选要的避孕药品和工具，就连乡村的孩娃儿，也有许多将这种套儿当做气球吹着玩的。尽管自己未婚，尽管自己未曾有过这种体验，但见到这种东西，自然也不是首次。她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想退至外屋，任这床上垃圾一片。可她没有这样。她将他们的被子叠了，将乱扔的套儿收拾起来，放在了他们的枕下。要走时，看见枕巾落在床下。捡枕巾时候，她又看到他们用过的套儿，白浓浓的，鼻涕样擤在床头，她便再也无以容忍了。
　　　　她只感到要吐，且立马就有东西吐将出来。重新将枕巾丢在地上，把那鼻涕或硬痰一样的东西盖着，便被人追赶样跑进厕所，可是，蹲在那儿，胃里翻江倒海，却又什么也吐将不出。大杂院里，五户人家，公用一个厕所。上班的上班去了，留下的都是闲杂人员。邻居的一位老保姆走进来，问她是病了？是吃错东西了？是嗅到怪味了，她都说不是。
　　　　“你是怀孕了吧，快到妇产科看看。”
　　　　听了这话，她忽然连呕吐的意思也烟消云散。从厕所出来，锁上屋门，到街上看着高远的天空，看着熙攘的人群，然后到百货大楼漫无目标地走走，登上二七纪念塔，如乡下人一样看看城市的全貌。便到菜场，倾其口袋所有，割了二斤素肉，买了银耳、蘑菇和几样青菜，最后买了一瓶张弓大曲。
　　　　父亲和弟弟下班回家，六菜一汤已经摆在桌上，三个酒盅也已倒满。弟弟立在桌前，说天呀，东方升起了红太阳还是怎么？
　　　　她说：“给父亲提前过个生日。”
　　　　父亲说：“离我生日还有三个多月哩。”
　　　　她说：“我明天就想回张家营了。”
　　　　一屋子沉静，如满坝的水样，慢慢悄悄溢过坝去，流到门外，还不见有一丝声息。过了许久，她把酒端给父亲，也端给弟弟，笑着问弟弟何时结婚。弟举起酒杯，说早想结了。她说结婚时给我拍一份电报，姐姐赶回来参加婚礼。
　　　　弟弟放下酒杯。
　　　　“姐，你呢？”
　　　　她说：“找好了。”
　　　　父亲把酒杯从嘴边拿下来。
　　　　“在哪儿上班？”
　　　　她说：“乡下人，张家营子。”
　　　　弟说：“不会吧？”
　　　　她说：“真的。”
　　　　父亲说：“真是真的？”
　　　　她说：“是真的，叫张天元，民办教师。”
　　　　父亲把酒杯磕在桌上。
　　　　“你不打算返城了？”
　　　　她说：“结了婚就在乡下呆一辈子啦。”
　　　　父说：“你疯了娅梅！”
　　　　她说：“谁能把我从乡下调回来？”
　　　　父说：“调不回来也不能结婚在乡下。”
　　　　她说：“一辈子调不回来我就一辈子不结婚？”
　　　　父亲看着她，脸上硬着一层淡青，双手搁在桌边，哆嗦得叮叮当当。她也望着父亲，眼角有了泪水。谈不上多么凄伤，只是有一种无可奈何在目光中转来转去。这样望着，父亲眼中竟也潮湿起来。不需谁说，先自端了一盅酒喝。尽了，又给自己斟满，擎在半空，说娅梅，我权当没有养你，由你定吧，要在乡下结婚便结去，后半生后悔起来别怪我做父亲的没有劝阻。然后，便又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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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天元，料不到这么丰收，要打五千斤小麦，如何吃得完呢。”
　　　　他说：“要方便，就往省城捎上两千斤去，也让你爸你弟吃些鲜面。”
　　　　“几年前，”她停了一阵说，“不也还在闹着灾荒，我们吃不完了就囤在家里。”话是说得平平淡淡，但她毕竟考虑的是流水日月，是乡村的长远之计。这话说在乡下农民口里，倒是日常得很，说在她的口里，一个从省会来的下乡青年，迫不得已才落户下来，总让外人觉得是一种沦落或寄籍的女子。可她却没有这种感觉，且又在乡土社会乐在其中。做丈夫的是颇为感动，说热泪盈眶未免夸张玄虚，可到底心里荡起了些许涟漪，他依然弯腰割麦，几镰刀过去，又忽然伸直腰板，望望苍茫天空。孩娃儿正在他们身后玩着树叶草棒，不时抬头愣怔自己的父母。
