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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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
在总结苏共垮台的教训时，美国人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得出的结论是：执政的党—国精英的背叛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组织，不是为了献身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地位，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这个分利集团，将国家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自己集团规定的方向上，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利益来整合国家力量。他们对于国内社会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变化也被忽视了，最终导致了颠覆性突变。”
宋徽宗对蔡京集团的存在不是没有觉察。当他从李师师那里知道了童贯、高俅对征剿梁山的败绩匿而不报时，大骂说：“汝这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闻寡人，以至坏了国家大事——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蔽，不使上情下达，何异城狐社鼠也！”可作为文人皇帝的徽宗为什么陷入蔡京集团编织的网中无法自拔呢？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控制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能成为蔡京集团这类非正式组织内部成员的人，尽管出身可能比较卑贱，地位可能并不显赫，但他们往往是皇帝最亲近的人，都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比如宦官、外戚、善于逢迎的小人等。因此，身处权力中心的皇帝，利用这类人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对社会正式规则制度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
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集团专权总是要出现的。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秩序。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如果说苏联的解体，党—国精英集团还能获得变革利益的话，搞垮大宋帝国对蔡京集团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本质上讲，蔡京集团是不希望帝国垮台的。但是积弱多年的大宋帝国在蔡京集团撕咬了二十多年后，已经千疮百孔，脆如蛋壳。即使这个集团想扭转局面，避免自己的母体溃烂，惯性的力量也使他们无力回天，最终的结局是随同母体一同溃烂。
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都应防止出现这样一个分利集团，避免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
第二部分
探讨宋江的博弈心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的社会依然是熟人半熟人社会，很多人特别是握有一定公共权力或者资源的人，都会面临情理法之间的冲突，当冲突来临时就有可能选择博弈的心态去处理问题。宋江博弈心态的产生，有时代的背景。
合法性伤害
合法地伤害别人，对于掌握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资源的小人来说是拿手好戏，这是一门让伤害对象“有苦说不出”的深奥艺术。
有个在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经常陪上面来的人喝酒。他向我抱怨说，身体快垮了，还得挤着笑脸继续喝。我劝他可以不喝，或者有选择性地喝。他说不喝不行，这些人来自要害部门，那个都得罪不起。我说，如果自身条件硬你怕什么？他说，你这就幼稚了，我不指望他们能帮上多大忙，就怕他们到关键时候祸害我一下，只要舌头或笔头一歪歪，什么都有可能泡汤。
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称做“合法（理）性伤害”，名称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这种叫法却十分形象。整治别人并不需要违反律法规则，只要采取合理合法的形式，就能让你服服帖帖，有苦说不出，这真是高明的伤害。武松被刺配到安平寨的第一天，有经验的犯人就告诉他：“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他时，端的狼狈。”
犯人的话说得很清楚，吃杀威棒是规矩，但有轻重之分。决定轻重的根本因素，是有没有银子。如果使了银子，所受的伤害就轻；如果不使银子，所受的伤害就重。打不打杀威棒，是制度规定的，而杀威棒的轻重，则是由执行的人来掌握的。规则的实施力度，取决于合法伤害权的收益情况，两者呈反比关系。所以当看到武松没有银子孝敬时，差拨立即表明了态度：“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潜台词是，你没有银子给我，我就按制度办事，行使合法性伤害的权力，即使打死了你，也没法追究我的责任。这就是合法性伤害的隐蔽性。
