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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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宪政制度下，公民纳税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
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纳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专制始终是政治的唯一核心。
中国历史上，赋税被称为“皇粮国税”，纳税人被称为“小民”、“刁民”，统治者一味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了纳税人的权利。让交多少就交多少者，被称为“顺民”，予以口头表扬；稍有异议者，被称为“刁民”，则威胁强迫；流离失所者，被称为“流民”，救济措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稍有反抗者，被称为“暴徒”，坚决血腥镇压。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义务和权利不对称的赋税制度，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破坏了社会生产，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甚至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的基本因素。
抛开祝家庄的悲哀不论，祝家庄与梁山的冲突原本可以推迟或避免，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教育政策有问题，三个庄一致向村民灌输“防火、防盗、防梁山”的安全知识，把梁山当成了时刻有可能进犯的头号敌人，战争的弦绷得很紧。加上祝家三子、扈三娘、李应骁勇善战，三个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又大大低估了梁山的力量。于是小小的偷鸡事件，变成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索。
对于祝家庄的挑衅，宋江是主战派。在梁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摆出了四条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核心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山寨人马众多，打下祝家庄，可以得到三到五年的给养。梁山本来没有马上想到去打祝家庄，而今偷鸡事件使得可以“趁势去拿那厮”，一下子促成了梁山的战略出击。
这是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仗，政绩能不能树立起来，关系着他今后的政治地位和声威口碑，所以梁山派出了2/3的主力攻打祝家庄。从对阵的情况看，祝家庄与梁山是棋逢对手。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知祝家庄是出于自信还是对官府的不信任，梁山几乎倾巢来取，竟然不去报官。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官府是出于坐收渔利还是不愿花费军饷，面对两大军事力量的对决，竟然毫无动静。
不难设想，如果官府及时决策出兵两路，一路协助祝家庄民团，对宋江部形成夹击之势；一路兵进梁山，偷袭晁盖的大本营，梁山将覆灭于此役。可是，官府错过了这个歼灭巨患的绝好机会。官府方面的毫无动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证明了官府的不作为和无能为。
由于战前李应与祝彪交恶，李家庄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但联盟出现裂缝后的祝家庄依然是块硬骨头。第一次攻打祝家庄，由于地形复杂，到处是盘陀路，宋江部轻易冒进，被祝家庄迷局困得走投无路，如果不是石秀及时提供了侦察信息，宋江很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如此，宋江仍然损兵折将，杨林和黄信被活捉。
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宋江试图说服李应帮助梁山，但被他以有伤在身为名拒绝。李应采取的这种中立姿态，为宋江消除了一大隐患。此次出兵，宋江依然没有讨到便宜，宋江本人差点被捉，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活捉了秦明、邓飞，打伤了鸥鹏，扈三娘活捉了王英。如果不是后来林冲捉住了扈三娘，宋江不但毫无脸面可言，而且攻打祝家庄的计划也有可能搁浅。
由于扈三娘被捉，导致了独龙冈三庄联盟的彻底终结。任何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的分裂开始。战前，由于祝家庄处置不当，李家庄已经保持中立，并有暗助梁山之势。此次扈三娘失陷，迫使扈家庄暗中与梁山谈判，并采取了中立策略。即使是这样，面对祝家庄这个刺猬，宋江仍然无法下口。到目前为止，祝家庄依然保持着全胜，双方对阵情况是20。
纵观招安前对官府的战争史，梁山就没有吃过败仗。晁盖劫了生辰纲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地方武装，出兵围剿梁山，被杀得大败。梁山杀了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后，高俅从各地调精兵强将，大兴三路雄兵，并让呼延灼摆下了连环马，依然被破。不得已，童贯与高俅亲自出马，先后领兵围攻梁山，也最终失败。其中，高俅率十路节度使，领十万精兵进攻梁山，居然被活捉。
