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亚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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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一种思想上、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地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政治形态。在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固不必说，就是自认为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很少有人想超脱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他们好像从来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如其说有，那也不是属于未来的，而是属于过去的。“克明竣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至“协和万邦”的空洞词句，被翻译增饰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唐虞三代的无中生有的“盛世”，变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大口实，而由“明君、贤臣、顺民”结合成的政治理想图案，始终在被宣扬着、漠然地憧憬着，但又似乎从未好好实现过。所以，我们现代很自负的历史学家如钱穆一流人物，就说：“因为中国在先秦时候，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都已经将那些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超越。问题并不在再讲这些问题，而如何去做这些问题。汉唐人能够依着先秦这个理想逐渐作去，实在是了不得。中国的理想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他，这不能因此反骂中国人不长进……在那里，我可以大胆说一句，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还依然会逃不掉汉唐的大规模，政治的一统，社会的平等，此下仍不能超过。这就是说，我们固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现在还未十分达到，将来还要这样做去。”（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我不想在这里批评这种高论，但我得指出：（一）这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思想的结晶；（二）这是中国官僚政治支配下的必然产物；（三）这说明中国士大夫辈对于专制的官僚的统治（注意：钱穆根本就不承认中国秦汉以后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以后还有讲到的机会）中毒之深，所以“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很显然，这样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态，应当只有站在统治地位或帮忙统治阶级的人才特别欣赏，而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一般人民，该是如何想法呢？我们固有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由圣贤讲得那样“高深”，下民如何体会得到；讲得那样“崇高”，下民且无体会之必要。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为实现那种政治理想的补充物。俄皇叶卡捷林娜是中国武则天一流人物，颇懂得孔子的那种教义，一次对莫斯科的总督说；“当我们的农民要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斯温：《世界文化史》，沈（金柬）之译，下卷第四六——四七页）中国士大夫阶层过去也有不少的人能理解到这个道理，但他们总不大肯把这秘密揭露出来。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农民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受到统治者为他们编制的一套有利于统治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期待无非是沿着“贤人政治”，或西人所谓“圣贤统治”（Herrschaft der Besten——德国崇拜中国政治理想的学者莱布尼茨曾这样称谓）的线索，希望出现“真明天子”、“太平宰相”、“青天老爷”。而现实，往往总是给他们那种期望以无情的打击，除了严刑峻法会教他们恭顺外，还有纲常教化以及其他与“治道”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习惯，乃至命运哲学都可以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结果，“明君贤臣”的政治场面，固然要“顺民”维持，而“暴君污吏”的政治场面，尤须“顺民”忍耐。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力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价的。
