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4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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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主观概率最终可以和客观概率达到一致，然而，拉姆齐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归纳法能否引导我们最终验证客观概率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不停地抛掷一枚硬币，就可以验证硬币正面出现的概率是二分之一而在凯恩斯眼中，概率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不可分离，概率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概率无法被定义，或者说也不需要定义，他认为，概率是一种我们“认识到”的“真正的客观”关系，从我们的认识和推理能力来说，概率是主观的，然而，任何具有类似认识和推理能力的人都会领悟到同样的概率关系，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概率关系又是“独一无二和客观的”，所有事后结果所提供的证据不会改变概率本身，只会改变我们判断这个概率时所具有的信心程度，换句话说，概率是一种信念，是一个逻辑起点，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支持，但人们对这种信念的信心程度会受到经验的影响。
凯恩斯对拉姆齐的观点评论道：“在试图把‘理性的’信念度与一般意义上的信念区分开来这项工作上，我认为他（指拉姆齐）还不怎么成功。”（第342页）在他看来，拉姆齐意义上的主观概率其实就是人们对信念的信心程度，这根本就不是概率，如果将拉姆齐意义上的客观概率看作凯恩斯意义上的概率，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这个客观概率是从哪里来的如何认识到这个客观概率凯恩斯的回答是，概率以概率开始，也以概率结束。尽管通过与维特根斯坦的接触，凯恩斯发现自己的脑子“离基本哲学问题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搞清这些东西”，但从哲学角度来说，凯恩斯远比拉姆齐深刻，拉姆齐认为，通过归纳法可以最终认识到终级真理，而凯恩斯认为，归纳法无法达到终极真理，真理是被表现而不是被发现的，凯恩斯讨论的问题可以兼容拉姆齐的问题，而拉姆齐的问题却不能兼容凯恩斯的问题，拉姆齐最终不过是凯恩斯的陪衬。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
尽管拉姆齐在26岁就英年早逝，但他却留下了三篇经典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讨论概率的《真理与概率》（1926），从这篇文章又直接派生出了他另外两篇文章的思想，一篇是讨论最优税收问题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另一篇是讨论最优储蓄率问题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都是优化问题，《储蓄的数学理论》中的模型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基本模型，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探究如何找到最优经济增长路径，文中的模型虽然是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追求其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实际上却是一个长期社会计划模型。
从拉姆齐对概率的理解中，不难发现他对经济政策的理解：经济政策必然存在最优解并且可以找到最优解；而凯恩斯则认为经济政策是一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只有合适的政策，没有最优的政策。
拉姆齐面对的世界本质上是个确定性的世界，即使在短期内存在扰动，从长期来看也是确定的，合理预期是人的理性行为，一切不确定性最终都将收敛到客观概率，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姆齐可以被看作合理预期学派的先驱，而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也是拉姆齐确定性世界假设的必然结论，在确定性世界中，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会导致短期经济波动，但最终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理论至今争议不断，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世界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也是拉姆齐与凯恩斯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拉姆齐是最早将宏观分析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人之一，然而，拉姆齐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社会可以看成一个个体，其行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优化模型来求解，在一个确定性世界中，社会和个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会转化为一个数学求解问题，而这正是凯恩斯早已抛弃的方法。
从凯恩斯对概率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个可感知但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或者说世界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住我们所能把握的。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是对凯恩斯的世界观的最好阐释。
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正是由于意识到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凯恩斯毅然地同古典经济学决裂。他不关注有限资源使用的优化问题，因为在确定的世界中，只要给出目标函数和合适的约束条件，必然能找到最优解，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不需要选择，一切都将按照既定的逻辑发生，人们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凯恩斯所要关注的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人们如何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38年所宣称的：“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1924年11月，凯恩斯在牛津大学做了题目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演讲，这篇讲稿于1926年出版。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根据凯恩斯的看法，“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独立行动将产生最大限度的总财富”这个结论依赖于各种不现实的假设，并要求人们能够事先对经济情况作出预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这些假设显得极为简化和幼稚，既然政府放任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就需要找到它的替代方案。凯恩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理想的替代方案。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表示钦佩，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医治自由放任主义弊病的良方。因此他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将政府的职能极度扩大，他说：“我们必须将那些技术上有社会属性的事情，同那些有私人属性的事情区别开来，政府干预的日程安排上最重要的项目不应该涉及那些个人的行为，而应该是那些落入个人领域之外的功能，即那些除了国家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的决策。”（第420页）凯恩斯将政府的职能界定得非常清楚：政府不是去做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而是去做个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政府干预不是为了侵犯个人利益，而是要更好地保障个人利益。
