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女知青-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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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翻天覆地的一道洪水。她感到一阵剧烈的阵疼以后，便被抬进了急救室里，进行了一系列检查。进去时落日一片，在窗上紧紧贴着，及至检查完了，那些缺少红润的日光，都贴在了医生的脸上。她说我疼得要死了，拉着一个医生的手，我是不是真的要死了？你没事，医生说，主要是孩子。她感到肚子的下部有如千刀万剐，又仿佛有一个人用手一下一下在她肚里揪抓。记得生强强时候，并没有这么疼痛。那时候，在乡村接生婆肮脏的大手掩护下，孩子极其顺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急救室是二十多平方米的一间大房子，四壁洁白，光秃秃的，如同一个人失去了一切的心房。几样医疗器械放在一张平推车上。她躺在救护床上，用手抓住床沿，上下嘴唇紧紧闭着，如同一定要关死人与地狱的一道通门。她知道自己是不会死的，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万般无奈的剖腹产在上世纪的中期，都已时兴了都市乡村。孩子、孩子当然不能死。孩子是她的未来，是她向丈夫、向世界宣战的唯一武器。她说：
　　　　“孩子怎么了？”
　　　　“胎位不正，还有点别的问题。”
　　　　“不能想点办法？”
　　　　“都想过了。”
　　　　“万不得以你们剖腹吧，我一定要有一个孩子。”
　　　　大约妇产科的医生护士全来了。他们围着主任，临时开了一个小会，商议了一项方案。主任过来问，你丈夫呢？她说我疼死了主任，主任说你丈夫怎么没来？她说我没有丈夫。主任把目光搁在她抽搐不止的肚子上。不要说气话，主任说现在必须有你丈夫在场。她一手抓住急救床，一手抓住主任的手，额门上汗如雨注、她说我丈夫死了，有什么事你给我说主任。门外汽车和人流的声息已渐渐平静，不消说，时间已是夜晚。你年纪大了，主任说我们已经十余年没有护理过四十多岁的女人生孩子。现在问题很多，大人和孩子我们只能保住一个。主任说这番话时，平静而又耐心，就如一个老师在向他的学生耐心地解释一道难题。她望着妇产科主任的那张脸，像望着一湖不知深浅的水。
　　　　“我先前生过孩子，我不会有难产。”
　　　　“会的，”医生说：“而且不是一般的难产。”
　　　　“我死也要把孩子生出来。”
　　　　“你死了生出的孩子谁养活？”
　　　　主任的话噎得她哑口无言。这是妇产医院，不是亚细亚大酒楼，万事皆由她说了做数。她望着主任脸上那张大白口罩，以为那是浩漫不可企及的天空。于是，眼角有了泪水。继而，突然爆发的又一阵阵疼，随着泪水的流出，乘虚而入，一下传遍了她的全身。就这一瞬之间，她看到了丈夫那张瘦小多诈的脸，在她眼前一闪即逝。她想起了三十岁的时候，她初次怀孕，天元天天守护着她，仿佛守护一盏风中的油灯，生怕那灯光有一闪失。接生婆虽然又脏又丑，可她却和婆婆一道，不停地替她擦汗，说咬着牙你，把嘴唇咬破你就不疼了。那当儿，她只感到疼痛和兴奋各半，在那屋里热烫热烫煮着她。眼下，她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还是丈夫的讨债人。生强强的时候，天元在屋里烧水消毒，在床边刨坑以埋下老大头胎的脐带。现在，到了夜里，也许丈夫已经和哪个女人滚在了床上，正播着情欲的暴雨，也许，在哪家豪华舞厅，踩着都市的节拍，一边搂紧新的舞伴，一边正盘算把哪个画家、书法家的字画廉价弄到手里，高价卖给国外的商人。他不知道她正在病房难产。他对此漠不关心。他所期盼的是她同孩子最好一块死于难产之中，然后，他便当然地继承了她的那些财产。他动用了她一百八十万元的存款，在这个城市开设了最大的康华文化公司。可他仍不满足，他想千方百计从婚姻法中寻找一个可乘之机，离婚时分走她一半的财产。她果真把自己的嘴唇咬出了血。医生去她脸上擦汗擦血时，她用手拉近了医生的胳膊，医生歪过头去，把耳朵贴在她的脸上。