　　　　他说：“娅梅，我总觉得有些对不起你。”
　　　　她说：“怎么了？”
　　　　他说：“和你结婚，我总以为是我害你。”
　　　　她笑笑：“我还以为是你救了我呢。”
　　　　那年从省城回来，火车、汽车，又步行一天，到张家营时已近黄昏。冬末的日子，黄昏是一种草木灰的颜色。山梁上空旷如没有人烟。也静奇得很，本该解冻流水的沟溪，还硬着苍白的一条冰带。阳坡上有着黄亮的红土，阴坡却是极厚的积雪。积雪又不是白的，而遭了冬日的风尘铺盖，和黄昏迟暮，天地合一。有风，吹成一种凄伤的呜咽。山梁上的零散村落，在空旷的天地之间，渺小得如同一块浩漫田地中的一片枯叶，也许一股大风能把它悬将空中，亦难猜测。你看张家营子，窝在山坡的坑田之中，多像一只躲风绵羊，无非羊是黑色的罢了。居然在这黄昏里，找不到它有一丝喘息的生气。牛、羊、猪和狗，都去了哪里？也不见有人走动。炊烟倒升起几股，响在黄昏的天空，极像月光淡淡、飘飘洒落村头的响声。她回到知青房时，总以为自己是走进了一副放在台子地上的枯棺里，心如死灰十分龙钟。可是，打开房门，两排房子虽沉沉静寂，回家一个来月，屋里却干净得很。走时卷起的铺盖，这时铺在床上，被窝叠成一头折死的模样，似乎等她随时钻进去睡。床头上有张纸条，写着火生着了，饿了自己烧饭。她放下简单行囊，走进灶房一看，煤火果然生了，黑煤饼中间的一眼小洞，正有指头样一股火焰，蓝莹莹地腾在空中，跳来跳去地扑扑有声，再看案上，盖了，春节时乡下走亲戚的没有式样的油饼，还有干成了柴草的麻花，和半碗熬稀饭的大米、红枣。也是果真饿了，她便开火烧饭，烧水洗脸。虽是冬末初春，却乍暖还寒，外面冷成三九之时。然这屋里、灶房，相比之下，还暖烘烘的。回想起郑州那一分为二的两间小屋，挤得如一方鼠洞，彼此的亲情，也并不是想象得那样慰心。可这张家营的知青房，倒大得够你钻天打洞，倒有几分慰心的温暖。不必去想，这都是天元之为。反过来说，她享受这份温暖，且还不像在省会自己家中享受那份劳作时感到对父对弟的内疚。仿佛，张天元会这样做，也该这样做，一切都在料断之中，不这样反而超了常情。进一步说法，也就是她回到这儿，反感到回了属于自己的家；回到都市的家中，反有寄籍之念，总有沦人篱下的想法。洗了脸，吃了稀饭泡麻花，走出来时，却见天元立在门口，脸上有淡红的喜悦。
　　　　他说：“你回来了？”
　　　　她说：“回来了。”
　　　　他说：“我猜你就在这几天回来。”
　　　　她说：“你怎么不猜我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
　　　　他说：“总得赶回来拿拿东西，办个返城手续。”
　　　　前后相随着走进屋里，她坐在床上，他立在屋子中央。她说我能吃了你吗？你离我那么远。他便坐到她的一个木板箱上，说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看你气色不好。
　　　　“我弟弟快要结婚了。”
　　　　“你不高兴是因为小麦比大麦先熟了？”
　　　　“我也想结婚。”
　　　　“和谁？”
　　　　“还能和谁？”
　　　　“我？”
　　　　“你不愿？”
　　　　“当然愿，就怕你后悔。”
　　　　“是怕你后悔。”
　　　　她那时候，抬起头正正经经瞅着他，似乎要从脸上找出啥，看到的却是一个冷丁儿的发现。这么多年月过去了，彼此脸对脸地瞅着，也不亚于三次、五次，可直到这时才看见他，原来两个眼都是双眼皮儿。先前，她一直以为他仅仅左眼是。她有点想笑，又怕他说她没把婚姻大事放心上，这个时候还儿戏。可她忍不住这个奇怪，怎么先前没有发现他双眼都是双眼皮。外面的夜色来到了，窗上爬的是日落后的最后一层薄光。有脚步声从台子地上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