合法地伤害别人，对于掌握公共权力或相对稀缺性资源的小人来说是拿手好戏，这是一门让伤害对象“有苦说不出”的深奥艺术。无论正式的制度规则如何，拥有这种能力的人都可以把它变为一种利器，从而使伤害合法化。种种财富、资源和利益，都会据此重新分肥和调整。林冲刺配到了沧州后，首先了解清楚了合法性伤害的行情，然后很痛快地将自己的财富转让出来。心理预期得到实现的狱卒，连制度规定的杀威棒都免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施恩想利用武松重霸快活林，不识时务的武松很可能就“交代”在差拨手里了。
对于暂时找不到合法性伤害借口的对象，小人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由无法伤害到合法伤害，中介是做局。林冲和武松都曾经领教过小人们的高招，这里只说武松。他打跑了快活林的“总经理”蒋门神，直接切断了幕后老板张都监和张团练的财源。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张都监先是把武松提拔到自己身边，让其进入自己实施合法性伤害的射程之内，然后好酒好饭地招待，还许诺要给武松找个老婆。可怜武松还以为自己遇到了好领导，醉酒后糊里糊涂就进了圈套，被当做贼人捉个正着。张都监看了大怒，变了面皮，喝骂道：“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一副武松辜负了他的培养的样子。
既然武松犯了偷窃罪，根据大宋律例送入官府，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给他定个罪还不简单得很？得了钱之后的知府也是根据律法行事：“这厮是远流配军，如何不做贼，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既是赃证明白，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武松屈打成招。既然案子做实了，知府也就不客气了，说：“这厮正是见财起意，不必说了。且取枷来钉了枷下。”施恩哪是蒋门神的对手？快活林又重新成了张都监集团的财源了。历史上，因做局而被合法性伤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杀死岳飞的合法理由是“莫须有”，处决袁崇焕的合理借口是“通敌卖国”。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握在小人们手里的国家公法，在阴暗心理的作用下，完全切换成满足私欲的工具。
解珍、解宝兄弟打伤了为害一方的老虎，老虎跑到了“乡长”毛太公家的花园。毛太公因为接到了官府的告示，正愁打不着猛虎没法请功，现在老虎跑到自己家里来了，他怎么肯让解珍、解宝取走？因此两下里便动起手来。解珍、解宝有点儿幼稚，指着毛太公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理会！”谁知道毛太公早已经准备和解珍、解宝“官司理会”了。毛太公的儿子设局捉了两兄弟，理由很充足：“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只大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掠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办案的孔目王正是毛太公的女婿，不由分说，按倒就打，让两个人招供“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解珍、解宝也屈打成招，不但案件做实了，而且一场民事纠纷也变成抢劫罪了。按大宋律，抢劫罪要凌迟处死，现在可以对解珍、解宝合法性地进行任意伤害了。
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往往是精明的经济人，他们能真正落实以物质利益为中心，采取各种方式将这种权利置换成现金。林冲刚到沧州牢城时，老犯人就介绍说：“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是拿着柴进的“介绍信”去的，在交纳人情时除了多得了点笑脸，并没有享受打折或减免的优惠政策。面子只是交易双方的“介绍信”，拿着一张名片或者一页纸就想把事办利索，属于典型的书生思想。可见，面子只有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才能实现其潜在的人情价值。
清朝著名文学家方苞曾经坐过监狱。与他一块上刑的还有三个人，第一个交纳了三十两银子，骨头受了点伤，养了一个多月；第二个交纳了六十两银子，皮肉受了点伤，养了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交纳了九十两银子，当天晚上就活蹦乱跳了。狱卒对方苞传授心得体会说，就是穷得没东西，也要折磨，目的是严肃规矩，防止有人抱侥幸心理。合法伤害权的拥有者都已把这种交易做成一种产业。这也难怪，如果手头的合法伤害权可以用来获得一本万利的收益，那么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规模效应，就在情理之中了。
并非所有的合法性伤害，都是为了获得政治或者经济利益，对于心理阴暗的人来说，采用合法性伤害可以达到给自己出气的目的。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小插曲耐人寻味。李鸿章因为弹劾过翁同的哥哥翁同书，翁同就一直记恨在心。在李鸿章建设北洋水师时，作为当朝帝师、户部尚书的翁同百般掣肘，或以节约为名克扣、拒拨军饷，或鼓动大臣以贪污为名弹劾李鸿章。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而作为帝师的翁同一力主战。王伯恭曾经劝翁收口。翁说，我正想让他在战场上试一试，看他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治他的余地了。为了能够合法性地伤害李鸿章以报私怨，作为帝王师的翁同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真是卑劣至极。
总的来说，能合法地伤害到别人，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一是能够支配一定的公共权力或者相对稀缺性资源，二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为核心，三是心理层面比较阴暗。一旦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拥有一定的资源，哪怕是个下水道修理工，都可以不顾你家里污水四流，面对请求名正言顺地说，研究研究再定吧。