　　　　“该怎么你们怎么吧，我要大人孩子都活着。”
　　　　医生直起腰来。
　　　　“我们尽力而为。”
　　　　一张双层的白布搭在她的脸上，把她和这个世界隔开了，她听见医疗器械碰撞的声音，又冷又硬，叮叮当当挂在她的耳边，如同挂着白白亮亮的几个冰凌条儿。还有脚步声，拖拖拉拉，又异常急速。不消说，医护人员是快步而又脚不离地地走来走去。这时候，她感到了向未有过的孤独。都市的嘈杂声，远处火车的汽笛声，楼后马路上走向夜生活的鼎沸的市民声，这一切都不属于她的，都不能占有她的脑海。倒是十余年前的生活景象：狐狸对她不尊重地动手动脚，天元对她奉若神明的思恩爱爱；黄黄时不时地咬她裤角；强强乘借月光捉迷藏后，在她的唤叫声中贼头贼脑从她身后溜回家里的身影，《欢乐家园》中山虎伴一具女尸睡了三年的图景，卖馄饨时同唐豹同心同德的奋斗……这些往事，温暖如春地占有了她的全部身心。还有婆婆，婆婆此时把她引到了另一世界的学校门口，目送着强强走进了一座半庙半寺的学校。又引她到一家不大不小的百货商店，一家坐落村头的饭馆。在商店婆婆说，需要什么你就拿吧。她说我没带钱，婆婆说在这边买东西不要钱的，你只要说句你们这边比那边人世好也就行了。在饭馆她们刚刚坐下，服务员就把饭菜端了上来。用过饭菜，婆婆走到那开馆的主人面前，她以为婆婆是去付钱，谁知婆婆对人家说，我引着我儿媳到这边看看。那主人说，多引她走些地方，让她把两边好好比比。就很热情送她们出了饭馆。站在饭馆门口，婆婆说这边好吧？她说果真是好，至少没有像我现在这个丈夫那样的人。烦了你就过来吧，婆婆说，不过来到张家营生活也比省会好……
　　　　生完孩子，从昏迷中醒来已是深夜一点多钟。都市的繁闹，好不容易有了片刻安静。她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是输液的瓶子，感到肚子又瘪又塌，如泄了气的一个大气球。一个护士朝她走来，说你不睡了？她望着护士那张平平淡淡的脸问：
　　　　“我生了？男孩女孩？”
　　　　护士说：
　　　　“男孩，六斤半。剖腹产。可他死了。采取的是保大人不要孩子的办法。你年纪大了，不适宜怀孕，不能生了。大家忙到现在才都回去。”
　　　　孩子终于没能生存下来，在这偌大的都市里，娅梅仍是子然一身，无论抗争或者奋斗，简或从人生的战场上撤退，她都将是孤立无援，命败于都市化的人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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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仅此也就罢了，说到底还是那句，一失足成千古之恨。料不到的事情是，娅梅从妇产医院回到藤萝缠绕的新宅，本想在六月的夏天，宁可亚细亚酒楼少赚一些，自己也越好好歇息将养一番，所以一连几天不往酒楼里去。到了一日午后，在家心烦意乱，信步到酒楼一看，上中下三层客厅，空调、电扇都在工作，客人却寥寥无几，少得可怜。照说，置炎热的夏季，吃喝的人少些当是常事。但一楼的冷饮大厅，不说应该满座，十成有客七八，应是该的。然而，客人却也是寥若晨星。走到服务台里去，蝇子在服务小姐的头上旋转盘飞，服务小姐却睡得十分香熟。沿街过的汽车喇叭，大吹大擂，声动山河，惊破了全市的午休，唯一不能惊醒服务小姐的美梦。见此番情景，少不了一场大动肝火，差一点把姑奶奶三个粗字写在脸上。叫来临时负责的指派经理一问，才知道她在住院期间，男人来酒楼四次，均是以她的名义，不仅调走了几位精明强干的漂亮小姐，而且又从帐户上取走了十万元现金。问说没有我的签字，谁也不能去银行取钱，为何钱就取走了呢？新换的出纳取出取款凭据，说本来就有你的手章和签字。凭据自然是银行中统一实行浅黄色薄纸。