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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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片目，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我想问一句：如果谢晋知道学界的窳劣分子在用他的名义造假，会提出什么建议？此套丛书名日“快读”，是否改成“快抄”更确切？
二、《悲情画传》：倪骏主编之书
“二道贩子”式主编的典型人物是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倪骏。亦即上一节中提到的N女士。之所以单单把她的名字再次公之于众，是因为她的抄袭剽窃格外突出——最近，某读者来信披露，她自称是独立撰写的《中国电影史》不但大量抄袭了陆弘石的著作（参见吴迪：《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电影研究中的抄袭与剽窃》，载《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而且对章柏青的《中国电影电视》一书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抄袭剽窃，抄袭字数达九千有余。她在《快读》中的行径则再一次证明这种行为绝非是她一时的疏忽。她主编的《悲情画传》（以下简称《画传》）告诉我们，抄袭剽窃已经成了她的治学方式和获取名利的重要手段。
《画传》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是该社推出的“中国电影百年经典书系·影人画传系列”之一，首印8000册。在读书市场萎靡的今天，这个印数端是可人。此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9位影界名人——乐蒂、李小龙、张国荣、阮玲玉、周璇、邱岳峰、赵丹、梅艳芳、上官云珠的生平、经历和业绩。篇幅长短不齐，长者47页，短者不足8页。文中人称不一，时而以“我”自谓，时而以“他/她”相称。且不说其体例上的混乱和编辑上的草率，仅就其内容而言，全书28万字，至少有25万字抄自他人著作。因抄袭者要将人家的整本书缩简为数千至数万字的文章，所以采取的是“跳跃式抄袭法”，即东摘一段西摘一段。请观其详——
1、“脆弱的金刚之身——李小龙”（《画传》，第21～42页）抄自祝春亭著《功夫影帝——李小龙》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祝著正文共393页，倪编从第5页（第1章“章首语”）抄起，一直抄到第351页（第22章“章首语”）。
2、“自恋的绿树红蔷——张国荣”（《画传》，第45～74页），抄自忱岳著《烟飞烟灭张国荣》一文（2003年4月9日～13日，《合肥日报》）。
3、“悲情的命运写照——阮玲玉”（《画传》，第77～100页）抄自唐汉编著《上海滩风月女明星》一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从第200页抄至347页。
4、“可人的精灵古怪——周璇”（《画传》，第103～150页）同样抄自唐汉编著《上海滩风月女明星》一书。此文在倪书中篇幅最长，计47页。因此，抄袭的也最多，即将上书的第16、17、18、19四章悉数抄入。
5、“生命的最终抗争——邱岳峰”（《画传》，第153～158页）一文共两节6页，除开头三行外，其余全部抄自李元撰写的《名优之死——怀念著名配音艺术家邱岳峰》一文。（此文最初发表于《电影故事》，网址：peiyin/2005/Article。asp？Articleld=401）
6、“文艺的大预言家——赵丹”（《画传》，第161～170页）共六节10页。抄的是向继东、黄宗英、李辉三人的文章。
7、“芬芳的烈焰红花——梅艳芳”（《画传》，第173～196页），抄自黄晓阳著《芳华绝代：百变歌后梅艳芳传》（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此书的第2、4、5、7、8、9章尽数抄入，从28页抄至244页。
8、“时代的珍珠稻草——上官云珠”（《画传》，第199～246页）抄自陈复观著《上官云珠》（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所抄内容出自陈书的2、3、4、6章，计从55页抄到251页。
就抄袭者的付出而言，“文艺的大预言家——赵丹”一文抄得最为辛苦——翻阅的文本最多，抄袭的范围最大。如，此文的第一节的第一句即抄自向继东发表在《书屋》2001年第4期上的《重读赵丹的遗言——赵丹逝世二十周年祭》一文的第一句。第二节除个别字句外，全部抄自向文：第二节的第一段抄自向文的第一段的最后一句；第二段抄自向文第二段的第10、11、12行；第三、四段是引用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中的两节，而这两节文字恰好是向文所引的8段赵丹文章的末两段；第五、六段抄自向文的第11段；第七段抄自向文的第12段；第八段抄自向文的第13段。在这一节中，抄袭者做了两处比较明显的改动，一处是将向文的第一人称“我”改掉，向文第11段中有这么一句：“我还看到一份‘关于赵丹艺术生涯’的资料”，抄袭者改成了“根据一份‘关于赵丹艺术生涯’的资料记载”。另一处是，向文第13段提到曹禺：“连很‘听话’的曹禺，读了赵丹文章，他也写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抄袭者把“甚至是祈求”一句前面的文字去掉，只保留了“祈求”后面的文字。如此一来，曹禺的话就变成了抄袭者的话。
倪编此文的第三节抄自《黄宗英自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黄宗英回忆赵丹的文字共五部分，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你忘了最重要的”，抄袭者把这个题目改成其文的二级标题，后面加了“我是个演员”，又将开头的87个字删掉，将后面的攫为己有。黄文第二部分的题目是“幸福进行曲”，抄袭者将这个题目改成此节的三级标题，把这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合为一体，选了其中的三、四两段，并改动了文中的个别文字，如，将“布满”改成了“充满”，将“作伴”改成了“相伴”，将第一人称“我”改成了“黄宗英”，将“重来一个”改成了时尚语言“重塑一个你”。