不仅如此，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地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系列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和强化的。“布衣可以为卿相”，卿相亦可以变为布衣的事例，并不会把官吏与农民间的社会鸿沟填平。而“从古如斯”的政治局面，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期然而然地把既成的社会事象视为当然，而不论它们是如何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如何为稍有现代政治意识与人类同情心的人所不忍闻和不忍见。
懂得了这些道理，才会明白欧洲人的气质，为什么像是不适宜于专制主义政治，而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又为什么像是特别适宜于专制主义政治。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一旦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就会变得非常顽固和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收拾残局，重整山河；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政治上的实利主义与历史惰性，锢蔽了他们，使他们不能相信任固有的社会政治形态以外，还有什么理想。
五
可是，中国官僚政治所表现的上述诸般特殊性格，并不能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得到说明。长期的专制官僚统治无疑大有助于那种政治支配者，使他们有时间有机会把社会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动员起来；把一切“有碍治化”的因素设法逐渐排除出去。“道一风同”的局面一经造成，治化上显出的贯彻作用也就既深且大了。反过来讲，这些又是官僚统治得以长久维持的原因。
一切因果循环论是会失之表象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到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四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
前篇所论述的中国官僚政治的诸般特异性，在我们一般旧历史学家的眼中，都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在他们的笔下，且都被涂上了好看的玫瑰色。一切与此“精华”、与此“玫瑰色”不大调和的称谓，就被断然拒绝。“官僚政治”是从外国输入的名称，固不必说，就是一向公认为“吾家宝物”的“专制政体”，也不被接受了。比如，历史家钱穆曾这样告诉我们：“秦汉隋唐几个朝代，政治武功，社会经济，都有很好的设施。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近于现世所谓民族国家的理论。秦以后，两汉隋唐最有成就的事业是政治与社会。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见前述《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惟其社会是“平等”的，所以政治上的一统并不是专制。然则社会何以见得是平等的呢？他举出汉朝官制如何平等之后接着说道：“人民任官，都有一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它。清朝的考试，法律上规定的时间，三百几十年来都未曾更改过。至于考试的方法；皇帝亦不理会，做官高低，全由吏部掌管，所以中国的政治，实在不能算是君主专制政治。”究竟那是什么政治？他没有明白说出是“君主的民主政治”，也未拿出“君主立宪”这个名称，只含糊其词地说是“一统的政治”。
一个历史家这样歪曲历史，实在令人纳罕。专制政体被他所提出的“平等”事实解消了，官僚政治自然要因此失去存在的依据。也许钱先生立论的主旨不在用以“变”古，而在求所以“饰”今，因为在他发表那篇大作的抗战后期，“汉唐盛世”正被一般论坛上宣扬得天花乱坠哩！设把诛心立论丢开不讲，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原谅如此这般的高论，即一般旧历史家原本就不大肯留意任何政治形态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而那个问题不弄清楚，他们理论上的支离矛盾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但困难的问题是，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之社会经济基础的探究，又不能刻板地硬套一般社会史的发展公式，这就不但叫旧历史家摸不着头脑，且使中外新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也莫衷一是地聚讼纷纭了。
这里需要提出来讲个明白的，有以次几点：
（一）专制官僚政治作为一个社会体制来看，一般是产生在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我们如其不能把秦汉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理解为那种性质的过渡社会，则中国的专制官僚政治究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如其秦汉及其以后的社会仍是封建的，在那种封建社会基础上为什么也能产生专制官僚政治？它与一般封建制的基本不同点何在？
（三）由中国封建制的特殊社会经济条件所限制的中国专制官僚政体，直到秦代始当做一个社会体制实现出来，其实现的历程如何？在秦及其以后诸王朝的封建制是否完全是地主经济的？如其不然，将作何解释？
我将在下面分别解答这些问题。
二
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说专制官僚政治是产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那是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认识。但正如一个有了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不免要受到许多拘束一样，有了政治科学知识的人，对于这里有关问题的想法就不能太过“自由”了。