娅梅接过那薄薄一纸，左审右查，对着灯光细看，才发现那签字除了李娅梅的娅旁女字，和自己通常签字的娅旁女字相比，稍稍瘦了一点，实在找不出二样。其余各样印章，难以挑剔差错。至此，娅梅才终于明白，乘自己离开酒楼之机，从帐上取走一批款子，是男人蓄谋已久的精心安排。无论那笔迹的模仿，还是各类印章的重新刻印，都周全老道，滴水不漏。从各个方面去讲，同光明大商场的老板唐豹比较，这位合法的男人，也许才是都市真正的主人。有了此类情况，不要说离婚的事是越快越好，就是有能力将男人送进班房，也是当该。孩子死了，财产损了，年龄失了，甚至连生存的力气也一下减退三分有二。娅梅什么也没说，从酒楼回到新宅，喝了一杯开水，镇压一下激动的情绪，便抓起电话，拨通了北郊的康华文化公司，找到自己所谓的丈夫。
　　　　“我是娅梅！”
　　　　“听出来了。你身体好吗？”
　　　　“孩子死了，你趁心如意了。”
　　　　“你打算怎么办？”
　　　　“离婚。”
　　　　“什么时间？”
　　　　“越快越好。”
　　　　“只要你把财产给我一半，现在也行。”
　　　　“我要是什么也不给你呢？”
　　　　“我有律师，还有别的一样东西。”
　　　　“什么？”
　　　　“有一天打开盒子你就知道了。”
　　　　关于离婚和财产分配，已经是这世纪之初最普遍的问题。律师事务所的公务人员，也最欢迎这类诉讼，一方分配的财产愈多，他按比例抽成也愈多。娅梅也自然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主顾。她到法律咨询处咨询了有关离婚的财产分配问题，才决定向法院提出离婚上诉申请。可不及她将上诉书递交上去，她便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了一个从本市北城康华文化公司寄来的极其精致的木盒，如同情人送给情人的订婚戒指那类盒儿。回到家里，打开一看，盒里除了装有一份平分财产的协议离婚书，在等她签字以外，还有红绸包的如浅黄的粉笔头儿似的一段婴儿风干的手指。再找盒里，还有一封短信，信上说亲爱的娅梅我妻，这是你给我爱情结晶体的第一个指头，你如果不答应分给我一半财产，在离完婚以后，我会不定期地给你寄去或送去一个木盒，就如当初你每周接到我一封求爱信一样，寄完我们孩子的手指我寄脚趾，寄完脚趾我寄鼻子、耳朵、眼珠。都寄完了，我一块一块寄孩子身上的肉。总之，你在这个城市，别打算有一天舒心的日子。我以孩子父亲的名义，从妇产医院领出咱们爱情结晶的婴尸，就是为了你后半生不断接到你最需要的一种礼品。
　　　　望着那粉笔头儿似的孩子的手指，她突然之间，陷进了人生命运的深渊之中。她不知该把那一截风干的婴指扔了，还是做为罪证送往那些执法的部门。对这些事情，她并不感到多么恐惧，只感到一种精疲力竭的劳累。一种行将垮掉的感觉，如同暴风雨样向她袭来。就在这一刻中，她想到了多年没再想过的张家营子，想到了风平浪静的乡土社会，想到了忠厚笃诚的天元，想到了婆婆、强强、黄黄，想到了和天元情意深长的乡村生活，想到了自己十余年的奋斗，就像都市大海的一叶孤舟。冷丁儿觉得自己该歇了，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就是亚细亚酒楼彻底垮掉，财产真的分给所谓的男人一半，另一半你如何消受？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儿子，没有女儿，除了只有行同路人，素不往来的弟弟和弟媳，你到底还有什么？其余所有，大约就是对乡村生活和乡土社会的回忆了。楼外夏天的炎热，在葡萄藤上慢慢浸染过来，屋里的烦闷像发酵的面团一般，粘粘拽拽地膨胀着，最终将她包了起来，在使她深感繁乱的都市生活将要使她窒息的这一刻钟，面对着所谓爱情结晶的尸婴风干的手指，她终于承认，自己到底是个女人。到底是常人凡胎。到底，与这都市畸形繁华所滋养的一些蛹虫一样的人们相提并论，彼此内在的精神还是格格不入，于大都市的生活精神来说，还是隔着一层。究其原因，是因为女人所致，是因为自小养成的秉性所致，还是因为近三十年的乡村生活，被乡土社会的淳朴熏陶所致，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却是说不清的。