倪编此文的第四、五、六节都抄自李辉的文章《再听绝响——赵丹和他的狱中交代》（《赵丹自述》，李辉主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因为篇幅所限，抄袭者将李辉的文章东剪一句西剪一段，拼凑成文。可是抄袭者又不肯花时间梳理文脉，贯通文气，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人称变幻不定、逻辑乱成一团的表述——
跟黄宗英谈赵丹，总感到有些残酷。
“想到赵丹的事情，心里就发冷。”第一句她就这么说。然后，又去拿来一件厚睡袍把自己紧紧裹住。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总是有着艺术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当无休止的折磨、逼迫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如所扮演过的林则徐或者许云峰一样，拍案而起，说出平时不敢说出的话来。
我们感受到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赵丹。这是一个弱者在与命运抗争，哪怕是可怜到极点的一种心灵挣扎。
文革后给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签字……（《画传》，第168页）
这五段文字分别来自李辉主编的《赵丹自述》一书的第104页、105页、104页、102页、105页。倪编此文的第一段的人称是“我”（李辉），第二段的人称是李辉眼中的“她”（黄宗英），第三段是李辉对赵丹性格的评论，第四段是李辉对赵丹狱中检查的感慨，第五段是黄宗英对李辉的讲述。这种倪氏“蒙太奇”的效果如何，无须细数。
倪编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抄袭者有时还要画蛇添足——在本来通顺的原文上加上几个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类文理不通的句子：“赵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叛徒来立案的。”（《画传》，第167页）李辉的原文是：“赵丹被捕是按照‘叛徒’来立案的。”（《赵丹自述》，第99页）。
在《画传》的扉页上，印着“本书编委会”的名单——主编：倪骏（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中国电影史学博士）。执行主编：姜睿文。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李元、李辉、沈岳、陈复观、林凯瑜、姜睿文、祝春亭、唐汉、黄晓阳。这些编委中除了林凯瑜、姜睿文二人之外，其余七人都是上面提到的作者和原编著者。倪骏似乎想用这个残缺的名单昭示世人——此书得到了作者和原编著者的授权。事实上，不必说漏掉的向继东、黄宗英，就是这些荣列“编委”的作者和原编著者原本对此书的出版也毫不知晓。也就是说，作为主编，倪骏既没有得到原作者的授权，也没有向他们支付稿费。所谓编委云云，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骗术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章第10条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的多种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中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性、汇编权等等。第3章第24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包括6项内容，其中包括：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付酬标准和办法；违约责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9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第23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但是报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
揆之以上述事实，可以明确地说，路海波、倪骏违反了《著作权法》，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性以及著作权人的财产权。他们所主编的书是抄袭剽窃之作。路海波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艺术）成员、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电影艺术》编委、倪骏的硕导和博导。导师主编《快读》，学生主编《画传》，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师承？倪骏在其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说：“‘不仅要学做学问，更要学好做人！’这是刚进中戏的时候，路老师在第一堂课上的第一句话，历历在目，声声在耳！”（优秀博士论文文库）在话语与事实产生的巨大反讽面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上梁下梁”一类的俗话，我不做此联想。我想到的是“薪尽火传”这句古语。我关心的是，这种做学问与做人的哲学在高校，在学界有多大市场？这把“主编之火”将通过倪副教授的身体力行传给何人，传向何方？
