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亚楠-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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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
目 录
再版序言
自序
第一篇 论所谓官僚政治
第二篇 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
第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
第四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五篇 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第六篇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
第七篇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
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
第十一篇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
第十二篇 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
第十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
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
第十五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第十七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附录 王亚南生平
再 版 序 言
一
在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中国人见得最多的坏政治作风是官僚主义作风，人们也十分痛恨官僚主义。但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浩如烟海的著作里，专门系统地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却是寥若晨星！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对于在中国大地上无所不在地飘荡了几千年之久的这个幽灵——官僚政治幽灵的彻底清算，在今天以前是做得很不够的。
现在向读者推荐的这部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好书，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它初版于1948年，当时，中国人民正在用现实的武器批判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官僚政治，并且已进入大功告成的阶段。在震耳欲聋的炮火声里，这部书虽侥幸免遭摇摇欲坠的蒋记王朝的查禁，但在那种形势下，确也难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广泛反响。本书初版印刷两次，仅有三千五百册。
今天，在事隔三十二年之后，人们从一场封建法西斯复辟的浩劫中清醒过来，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对付传统官僚政治，不能止于武器的批判，还需要用批判的武器来进行理论上的补课，以便探索克服它的有效办法。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目前全国批判官僚主义的文章有如雨后春笋，本书也因而获得了再版的机会。读者如能花费一些功夫仔细读完这本不厚的著作，定会发现，它虽不及隆隆炮声那么惊心动魄，但却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思想启蒙作用。这正是当前反官僚主义斗争所十分需要的。
一叶知秋，一本书的遭遇也颇能反映社会的变迁．这部被束之高阁几乎为人遗忘达三十余年之久的著作今天再版问世，正是我国在政治上的巨大变革的反映。必须指出，我们的改革，是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特的方式——自我改革的方式——进行的，它有力地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中国共产党，是光明磊落、勇于自我批评的政党。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天才能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上下一心自觉要求批判官僚主义的思想觉醒的高潮，从而为中国革命前景带来令人鼓舞的气象。
几千年来，中国克服官僚主义的国内外条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过，这一点，看完本书，对照现实，自然就会明白。今后，只要我们采取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不躁不馁，同官僚主义作长期不懈的斗争，可以预期，官僚主义必将得到相应的克服。
二
本书最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做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都有自己规律性的东西可循。因而克服的办法，亦当由此而探究。第一个方面是官的方面。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如本书所述，是既不代表封建领主贵族的利益，又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坏全系于官吏一身，甚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人民荣枯，最后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就是官僚政治从官的方面来看的规律。
依据这一规律，统治阶级讲究吏治者为防治官僚政治的流弊，历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安排，按其实践成效，按其从人治向法治过渡的程度，可以分作五等。
最低级的，就是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即要求官吏在对上级对帝王负责的同时，不仅忠君，而且爱民，甚至倡言“君轻民贵”，要求君主忠于人民，而君主也很少不做“仁政爱民”的表面文章。但是，中国老百姓在旧社会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有从法的角度去考虑自身基本权利被践踏的事实，若非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总是逆来顺受，祈求“真命天子”和“青天老爷”保护。因此，中国人对清官的感情分外深厚。但是，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讴歌越热烈，越说明这类人物的罕见。
较低级的，就是惩治贪官污吏，即当着官吏的劣迹被人发现，引起公愤，造成统治不稳时，杀一儆百，以平民愤。但在官吏是特权的社会里，官官相卫，无官不贪，上级要求于下级的主要是忠不是廉，所以历朝严厉惩治贪赃的法令并不能阻止“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的到来。
中庸的，就是官僚政治本身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如各级地方长官经常迁调以免与豪劣密切勾结等等。这类办法在帝王英明时还能起一定作用， 在帝王昏庸、奸臣弄权的情况下，反而成为陷害忠良和党派斗争的手段。
较进步的，就是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即所谓君主立宪制。但除非有足以与王权相抗衡的新兴政治经济力量来支持（在近世是资产阶级），否则君主立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最激进的，在资产阶级时代，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以法治取代人治。即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分权制；取消行政官吏终身制和实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官吏不再向国王负责，而向民意机构和最后向选民负责。法律规定人民有权监督、批评和选举、弹劾、罢免官吏；人民的权利受法律和一定机构保护，官吏不能任意加以侵犯。从政治结构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作为官僚政治的对立物或否定而出现的，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迄今为止，并没有消灭官僚主义。
以上五种反对官僚政治的方式，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都有参考价值，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其规律不在于根本否定官吏制度，而在于分权制。广义的分权原则的要害，它的核心，在于尽可能使行政与经济、行政官吏与企业保持一定距离，除一些经济命脉以外，国家行政对经济的管理与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政策是它的典型表现。它的好处是，从政治方面保证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提高经济效率，从经济方面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性，提高行政效率。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应逐步改变党政不分工的领导体制，改变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等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扩大商品生产范围，把计划经济逐步地适当地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使国家管理生产的职能从低级领域腾出手来加强高级领域的领导职能。这样做，在经济方面就可以较好地防止来自官僚主义对经济的瞎指挥和不正之风的侵袭，在政治方面就可以做到精兵简政，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干部薪给，符合养廉要求，以便同时彻底废除薪给以外的一切经济特权待遇。再配合以一系列培训与考核、选举与罢免、监督与奖惩等制度，就有可能造就出一支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精干队伍。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可以做到，在政治上高领域、高质量（而非高数量）的集中和经济上因地制宜的分散。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种以经济改革为轴心、为动力的改革，实行起来比以政治改革为轴心为动力的改革阻力小而收效大，是渐进的、平和的改变，既能得到群众从物质利益上的巨大的关心，又无群众政治运动大轰大嗡的各种流弊。如果不这样做，而是让行政与经济空前地打成一片，就会在客观上造成外行继续束缚内行的不合理现象和干部易受腐蚀易搞特殊化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欲求克服官僚主义，无疑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了。
