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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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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向太后的提议遭到了奸臣章惇的坚决反对。时任宰相的章惇,搬出了长幼齿序的理由,力挺简王。他的主张不但没有获得大臣们的认同,而且受到了向太后的驳斥。章惇急了眼,大声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是,赵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树立了皇帝代言人的形象,对笔砚、丹青、射御等艺术的喜好,掩盖了他追求娱乐、享受的天性。向太后怎么可能相信这位端王轻佻?对于赵佶的轻佻,有个重要的受益人——高俅。端王赵佶还没有当皇帝时,高俅替驸马王都尉去送礼,碰巧赵佶在踢球,高俅因为胡乱踢了几脚,“气球一似漂胶粘在身上”,赵佶就把他当成了“国脚”,“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就郑重其事地请王都尉吃饭,非常隆重地替高俅办了“转会”手续。“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如果说靠踢球来锻炼身体无可厚非,但赵佶整天和高俅一起厮混,就显然有点玩物丧志了。赵佶当了皇帝以后,既不考核,也不论功,“忽一日就抬举”踢球的高俅做了殿帅府太尉。在轻佻的赵佶眼里,国事简直如同儿戏。  
  一向和章惇不睦的最高军事长官——知枢密院事、奸臣曾布落井下石,趁机指责说:“今日突然发此议论,实在令人惊骇,未知他居心何在?”利用“上纲上线”的办法使反对派闭上嘴巴,是封建专制体制下政治斗争的智慧和传统。章惇一下子蔫了。19岁的赵佶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无论是封建专制化的国家还是一个组织、企业,最高负责人是主宰、支配、调动和改变、塑造一切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选择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未来。令人悲哀的是,几年后,不幸被章惇言中,赵佶的确不能“君天下”。在当时享有广泛尊敬的向太后,后来被列为奸臣的曾布,在党争中为图一时之利的大臣,甚至包括对赵佶寄以厚望而予以拥戴的善良的臣民,承担了这次选择错误的后果。说赵佶“轻佻”,显然是看轻了他祸国殃民的能力。  
  新皇上任的徽宗,的确像宋江所说的“至圣至明”,表现得像个英明之君。他对内惩奸扬善,驱除邪恶,罢去奸臣宰相章惇、尚书左丞蔡卞(蔡京之弟)等人,召还元佑诸臣,如任命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丞等。他还广开言路,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大臣陈禾引经据典地弹劾宦官童贯等人,一直汇报到了晚上。徽宗说,肚子饿了,先去吃饭,以后有时间再接着说吧。陈禾扯着徽宗的龙袍不让走。徽宗说,衣服扯破了。陈禾大声说,陛下不惜衣服撕碎,我又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呢?徽宗很感动,让太监把破碎的龙袍收拾起来,用来奖励正直又有操守的大臣。宰相张商英劝徽宗克勤克俭,近贤臣,远小人,徽宗表示虚心接受。  
  然而,短暂的清明不久,对艺术的偏好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重用蔡京。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即使被踩在脚下,也能抓住鞋带爬上来,蔡京无疑就是这样的人。蔡京曾经作为奸臣被徽宗赶出朝堂,但两年后又被召回,成为帝国的第二宰相。徽宗用人轻佻得如同变戏法,否则就难以解释童贯在他的统治期内,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封王的太监。蔡京戏剧般的际遇,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权力斗争的结果,因为在任何朝代,党争的结果只能是小人突起;另一方面是他的艺术天分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巴结领导身边的人获利,是中国人脉关系中一条屡试不爽的潜规则。蔡京不断笼络徽宗的宠臣——宦官童贯,他的艺术修养信息不断被徽宗获知和赏识,最后用满腹才华清洗掉了自己的奸臣污点,竟被徽宗引为同类。此后,梁山好汉眼中的四大奸臣——蔡京、高俅、杨戬、童贯以及奸臣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相继出现,宋江所说的徽宗“被奸臣闭塞”的局面形成。从此,徽宗、蔡京联手开始将大宋推向了悬崖。  
  蔡京的复出和被宠信,首先是他的艺术才能让徽宗钦佩。还是端王的时候,作为书法大家的赵佶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和小人的蔡京,深深了解并迎合徽宗的个性和喜好,而这正是正直之士所不齿的。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器来,准备在国宴上用,又怕有人说闲话。蔡京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几件玉器算个?何况在国宴上用,就是有人说也不用理睬。蔡京还引经据典,引导徽宗消费。蔡京说,《礼记》上的“唯王不会”的“会”指的是会计的会,君王过分节俭是可耻的。作为感性四射的文人的徽宗,在听了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后,对其殷实的五千万贯国库的挥霍程度,就可以想像了。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手段。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蔡京显然对这种盗用皇权的手段烂熟于心。  