此外，梁山破江州、大名府、青州、高唐州等地，无论面对正规中央王牌军还是地方杂牌军，都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可是面对祝家庄以及后来的曾头市，梁山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每次都是损兵折将，直至后来当朝廷的枪头去打方腊，几乎全军覆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官兵不如民兵，民兵不如草寇”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呢？
原因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是由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位而建，所以皇帝对握有兵权的将领十分忌惮，害怕他们依葫芦画瓢，所以采取了抑制兵权的政策。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充兵员。
宋朝统治者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潜在反抗者变为镇压者，可谓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做法被称为“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另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尽管宋神宗即位知其病，废除了这种办法，但遗弊却无法消除。所以无论童贯、高俅还是关胜、呼延灼，都是临时拼凑来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队，不加养练，就去攻打梁山。而宋代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轻易不动，厢军均是老弱，兵士地位甚为低下，类似“听差”，基本没有战斗力可言。以这样的军队对付梁山，效果可想而知。
在祝家庄与梁山的攻守战中，祝家庄表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其所训练的民兵，作战目标清晰，作战方式灵活，作风勇敢顽强，连续两次打退宋江的进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官府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地方势力出于自保，集资招募兵勇，由于采取了灵活的练兵方式和激励措施，训练出了高素质的作战队伍。
就在宋江骑虎难下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官府”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立即分出了胜负。孙新和顾大嫂等人为了营救解珍、解宝兄弟，把其兄——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拖下了水。曾经领取官府俸禄的孙立，为了送给梁山一份见面礼，居然利用自己与祝家庄教师栾廷玉的同学身份，打入祝家庄，玩了一出无间道，与倾巢出动来帮助宋江的吴用一起，破了久攻难下的祝家庄。这样，孤立无援的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官府不仅没有收到两虎俱伤的渔利，也彻底丧失了消灭梁山的最好机会。
历史上，由于专制制度的腐败，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加上朝廷治理军队乏术，在很多时候官兵的战斗力不如民兵。南宋末年，地方民兵在北方四处出击，延迟了金兵的南下；明朝末年，湖北民兵伏杀了李自成，给义军以致命的打击；清朝末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民兵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促成了清朝的短暂中兴。
其实，祝家庄的悲哀也是朝廷的悲哀。纳税人一面交税养着尸位素餐的朝廷力量，一面不得不另掏腰包进行自我保护，为了同一件商品，要支付两次费用，而且换来的还是假货，真不知道朝廷的公共权力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黑狱不是商业传说
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一旦执法权落到了心术不正的执法者手里，而制度又对律法的执行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公共权力便会切换成私人牟利的资源。
《监狱风云》是一部香港商业片，我曾经反反复复看过好几遍，起初是为了消遣，后来是震惊于影片所描写的司法体系的黑化。周润发、梁家辉等扮演的社会各层次人等因罪入狱，饱受监狱内黑社会帮派的折磨。然而，最大的伤害来自于司法工作者，他们对服刑人员进行合法性残酷折磨，最后激起了激烈反抗。在这里，司法工作者成了邪恶的代表，服刑人员反而变为正义的化身。
以后我又多次看过类似的影片，包括美国、欧洲的一些大片。虽然故事不同，但寓意如出一辙，都是讲正义与邪恶的互换。导演炮制这样的影片，无非是想通过角色的冲突、情节的矛盾、人物的魅力，吸引更多的眼球，获得丰厚的票房。这种以盈利为目的故事叙述，经过了商业化的加工与包装，往往有夸大其词的嫌疑。然而，我慢慢发现，这种黑狱现象，似乎并不止是现代电影版的商业化故事传说。
武松曾经有过两次黑狱经历。他为了给哥哥武大郎报仇，亲手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被官府从轻发落刺配到了孟州。刚到孟州的监狱，牢里的犯人就劝告他，向牢头差拨孝敬点银子，“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他时，端的狼狈。”