第二个方面是民的方面。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的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落后因素作为其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做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马克思说，“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官僚政治中帝王百官们的神圣庄严诸相，不过是人为的幻觉。如果老百姓有足够的知识，较高的生活水平，心理上与官吏平起平坐，在职业上允许适当自由选择，再加上有一定法制与机构来保障民主，官僚政治也就难以立足。俄皇叶卡捷林娜说，如果农民到了受教育的时候，就是她的统治垮台的时候。这话道出了官僚政治的“阿基里斯之踵”。因此，与官僚政治作斗争的釜底抽薪之法，从长期来看，与其说在官的方面，毋宁说在民的方面，在于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与现代化。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侵害民主的趋势进行了有力抵抗的事实。正是有赖于这一主导方面的增强，使资本主义世界人民民主化进程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否认这种趋势，实际上就是无视人民群众依据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具有利用合法手段迫使统治阶级让步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官僚主义和不使官僚政治复辟的最根本的办法，也只能是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使人们认识美好生活的价值，能有按照社会主义需要改造外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能力，有道德理想与审美情操，有民主、法制与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习惯，在科学明显地成为直接生产力，在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现时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科学知识武装人民，实行科学的民主化和民主的科学化，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要求。执行一条大力提高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路线，不是经济主义，不是修正主义，而是伟大的革命战略要求，特别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更应自觉地满足这一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满足有赖于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强调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产生新的需要，这是生产发展的内在动机的客观前提，认为需要是个人和社会积极性的动力，动力的动力，他们把充分满足不断增长的合理需要同共产主义目的——个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则更是众所周知的原理。因此，通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根本途径来克服官僚主义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这一伙打着“共产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旗号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家，大肆宣扬封建的禁欲主义，高唱生活“革命化”的口号，竭力反对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而他们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这就把他们以民为壑的封建法西斯官僚统治的丑恶本质暴露得一清二楚。
因此，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采取什么态度，既是区分真假共产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区分真反还是假反官僚主义的试金石。一切以任何借口来延缓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方针，都是助长官僚主义活力的方针。任何在这方面认识模糊的表现，都只能使官僚主义者得计。且不说贪污问题，只要把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瞎指挥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主观主义所造成的浪费粗略地统计一下，就谁都不会怀疑，在一个推翻了三座大山达三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对这样好的人民设法改善其生活并不过分，也不困难。应该认识到，在今天，多开办一所大学，多招收一名大学生，多盖一栋民房，多增加人民一分福利，就是给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而给官僚主义釜底抽薪。
对人民大众的吝啬，就是对官僚主义的慷慨！让我们把这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浅显道理写到反官僚主义的ABC中去，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
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和封建残余相当严重的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因此，官僚政治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本书的阐述中，我们除上述最主要的部分以外，至少可以得到下列三点有关的重要理论启发。
第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也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它也涉及武装斗争问题。
本书指出，中国二千多年来农民起义不绝于书，但是，中国历朝农民暴动无一不是官僚政治“竭泽而渔”、“官逼民反”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水平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之后引起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它始终是农民的，而不是市民的。封建社会要实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只有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已经孕育好足够高度的新生产力和足够强大的市民阶级及其反封建的同盟军工人阶级之后才有可能。如果它们还未发育壮大就被破坏摧残，新社会是不会诞生的。建立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官僚政治，不但动员中国传统的儒术、宗法组织等来加强其统治，并且还把它的对立面——商工市民力量也给同化在它的统治之中。这些不是扮演官僚的配角，就是转化为地主豪绅的伙伴的工商业者，伙同官僚、地主把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敲骨吸髓地剥削到大批流散死亡的境地之后，一旦农民揭竿而起，就都只能在战乱中成为没落王朝的殉葬品，而无法以社会革命领导者的姿态出现。中国辛亥革命前二千多年中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无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亦因此故，中国多次农民战争没有表现出积极的社会革命成果，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以新王朝取代旧王朝而告终。
由此可知，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能推动历史前进，必须是反映新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由新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好社会革命条件的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阶级斗争并不是一抓就灵的万应灵药。那种不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斗争，那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左的阶级斗争，不仅不灵， 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一个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仍然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发展生产力，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实现四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