三、《电影艺术欣赏》：高鑫主编之书
这也是一本“二道贩子”主编的书。主编者是中国传播大学电视系博导、教授高鑫。其主编的《影视艺术欣赏》（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初版分上下两册，上册是《电影艺术欣赏》，下册是《电视艺术欣赏》。在此书的序言中高鑫说：“长达52集的《电影艺术欣赏》在电视屏幕上播出的时候，我也断续看过，当时就觉得制作的相当不错，既有历史的追述，又有形象的体现；既有世界著名的导演，又有最经典的电影佳作。不由得感叹；真是一部用功之作。”“最近，我所执教的学院要出一套‘中外影视研究系列丛书’，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将《电影艺术欣赏》连同《电视艺术欣赏》的文学脚本汇编在一起，完成了这部影视艺术欣赏出版，也算了却我们多年的一个夙愿。”
高鑫的夙愿了却了，一位留美博士却因此发愿——2003年《电影艺术欣赏》的两位撰稿人之一王汉川自美国致信当年的合作者——另一位撰稿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一鸣，说他要越洋打官司，控告高鑫侵权。高鑫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其实用不着法院判决，高鑫已经不打自招——52集的电视专题片《电影艺术欣赏》的文学脚本共26万字，是李一鸣和时任山东艺术学院讲师王汉川两人分别撰写的，李、王拥有此书著作权。尽管高鑫把李一鸣、王汉川的名字写到了各节之后，但是他事先没有得到著作权人授权，事后不付给作者稿费，并且自封主编，当然是侵权行为。这是一种既图名又图利的侵权。它“虽无抄袭之名，却有抄袭之实”。（见叶继元等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四、重提学术规范
上例说明，“包工头”和“二道贩子”主编形形色色，有的是有意违法，有的是无意为之。不管有意无意，他们都违反了学术规范，违背了职业道德。《学术规范通论》有这样一段话，很值得这两类主编一读：
目前有些学者以编或编著的方式把一些学者的学术作品结集出书，正常的编著程序应该是编者事先征得作者的同意，取得相关授权，与作者签订合同后才能将他人的作品交付出版社结集出版（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发表后超过50年的则不需授权）。同时，编者和出版社应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向作者支付稿酬并寄赠样书……然而，有些人私自将其他学者的文章结集出版，未与作者联系，也不支付稿酬。这里分两种情况：一是这些编者在书中标出原作者的名字，明告世人，此文并非我写。这样，编者虽不能将他人作品直接归入自己名下作为自己的成果，却占有了别人的稿费，即图利不图名型……这样的编著侵犯了原作者的合法权益，但称其抄袭似乎又不大妥当，因为抄袭剽窃是将他人的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也就是说，这种行为虽无抄袭之名，却有抄袭之实。二是所谓的编者会偶尔“漏”署一些名字，或者干脆将原作者的名字全“漏”掉，在封面上只署上自己的名字，有时也不写明是编还是著，企图误导读者。与第一种情况不同，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抄袭，视他人成果为己出，其目的是评职称，拿奖项。（叶继元等编著：《学术规范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行文至此，我要说几句并非题外的话。我知道，写这种文章会大大地得罪人。我点名的人大都是圈里的熟人，有的甚至可以说是朋友。因此，遭人恨、被人骂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想说“我不遭人恨，谁遭人恨”的豪言，不想说“主张社会公正，清理学术环境”的壮语，我只想套用一句名言作答：我爱朋友，但我更爱学术。因为这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不想生活在一个被时人讥讽、被历史嘲笑的时空之中。
试析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观
朱 峰
法律必须具有权威，只有这样它才能向人们提供有效的行动理由，这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和自然法学者的共识。但是，法律权威的基础是什么？两个学派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自然法学者普遍主张法律权威的基础是道德，用其经典公式表示为：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只有符合公正之道德条件，才能够得到人们的服从，否则人们可以完全不服从法律。然而，如果法律权威的基础来自于道德，即法律的要求等同于道德的要求，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为人们提供独立于道德的行动理由，法律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换言之，以道德权威论证法律权威的做法，将使法律义务与法律存在的理由同时丧失，因为在那里道德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为了弥补因自然法理论失效所造成的法律权威基础缺失的问题，二十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致力于厘清法律与道德之关系，坚持“法律与道德二分”的知识论基础上，努力为法律权威寻找其经验性（事实性）基础。在这一方面最先做出尝试的学者是约翰·奥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