  徽宗即位不久,开始向周边发动战争,希望有所作为,然而效果却不理想。尽管对吐蕃和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后来的联金攻辽,却打错了算盘。政治上的难以建树,消磨了徽宗开始执政时仅有的那点兴国热情。帝王至高无上的身份,又为他随心所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所以,与五百年后的明朝天启皇帝醉心于木匠事业一样,这个时候他更多地将精力花在个人嗜好上。无疑,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是极为成功的。他在绘画上有极深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一系列稀世珍品;书法上各体俱精,还独创了“瘦金体”。但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却是失败的。他肆意纵欲,生活上越来越不检点,像唐宋文人一样徜徉于勾栏妓院。宋江曾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宋江和柴进等人找到了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那里,希望走走上层路线把梁山兄弟招了安,工作还没谈就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天子身穿龙袍,连便装都不换,“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就独自来嫖娼,真是“轻佻”到了极点。他还迷信道教,曾经扮为道士玩乐,在给浪子燕青的豁免凭据上,就签下了道君皇帝的字样。  
  宋徽宗追求自己的旨趣是他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弊国凋民。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因为其细小无关痛痒,就不会成为祸端。比如,一个官员往往被人从小小的爱好入手,就牵引着走上了不归路,可见慎微、慎初、慎独是多么重要。宋政和初年(公元1111年),徽宗不过和蔡京的儿子蔡攸开了个玩笑,说是喜欢奇山怪石,就被蔡京紧紧抓住,大开进奉之风。由此,直接引发了方腊起义,各地的反抗也此起彼伏,加上外交上的失利,金人寇边,北宋江山终于断送在徽宗手里。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十月初十,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那里的李后主像,见其风流倜傥,不胜感叹。此后不久,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出生。有野史记载说,赵佶出生的前夕,神宗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见。一向相信天命的宋朝人,怎么就没找个算命先生占上一卜,算算吉凶呢?45年以后的1127年,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居然应验,梁山英雄所要“忠心报答”的“赵官家”——已成为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与曾被北宋俘虏的南唐诗人皇帝李煜以同样的方式,成了风流的亡国之君,被入侵之敌掳走,最终客死他乡。  
  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把过多的感性气息带到理性事务中,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一味致力于雕虫之道,终不免失败的结局。李后主、宋徽宗、天启帝的悲剧在于过分地放纵了自己的私欲,没有严格地将个人爱好和国家需要区分开来,从而无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共利益。  
  其实,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个组织的败落、一个人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蔡京分利集团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离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  
  童贯领军征剿梁山失败后,没有向宋徽宗汇报,而是卸了戎装衣甲,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密谋对策。高俅安慰他说,输了就输了,不要烦恼,只要皇上不知道,谁敢说三道四?!然后两个人直接去找他们的老大——太师蔡京商议办法去了。几个人算计好了后,第二天由蔡京汇报说,因为天气炎热,工作没法开展。徽宗当了真,也就没追究童贯的责任。  
  在几次针对梁山的军事行动中,都是由以蔡京为首的小团伙统一了口径后,再向皇上报告。这样,围绕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私家分利集团。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由于组织内部个体力量的弱小,往往容易产生以私人利益或政治企图为基础的集聚性势力。这种势力通过广泛的人脉关系纽带结成联盟,整合并攫取更多支配资源的公权,形成破坏性的牟利集团。在一个朝代或组织中,一旦产生这样的集团,覆灭的期限也就不远了。这样的集团往往与道德、正义无关,于是有人据此评论说,北宋与其说是亡于金人之手,不如说是败于党争之祸。  
  中国历史上,自皇权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被这种集团性力量搞坏或者拖垮。秦朝被赵高宦官集团断送;西汉被王莽外戚集团易帜;东汉被十常侍集团祸国;曹魏被司马昭集团替代;杨坚集团以外戚和大臣的身份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李渊集团以地主武装力量和臣子的身份颠覆了隋朝,建立了大唐;唐代的宦官集团猖狂到废杀皇帝,废黜太子,加上藩镇集团削弱了帝国的力量,酿成了推翻政权的黄巢起义;明代的刘谨、王振、魏忠贤等宦官集团,流毒天下,成为大明覆灭的内因之一;清代先有八旗集团腐朽于内,后有北洋集团节制于外,在四面楚歌中,末代皇帝溥仪极不情愿颁布了退位诏书。  