囚犯对武松的劝告，让人倍感心酸。这些普通的囚犯可能既没有银子做“人情”，又没有武松这样的利用价值，同时也没有办法像那八九十个囚徒打手一样，靠出卖自己的生命和肉体获得施恩的眷顾，只有面对那一百杀威棒和日常的刑罚了。吃了亏长了见识的囚犯们，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而是好心地提醒后来人，怎么样才能避开执法者的黑暗伤害。囚犯们还给武松介绍了执法者两种伤害方法，一种叫盆吊杀人法，一种是土袋压杀法，“只是这两件怕人些，其余的也不打紧”。在这样的黑狱里，生命已经失去了尊严和价值，弄死一个囚犯比捏死一只臭虫还容易。执法者具有很强的创新开拓精神，发明了很多艺术性的刑罚和杀人花样。刑罚与杀人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
比黑狱还黑的是冤狱，冤狱是黑狱的最高形式。在黑狱中，执法者无非就是想弄点钱，然后就是拿刑罚犯人作为一项乐趣，如同观看斗鸡比赛，欣赏那残酷的“美”。当然，如果犯人实在不懂事，“惹”得执法者们心烦了，可能会要犯人的命。冤狱则不然，一下子把罪名做实了，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武松第二次碰到的就是冤狱。张团练丢了快活林，白花花的银子流走了，就去找张都监帮自己出气。张都监设局以偷盗罪把武松扭送到了官府，拿了银子的孟州知府，根本不会也没有必要让武松辩解：“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在明确规定不准刑讯逼供的现代律法制度下，某些地方对犯人用刑仍是家常便饭，何况是在九百年前的北宋时期。武松再也没有了“我若是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的骨气，眼看狱卒拿起批头竹片，雨点般打来，只能屈打成招。这个时候，决定武松死活的已经不是案件本身的律法依据问题，而是银子的多少问题。随着施恩和张团练竞投标似的往官府里送银子，武松的命被保了下来。在流放途中，张都监、张团练派人欲斩草除根。江湖经验丰富的武松躲过追杀，并杀死杀手后返回孟州，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张团练等15人。一个冤案不仅塑造了一个杀人魔王，也培养了一个反朝廷悍将。
屈打成招的不止武松，猎户解珍、解宝也一样倒霉，遭遇了同样的冤狱。因为一只伤虎的归属问题，解珍、解宝与毛太公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然而毛太公依仗自己的势力，把兄弟两人扭送到了官府，硬是弄成刑事案件。州里负责案件处理的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王正先去上司那里汇报了一番，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然后才把解珍、解宝带到公堂之上，“不由分说，捆翻便打”，一定要让兄弟两人招作“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掠财物”。在这种形势下，解珍、解宝只能按照毛太公的意思招供。解珍、解宝在当地是英雄人物，毛太公不想留下后患，就和王正商量：“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打关节。”得了银子并听信了王正结果两人性命之言的节级包吉，决定保证毛太公万事大吉。他让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跪在死囚牢里，骂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如果不是小节级乐和通风报信，顾大嫂等人成功劫狱，解珍、解宝就会成为冤死鬼。这一起冤狱的后果更严重，一下子培养了孙立、孙新、顾大嫂、乐和、解珍、解宝、邹润、邹渊八个反朝廷干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出黑狱两个最根本的特点：一是讲钱不讲法，有钱就免打，没钱就狠打，打与不打，杀与不杀，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制度规则，而是银子；二是讲权不讲理，有了权力的后盾，就可以雇用囚犯做打手，开办黑社会公司，可以任意、虐待打杀良民、犯人，完全不用考虑天道公理。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一旦执法权落到了心术不正的执法者手里，而制度又对律法的执行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公共权力便会切换成私人牟利的资源。执法者通过任意支配自己的伤害能力，既创造了经济效益，又获得了虐待的快感。
这种黑暗伤害的存在，既是百姓的不幸，也是社会的悲哀。在整个腐败的司法系统里，案件开办前，有宋江这样的公人通风报信；追捕犯人时，有朱仝这样的公人私放罪犯；决狱时，有阳谷知县这样的公人贪赃枉法；刺配流放时，有董超、薛霸这样的公人图财害命；进入监狱时，有管营、差拨这样的公人出卖律法。大宋帝国的整个司法体系，已经切换成了个人获利的“利器”，国家统治秩序崩坏得一塌糊涂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武松最突出的政绩是景阳冈打虎，这也是让他一下子走红的壮举。武松对自己的“成名作”很自豪，同敌人对阵时，往往先拿出来忽悠一下对手：“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虫，也只打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能打死老虎的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生得一副铜筋铁骨。而解珍、解宝最突出的能力是打猎，在登州猎户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兄弟两人七尺以上身材，腰细膀阔，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
连武松、解珍、解宝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能