认定中国秦汉以来直至现代以前的政治支配形态是专制的、官僚的，如其同时又不承认这个历史阶段是过渡性的，于是，比照一般的讲法，就得对中国专制政体官僚制度的产生，提出一些异乎一般的说明来。那些说明，值得在这里提论到的，约有以次三点：
第一，以水来说明。把治水或讲求水利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关联起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可发现一些片断的提示。但晚近注意中国社会问题的苏联学者瓦尔加、马扎亚尔、魏特夫等，差不多都特别强调此种说法，以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经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便要有集中的组织和特殊的技术人材，于是便产生专制国家，产生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官僚。但是，把原有的事实强调得太过火，这就是错误。这些“水的理论家”之所以犯了错误，大约有两件事实鼓励他们：其一是西方人一向比较多知道一点的世界，如埃及，如巴比伦，如印度，都有关于治水方面的记载，特别是埃及，尼罗河早被视为它的生命线，它的政治经济组织，与集体人工灌溉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二，中国夸大宣扬的大禹治水业绩，早成为国外接触中国历史的人最感兴趣的故事，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魏特夫也就不自觉的发生这样的联想了：“黄河与扬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支配中国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随着农业的发达，河道工程官吏的势力不能不增加起来。名声啧啧的禹，其最大功绩，即在于调制河流，整顿山川。”（转引自钱亦石著《中国政治史讲话》，第九八页）然而中国“政治的一统”是在大禹以后很久的秦代才开始实现的，秦代专制官僚政治，据历史所载，与水并无“渊源”。水的理论的系统说明者马扎亚尔又相并地提到另一个因素——“外敌”。
第二，以“外敌”来说明。“拉狄克（Radeck）否认水的作用和意义，……否认韦伯（M．Weber）关于中国国家的起源是由于治水的必要的解说。代替这个理论，拉狄克提出自己的理论，说中国是在和游牧人的争斗中产生。可是，聪明免不了错误，中国的官僚制度不仅在和游牧人的争斗中产生，而且也在和水斗争。并且也不仅在和水（洪水）争斗，如拉狄克之了解韦伯，也是为着水的取得。”（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陈彭合译本，第六九页）“这个官僚制度，是因为实行密度灌溉经济的必要，指导这经济的必要，和一方面组织抵抗游牧人的侵入，一方面化游牧人为农夫的必要而产生的”。（同上，第七零页）秦代在统一过程中，曾有过“用注填阏之水，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的郑国渠；而在灭亡六国以后，又“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筑长城”以及其他对外战争，仿佛用治水再加上对外敌斗争来说明专制官僚政治的产生，真是言之有据了；而且，秦以后的任一朝代，皆有水患，也皆有外患，自然也都需要专制官僚型的统治。然而，有一件史实被持这种主张的学者看漏了，即治水要求与对外战争要求，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及与其相配合的官僚系统的建立上，都不是怎样重要的敦促因素，反而是到了这种政治支配形态已经成立起来以后，才有余力讲求水利，讲求“四征弗庭”；而且，在另一方面，专制官僚的统一到了每一王朝后期差不多都成了招致水患与招致外患的直接诱因。这又将如何解释呢？
第三，以士的创造力量来说明。现在先看吴景超先生所特别推奖的吴保安君的意见。那是说，“君主集权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必定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他，这些人便是士”。这是不错的。“这种新的人物，或为沦落的贵族，或为不得志于本国的贵族，或为自耕农的子弟，总名为士”。这也是不错的。但往后他就想得有些飘飘然了，以为士想做官，又看不惯贵族的骄横，于是就“想抑制贵族，故主尊君，由尊君而联想到一统，由一统而想到政权不应该由某阶级独占，应依照机会平等的原则，交给有才有知的人去掌理。他们这种理想，正合当时集权君主的需要，所以士在政治社会上逐渐取得领导的地位。”接着他还举了“战国时的七雄，没有不用士的”许多例子，仿佛集权政治是依照士的理想，而又为士所实现出来的。吴先生在这样介绍过了吴保安君那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以后，就提出他附和的见解：“士对于创造君主集权国家及打破封建社会的贡献，由作者所举的例证看来，是无可怀疑的。因为打破中国封建社会的人物，与欧美打破封建社会的人物不同，所以中外历史的演变也异其趣向。作者说：在西欧国家统一运动历史里，我们但见许多城市商人派代表，开国会，加重君主之权，以裁抑贵族的封建势力。可是在中国统一运动历史里，却出现这许多称为士的人来，既不作买卖，也不甘于作地主，终日地哄嚷着要改革社会，要从贵族手里取得政权，为未来历史创一崭新的局面。”（以上参见《新经济》半月刊，第九期）然则由士创造的崭新局面，究是称为什么局面呢？两位吴先生都没有说得明白，只含糊的表示：“在西洋史上，封建社会以后，是工商阶级所开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史上的封建社会以后，则未尝有此。”（同上书）
总之，水利也好，外敌也好，士的创造力也好，也许分别在某种限度对促成中国专制官僚政治有所帮助，但中国初期封建的解体，或官僚政治的实现，不但不能由这任一动因解释，且也不能由它们三方面连同得到解释。极而言之，它们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