  历朝历代破坏性的大小集团多如牛毛。蔡京集团既然出现,该倒霉的就是大宋了。  
  金圣叹说梁山事件的出现属于“乱自上作”是很有见地的。在蔡京周围,形成了一股作乱的关系网。徽宗是他的权力的来源和坚定的支持者,童贯、高俅、杨戬是他的朋党,江州知府蔡德章是他的儿子,大名府留守司留守梁世杰是他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他的门人,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殷天锡是高廉的小舅子,高衙内是高俅的义子。  
  历史上,蔡京集团的力量比水浒世界描绘得更加可怕。李彦、梁师成、朱缅、王黼等重臣都是他的朋党,连张康国、刘逵、薛昂、林捻、余深等都因为奔走其门而得入执政行列。知枢密院事张康国曾经试图脱离蔡京集团,但不久暴亡,死的时候张口吐舌,很显然是中毒的迹象。在蔡京集团风气的影响下,衍生出一大批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奸胥坏卒,从上到下,狼狈为奸,残害忠良,欺压善类。有这样一个能够架空皇帝权力的集团的存在,国家不灭亡就是怪事了。  
  蔡京集团的存在,首先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然后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高俅当了殿帅府太尉后,立即整治王进给自己出气。理由很简单,因为王进的父亲曾根据律法条文打过他。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娘子,高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陷害自己的下属,还搬出了律法规定,整得林冲一点脾气都没有。殷天锡看上了柴皇城的园子,仗着自己与高俅、高廉的关系,根本不把享有豁免特权的没落贵族柴进放在眼里。梁中书连年搜刮民脂民膏,派公人运给自己的岳父蔡京。当生辰纲被晁盖等人抢了以后,蔡京派府干到济州知府那里去催办。府干先炫耀自己是太师府里的心腹人,然后要求十日内捉拿晁盖等人,并警告说:“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性命亦不知如何。”大肆贪污腐败本来就不对,赃银被抢了以后,不但动用国家力量为自己寻找,而且还威胁知府,官帽子给你撸了是轻的,重了就是流放或者杀头。  
  在蔡京集团的眼里,国完全变成了家,权完全切换成了利。  
  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蔡京集团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击异己力量。历史上,蔡京曾四次拜相。一朝天子一朝臣,直到徽宗禅位,七十八岁的蔡京才退休。在任时,蔡京打击异己力量无数。他任尚书左仆射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打击元佑党人。蔡京凭借自己的权力,睚眦必报,把和自己意见相左或有个人恩怨者悉数定为奸人。被蔡京登记为奸党的文臣执政官有司马光等二十二人、曾任待制以上官员苏轼等三十五人、外官秦观与黄庭坚等四十八人、内臣及武官十二人,这些人全部被刻在石碑上昭示天下。  
  用大帽子扣在异己分子头上进行打击,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政治斗争的一大特色。  
  章惇、曾布、张商英等都不是元佑党人,只不过和蔡京有矛盾或者政见不和,就被定为奸人。连其弟蔡卞,都因与之意见相左,被排挤在外。有意思的是,坏水可以通过DNA遗传。蔡京七十八岁那年,其子蔡攸为了能早日接班,专门过去看看老爸病了没有,恨不得他早日死了。  
  梁山好汉和蔡京集团势如水火。他们曾抢了蔡京的生辰纲,又破了其婿的大名府,打下了其门生贺太守治下的华州,可谓仇深似海。高俅和梁山素有旧仇,其叔伯兄弟高廉又被梁山所杀,他本人还被击败过三次后获擒,仇恨难以消弭。童贯曾领兵征讨梁山,结果出师未捷,损兵折将,颜面无存。有这样的仇恨和耻辱,宋江等人居然还妄想招安了事,同朝为官,简直是与虎谋皮。  
  正人君子对小人害人的招数往往缺乏足够的估计。后来,蔡京等人把梁山好汉分而治之,然后各个击破,置于死地,就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了。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有了好的政令并不代表有好的政治。因为事在人为,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事。忠臣在位,如果没有党争,政事还清明些;奸臣在位,政局便只有混乱透顶了。这是体制通病。  
  蔡京集团干的最大的一件坏事,就是集团内部高度默契,策划、组织、实施了在中国历史上掀起滔天恶浪的事件——怂恿徽宗打破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格局,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此时宋、辽弱小,金国势大,如果联合尚能自保。辽国一旦被吞并,唇亡齿寒,大宋自然岌岌可危。联金灭辽本意是收复失地,使宋徽宗树立政绩形象,然而这一孟浪行为,最终致使大宋帝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致使帝国臣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致使中国历史又多了一部令人不忍卒读的血泪篇章。当帝国大厦开始崩塌时,作为震源二十多年的蔡京集团才随同养育它的母体灰飞烟灭了。  
  在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时,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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