照理，本可以以丈夫寄来死婴的手指、信件和冒名取款的凭据为证，找好律师，大干一场，只要法律在这件事情上，略持一些公证态度，再借助一些新闻媒介那种中国传统伦理的力量，不要说丈夫从自己手里夺不走什么财产，进监狱蹲上一段时间，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然而，娅梅却终于下不了把自己法律上的丈夫、因为离婚财产分配不公而送往法庭上去的决心。这种与人为善的弱点，最终仍然是她命运之途上的一个陷阱。最糟的是，明知是陷阱，还要睁着双眼跳将下去。事情拖过一些日子，整个夏冬四季，她都生活在对乡土社会的怀恋之中。到今年正月，在屋里似病非病地睡了半月，当自己打开医生给的一包西药，看到其中除了十余个白色药片外，还有一颗黄豆似的东西，拿在手里细加辨认，知道了那是一团儿干肉，是自己所生死婴的风干的小鸡儿时，娅梅同时也看到了推门进来的丈夫，风度翩翩，身后跟了一个多彩多姿的漂亮姑娘。
　　　　他说：“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算了。”
　　　　她说：“我要告你，送你上法庭！”
　　　　他笑笑：“你不会，说到底你真心爱过我。”
　　　　她冷眼相对：“要会呢？”
　　　　他瞟一眼身后妖艳秀丽的姑娘。
　　　　“她父亲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要打官司就得大打，准备打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谁胜谁败还不一定。”
　　　　所谓的丈夫领着姑娘走了以后，她左思右想，打听到那姑娘确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之女，便一声长叹，打消了诉诸法律之念，接受了苛刻无理的离婚条件。于春节以后，办完手续，关起门来痛哭一场，就简便行装，有几分贸然地回到了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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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中午十二点多的时间里来，天元听见一声门响，睁开眼睛，娅梅已经走进院里。午时的阳光，金灿灿地在她脸上照出一种年华方富的颜色，浅淡红润。若不是昨夜总以为天元会去老房找她，被情爱的激动和失望弄得一夜未眠，她是看去比现在的年貌少小许多。也许这就是都市的本来特征——总让人看去比实际年龄少了一些。而乡土社会，这一点则恰恰相反。比如天元，一眼看去虽然不是十分老相，但决然不会有人说他不是五十岁的人。至多，人家说他不算老的，和你实际年龄一样。
　　　　“你可真能睡”，天元说，“睡到了午饭的时候。”
　　　　娅梅没有自嘲自责，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
　　　　“你说你晚上去同我有话说，我等你一夜。”
　　　　天元反倒有些自责起来，觉得实则是自己的懦弱欺骗了娅梅的感情。说起来，昨晚吃过夜饭，送走几位来看娅梅的邻人，天已十分大黑。村街上响起了做娘的唤娃回去睡觉的叫声。那时候，他们二人坐在新房，一个床上，一个凳上。该问的问了，该说的说了，要在往日，这时间也就是上床睡觉时间。可话又说回来，毕竟都是年过半百之人，对床上的事情，也都吃尽了苦头。那种所谓的理智，实则是一种对情感的压抑。从生理学上去讲，这个年龄，事实上更需要和风细雨的恩爱。就娅梅的回来，无论母亲借助亡灵来去方便的条件，到省会去看到了娅梅多少难以启齿之事，但那到底都是人生的破绽和命运的漏洞。今天，她能千里迢迢回到这乡土社会，不能说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