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由他们来对国内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协调，他认为，经济的最大弊病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所造成的，必须“以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贷加以控制，这个机构同时还应当对经济活动的事实进行搜集和传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是通过提供服务和信息，使人们更好地运用理性。凯恩斯用政府干预来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反对个人主义，相反，这恰恰表明他要更强有力地捍卫个人主义，他说：“政府干预是避免破坏现存经济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是使个人主动性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凯恩斯所提倡的是介于政府不干预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虽然哈耶壳一直试图将凯恩斯当成一个伪自由主义者来进行批判，然而，哈耶克本人也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政府干预。实际上双方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原则性的冲突，只不过存在实用性判断的差异，哈耶克强调的是警惕政府的消极作用，而凯恩斯强调的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
如果说《概率论》是凯恩斯的思想源泉，那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就是《概率论》的应用。凯恩斯之所以将自己的著作称为通论（即一般理论），就是因为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所针对的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的特例。的确，确定性世界可以看作不确定性世界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理——“供给能够创造需求”，萨伊定理成立的前提是没有现金囤积，在确定性世界中，货币只在交换中瞬间发生媒介作用，没有其他用途，因此，囤积现金是不理性的，萨伊定理的前提自动得到满足。而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对人类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货币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储蓄价值，持有现金可以减少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担忧，由此他提出一个基本心理法则，给出了小于1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就意味着消费需求小于供给。
另外一种需求是投资需求，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投资倾向偏低，在《通论》中，消费需求相对比较稳定。这样，总产出（或实际总收入）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而投资需求则是由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对比所决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借款者愿意支付的代价，利率是贷款者所要求的代价，只有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时，人们才会进行投资。从长期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只有利率也相应降低，投资才不会减少，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
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利率的认识，在古典经济学中，利率的调整将弥补自愿投资与自愿储蓄之间的缺口，而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利率是持有现金财富的欲望与可持有的现金数量之间进行均衡的一种“价格”。利息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放弃货币的周转灵活性而能够得到的报酬。由于人们有对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进行投机的动机，人们会选择以现金方式持有财富，即对货币的流动偏好。当人们对投资利润缺乏信心时，货币的流动偏好就越强，利率也就越高，由此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就构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这就是《通论》的核心内容。由于就业依赖于有效需求，非充分就业就是常态，这样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分就业成为特例而非通例。
《通论》出版以后，凯恩斯不断警告人们不要把他的理论形式化，但他的学生希克斯仍然在1936年将凯恩斯的理论用一套联立方程式来表述，并且在1937年发表了著名的IS－LM曲线图。希克斯的论文在1936年10月送达凯恩斯，而凯恩斯对此沉默了半年之久才回信说：“我觉得这篇东西非常有意思。就批评而言，我无话可说。”凯恩斯的沉默是有道理的，他从不认为风险可以被精确计算，不确定性只能用于逻辑推理，不能用数学来描述，任何数学模型都无法容纳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正是他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数学模型的使用就隐含着已承认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这就使得古典经济学以一种新的方式复活。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卡恩曾说，将《通论》简化成“曲线图和代数碎片”是一大悲剧。尽管凯恩斯对年轻一代学者将他的理论淹没在代数中的做法表示异议，然而，最终流行于世的正是这些被模式化的方程和曲线。在给他的学生哈罗德的信中，凯恩斯感叹道：“我在我那一代人中没有思想伴侣——不管是最早的老师还是学生。”随着时光的流逝，在经济学的长廊中，凯恩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孤独的背影。
（《凯恩斯传》，＇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79。00元；《凯恩斯传》，＇英＇R。F。哈罗德著，刘精香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版，23。80元）
“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梁 捷
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恐怕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就在从1907年到1911年这短短四年里，进士出身的陈焕章从一个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写出洋洋六十万字巨著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进步之快让人瞠目，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当时的教育体制。
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成100本交到学校才有望获得博士学位。美国的出版费一向很贵，所以日后胡适那一批的学生多半是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之类的出版社印上100本，寄到美国换来博士学位。陈焕章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干，当时国内的出版事业也才刚刚起步，印书并不是很方便。他读博士要比胡适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还几乎没什么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过社会科学的博士。
陈焕章向学校递交论文以后，由于他的论文实在与众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国内经济思想的权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在提及东亚经济思想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其实仅仅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以后，191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基本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M。Keynes）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这个形象在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无疑问，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浞浞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中国的伦理体系是完备自足的。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经济伦理。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