现在看来，生存真的需要大智慧，不仅要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还要时刻提防那根本就莫可名状的、披着规则外衣的黑暗伤害。
一个小吏的情理法难题
软约束的人情之所以能够战胜硬约束的法理，是因为人们在处理与能够获利的人脉关系相关的问题时，往往采取博弈的心态。
任何人都不希望违反社会正式规则，而遭受到律法的追究和惩罚。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经常会面对情理法冲突而无法抉择，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陷入泥潭。涉及胡长清案的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在交代问题时就说，随着交往的加深，胡一次次给他送钱，他都当成了朋友间的馈赠。当胡处在困境时，碍于情面，他觉得作为朋友有义务提供帮助，于是就做出了违反法纪的事情。
与济州缉捕使臣何涛一块吃早茶的郓城县押司宋江，也碰到了这个难题。他的难题不是何涛要找麻烦，而是好友晁盖抢了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成为朝廷缉拿的要犯。如果说宋江的人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根源就是他在情理法的冲突中迷失了方向。综观宋江的人生历程，他是不愿意与朝廷为敌的。即使在被刺配途中，被接到梁山上，他都不愿意落草。后来上了梁山后，他力排众议，主张“暂居水泊，只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临死前，他还对李逵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尽管他自负“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抱怨自己的人生经历“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但体制内良性生存一直是宋江的人生信条。
何涛作为一个缉捕使臣，既不聪明又不称职。晁盖一个小小的“村长”既然敢抢劫生辰纲，肯定是有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和关系网做支撑。他不调查研究就准备下手捉拿，显然不聪明；他不等到郓城县衙上班时，直接与县官沟通情况，就轻易把如此重要的机密，透露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值班人员，显然不称职。宋江听何涛介绍完案情之后，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网络都以一个“己”作为中心，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递加。也就是说，中国的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陌生人”是很难融入熟人社会中去的，建立相互信任就更加困难了。一个新的负责人到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组织之内，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受制于旧有的熟人圈子。何涛作为从上面下来的差官，宋江当然很尊敬。但是作为一个外人，他根本没法进入郓城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也可称为关系社会或后门社会，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熟人好办事，以至一些人把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古至今，无论办什么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熟人。办一件事情，不是凭制度和原则来处理，完全看来人情的生与熟，关系的深与浅。何涛不明就里地和宋江谈论捕拿晁盖的事，这样办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对于宋江来说，决定向晁盖等人通风报信的时候，已经做出了抛国法而选人情的抉择。熟悉公文报送程序的宋江很冷静，对何涛递过来的公文，他先是表示“公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拆开”，利用程序化规则一下子把自己撇清，然后嘱咐何涛“这件公事非是小可，勿当轻泄于人”，显示自己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已经“轻泄于人”的何涛只是一名武官，哪懂得小胥吏的这些弯弯绕？还一个劲儿猛夸“押司高见极明”，恳请宋江“千万作成”。
这个时候的宋江是否偷笑何涛的呆傻，已经无从可考。但宋江接下来能以回家“分拨了些家务便到”的借口脱身，然后立即飞马报于晁盖，说明何涛等公人的办事素质，实在不敢恭维。等到县衙上班后，宋江领着何涛见了知县做了汇报，并以“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拿”为由，为晁盖等人赢得了充足的时间。在泄密问题上，宋江处理得冷静、合理而又富于智慧，显示了日后梁山“一把手”的基本素质。有这样一个把知县、缉捕使臣玩于股掌的能吏与朝廷为敌，也算是那些庸官的不幸了。
奠定宋江一生命运走向和日后江湖地位的泄密案就这么发生了。宋江终身恪守忠义信条，临死宁愿拉着李逵垫背也不愿意背叛朝廷，应该说表现出对国家法理的无比忠诚。但为什么在捉拿晁盖的问题上，却毫不迟疑地站在了情的一面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软约束的人情之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